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朱程的理学与当代的心理学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程朱理学,简称理学,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学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上帝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纷扰扰纵横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所以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贤（儒家最高修为者,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后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偏离天道了.他还认为,由于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理学”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继后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学的学者称为“理学家”.理学初起于北宋、盛极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没落.它是宋朝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儒学思想,除了传统儒学的自身更张和社会形势所迫之外,还与大量融入了佛老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学名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朱熹、吕祖谦、杨简、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曹端、薛瑄、吴与弼、邱浚、陈献章……等.细分来讲,陆王、濂溪与理学有所差异,而更备道而驰,万不可混为一谈.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在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独尊于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却完成了新儒学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无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这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体制十分的适应.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为儒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色彩并不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后,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宋朝以后,中国很少再出现像李白这样“狂歌五柳前”的诗人了.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后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他们的好后学朱熹（1130—1200）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1].程朱理学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认为它忽略了伦理道德秩序,但同时又从道家思想里借鉴了许多关于道的论述,作为儒家形上哲学体系的材料.其实这正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具体表现.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较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朱子是继孔子后,儒学集大成者.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一本著作《近思录》作为理解四子书（指周、二程、张）的阶梯,而他认为四子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近思录》曾为后世儒生必读.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2].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继朱熹之后,明朝大儒王阳明（王守仁）将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心学.明末,李贽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清朝以后,“反理学”的态势一度形成.颜元此后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3]；“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4]；又批程朱“徒见道于纸,谈道于口,考道于笔”[5].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6],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7].清代戴震认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五四运动后,知识份子极力破除“吃人的礼教”[8],甚至对理学有一致的观点,中国的衰落自宋开始,其中,朱熹的理学曾被认为是所有这些衰落的罪魁祸首[9].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包括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张载与王夫之的气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派（以“理”为核心概念）、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派（以“心”为核心概念）、陈亮与叶适的事功学派（以“事功”为核心概念）等.陆王心学于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张载与王夫之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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