我已经悲观到一个境界了

悲观也是一种境界

王国维

以水作为最后归宿的，最有名的是屈原，过几天就是端午节，这节日就是为了纪念他自沉汨罗而设的。还有一位就是民国时期的大学问家王国维，1927年6月2日投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而去。
我们这一代人对王国维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毁而誉的过程。小时候读书，王国维是清廷遗老，反动文人。后来上大学，图书馆里有王国维的著作，还有许多关于王国维学术思想的讲座，对王国维的研究正蓬勃而起，使我们对王国维又生出了许多崇拜。
他的著作，除了《人间词话》，其它的对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是极其陌生的。如《曲录》、《戏曲考源》、《宋大曲考》（1912年旅日时整理成《宋元戏曲考》)，开研究戏曲史之风；《简牍检署考》、《流沙坠简考释序》、《殷虚书契考释序》、《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后改写为《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等，考释甲骨文与流沙坠简，重视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对史学界有较深影响。
人们对《人间词话》的了解，也是因为王国维在书中提到了做学问的三种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稍读过几天书的人，对这三种境界的提法无不熟悉，也常常在作文中引用。进而也对王国维生出了几分好奇。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生于浙江海宁一个普通商人家庭，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母亲早逝，父亲长年在外经商，致使他从小性格孤僻，体弱多病、木讷寡言。鲁迅先生曾说王国维老实得像火腿。
在一般人看来，王国维是一个矛盾体：学术先进，思想保守。北京大学教授刘煊这样评价王国维：他给后人带来两点惊奇：第一，他首创用西方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学术奠基人，至今为止，他的学术仍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王国维的研究领域兼顾文史哲美，且各领域研究境界皆极高，这对于学科细分隔行如隔山的今天，王国维的才华令人惊叹。
学者张春田则认为，王国维很多学术文化的思考，都跟五四新文化人不无相通之处：他引西洋哲学来重新审视中国经典，已略开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路径；他关于文体代变升降的说法，此后有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相继承；他反对文绣的文学、模仿的文学，也颇似陈独秀“三个推倒”和胡适的“八不主义”的先声；还有他治戏曲史的方法，一定程度上也被鲁迅借鉴而用到小说史研究里。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的学术确实呈现出“现代”面貌。
在王国维的政治与学术生涯中，辛亥革命是转折点。辛亥革命前，他治西学，主要是想解决自己的人生苦恼（虽然，最初也有改革教育的目的），但他出哲学入文学，始终徘徊不定，“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怀疑将来的选择或在“二者之间”（《三十自序》二）。辛亥革命后，王尽弃前学（据说，为了表决心，还把旧作拿出来烧掉），改治国学，折衷感情理智，最后归宿是史学。这种选择应与遗老派“拒食周粟”的态度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有关。
王国维对退位的清廷应该是有感情的。辛亥革命后，溥仪身边的人作鸟兽散时，他应召当了逊帝溥仪南书房五品头衔的行走，脑后边拖着一条没有剪掉的辫子，出入于北大、清华校园等各种场合，直到辛亥革命16年后的1927年自沉时，他依然留着一条辫子，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他受聘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时，也是奉诏受聘；因为北大学生写文章批评溥仪，他不惜与北大决裂。
王国维是反对革命、绝望政治才死心塌地做学问。不以“天下为己任”，而以“文化为己任”，好像古代失其官守、抱器而逃的史官，对保存和延续文化有功。
正是这种学术与政治碰撞，使王国维内心极其的苦闷与忧郁，对未来世界充满了悲观，从而也造成了他自沉湖底的悲剧。
忧郁与悲观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抒情文学的主色调。王国维以他的忧郁与悲观书写，承继和发展了中国抒情传统，并对后世的文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郁达夫忏悔“沉沦”的感伤，到沈从文寄托“边城”的牧歌，从张爱玲“（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隐忧，到白先勇“旧时王谢”重温“游园惊梦”的悲悯，忧郁与悲观的影子让我们依稀可见。
中国的文人，历来都有着强烈的历史哀悼和救赎的期待。
王国维也不例外。
张春田认为王国维像哈姆雷特。“他敏感忧郁，不断追问人生的意义，不知如何在历史情势中自处。清廷的衰亡，标志着儒家通过建制化的配置而支配中国人生活秩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样一个时间陷落、意义链条崩塌的时刻……对重建一个安稳整一的生活世界，他是完全悲观的。”
当一个人对未来完全悲观的时候，他的选择其实只有一个。于是1927年6月2日他留下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当日在北京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杀。
在清华园里，在王国维去世两年后，由当时著名建筑家梁思成拟定碑式，同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陈寅恪亲撰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也许是感到未来社会将会日益的思想不自由、不独立，而自己对此又无力改变，“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终使王国维选择了这样一条与众不同的不归路。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一个文人心动的？当今社会，不是也有许多文人在苦苦思索与追求吗？
只是谁能做到王国维这样的境界？ 因为大家都知道重建完美世界永远都是梦想。
悲观的王国维，仅此一人耳。
所以，悲观也是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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