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讨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关系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任剑涛

　　笼统地说告别革命是含混的，而笼统地讲反对告别革命也是含混的。确证还是反证告别革命，都需要在弄清将要告别的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的前提条件下进行。这是有难度的。因为，我们长期处于一个革命的正当性不容质疑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之中，革命与正当性直接地钩连在一起。由此，革命与理想性、崇高性、集体性、进步性、道德性等等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词汇关联；反革命与当下性、保守性、卑劣性、利己性、蜕变性等等具有消极意义的价值判语等同。加之革命这个术语蕴涵的复杂，究竟我们如何可以充分地确认革命的欲求所具有的正当性的根据，长期以来也是不清楚的。就近代以来的革命话语来讲，社会政治革命具有一种先导性。而科学革命、文化革命就并不见得与之同义。我们在判断革命正当性的时候，显然需要对于这种种不同的革命加以性质上的区分。并且，我们对于革命正当性进行反思的时代背景条件也需要加以重视。在一个社会政治革命高歌猛进的时代里，提出反思革命正当性问题就是反革命的。在一个社会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坚实的制度建制与协商行动作为平台的时期，反思革命则成为一直以来与“革命”相对应的“建设”所不可不做的事情。因为在一种对应的结构中，不清理革命的正当性问题，就无法引入建设的正当性问题。这是当今中国反思革命或告别革命立论的三个起码基点。

　　在今天，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理性的成长，使得我们对于革命与正当性直接钩连的关系可以加以解除，也使得我们对于革命的复杂蕴涵可以加以理智的确认，当然也使得我们可以把革命曾经具有的永久正当性，放到时代的有效性中间加以量度。假如我们认可革命的具体形式是可以有区别的话，在我们应当走出那种血与火式革命境地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毫不迟疑地进入商谈与积累的建设天地，而不应当把过去的革命理念作为衡量当下行为正当性的不变依据。否则，这就会构成与当初的革命选择相悖反的荒诞状态。而且，假如我们进一步将社会政治革命与科学革命、文化革命作适当的分割，则具体的社会政治革命之不具有永久的正当性，就更是一个“与时俱迁”、“与时俱进”的革命者所不能不加以慎重对待的问题。否则，“继续革命”情景中的社会衰颓足以显示“革命的反讽”。在我们处于当今这个现代化建设的胶着状态的时候，这种“历史记忆”绝对是不可以淡忘的————回到那个革命时代、还是决绝地走出那个革命时代，不是一个价值眷念的问题，而是一个当下去取的问题。

　　于是，告别革命的主体问题，与告别革命的方式问题，比之于为革命的崇高性辩护的问题，是两个要来得紧要得多的问题。从前一个方面看，无疑，讲告别革命，不是在个别领导干部革命意志衰颓、个人生活糜烂的意义上讲的。这些人的“口腔文化”之所以能够获得发育的空间，当然不能仅仅归咎于这些人个人的因素。不看到“口腔文化”乃至器官文化泛滥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而只是针对这些人的革命意志问题进行申讨，无疑抹杀了这些社会问题具有的政治显示器作用。我们相信这些人中间的大多数曾经是革命的————至少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对于口腔文化之类的器官文化是抱持一种心理蔑视、甚至深恶痛绝的“革命”态度的。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时代会发生从轻蔑到喜好再到不能自拔的心理—行为转变，而且这种转变客观上还显得那么普遍？一方面这当然与权力和市场的直接钩连有关系。社会对资源的配置，如果既不能按照市场的规律进行，又不能按照以前的行政权力支配的形式进行，那确实会产生一种资源配置的真空状态：资源配置的无约束状态。这样，原来集纳化地使用集体资源的某些革命者，难免会演变为分散化的占有市场份额的个体行动者。而未曾加入革命队伍的市场行动者就会努力地去寻找具有高尚外衣庇护的“革命者”的保护————社会转型时期普遍流行的“寻租”现象就此有了土壤。在这里，曾经作为革命集体成员的某些蜕化了的革命党员，不是告别革命的主体，而是依附于革命获得报偿的行动者。他们之所以能够与未曾革命的分子组成“分利联盟”，就是因为革命成为了分利的资源构成部分。假如革命党不转换思维，仍然将革命作为自己的存在理由，那无异于为“分利联盟”提供正当性避难所。另一方面，“分利联盟”的出现，恰好证明了革命话语凝聚人心的功能正在丧失，而革命的非制度化取向不足以制约革命共同体成员的行动。这是一种革命的必然蜕变情形。因为，社会政治革命总是在社会矛盾激化到非得以暴力手段解决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一旦社会政治矛盾在革命的过程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缓和下来了，革命就得退出历史的中心舞台，让位给制度建制基础上形成的秩序、法治。人们在其间就难以维系必须以高昂热情支持的革命动力。这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表现出来的一种“节奏感”。这种节奏感往往决定了社会政治革命必须告别的必然性。

　　可见，需要告别革命的主体是革命党。革命党需要在这种情形下面，向执政党转化。一方面这是“马上得之，安能马上治之”所注定的；另一方面，也是革命党以革命的方式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之后，维持自己的社会政治功用所必须的。它自身不完成这种转化，就会成为被转化的对象。换言之，主动的转化是维持主动的唯一选择，被动的转化就意味着被淘汰出局。或许这是明智的政治家提出“与时俱进”的政治策略时，已经意识到的严重问题。就此而言，以革命队伍的部分成员个体生活的状态来确证或反证革命的正当性，都是不得要领的。需要强调的是，个体的某种选择（如果说糜烂的生活仍然是一种选择的话）乃是社会状态约束着的生活状态的一种反映而已。这种关系绝对不能反过来概观。因此，要解释原来遵循集体行动逻辑的行为发生变异之后的状态，也只能遵循集体逻辑去寻求集体行动方式上的解释。而不应当转换为个体行动的解释逻辑。否则，这种解释就逃脱不了恶性的解释循环。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如何告别革命的问题。在维持革命唯一正当性的基点上，我们会对于市场经济实行之后发生的革命的正当性危机，怀抱一种焦虑的心情。最切近的选择，就是回到理想状态的革命情景中去，就能够解决那些口腔文化的泛滥问题。于是，重建革命理想、重塑革命意志、重申革命原则、重张革命利剑，就成为以战争状态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和平年代的革命涣散问题的首选方式。问题是，这样能否阻止人们告别革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革命的依据在革命重建政权的问题解决了的时候，是不可能重建得起来的。既然没有革命的直接依据，我们还不告别革命的话，就意味着假想革命的对象来论证“继续革命”的正当性。于是悲剧性的社会情形就必然会出现：要么是在党内顽强地斗来斗去，不断地呼唤新“文革”；要么就是不断地自我充气，提升革命斗志，不让革命者坐实到衣食住行的实际问题上去，而一直将自己悬搁在半空中。其实这样不论是对于革命党来说也好，还是对于革命者来说也好，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为这种虚构出来的革命状态，最后只会使革命党与革命者被变化了的社会政治需要所抛弃。

　　既然不可能以虚张声势的重建革命来阻止告别革命，那我们就得选择适当的告别革命的方式。一方面，我们为了保持革命带给我们的果实，不至于在革命之后落个像“猴子掰苞米掰一个掉一个”那样的荒诞结局，我们并不需要寻求一个对于原来的革命者（革命党）继续革命的社会格局。因此，对于人民大众来讲，我们得支持能够继续领导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革命政党，使得他们具有展现自己组织和平的社会运动的才能的机会。而对于革命党革命者来说，则需要将自己以打破旧秩序为目的的政党与个人革命理想定位，转换为有利于积累社会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执政党思路和行为路径，将个体的行动坐实在组织日常生活的秩序上面。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转换以单纯的革命理想号召集纳社会力量的行动方式，而练习一种尊重社会秩序、尊重制度建制、尊重个体权利、尊重日常理性的规制化行动路径。为此，我们不能虚幻地期望以过去的革命理想维持社会秩序和理想生活状态。我们得制定良法，将革命党成功地转换为执政党，从而将执政党约束在宪政的框架内。以此为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为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为个体生活的理智定位，提供最为可靠的制度平台。只要我们不留下制度真空，不给制度以外任何集团和个人以法外特权，我们就具有反对权钱勾结行为的制度化的根据。权力的法制约束与权力的法治化运用，成为告别革命后执政党执政的最可靠的出路。如果权利本身得到充分的尊重，监督权力的制度体系得以构建，那么，权力的腐化就没有了制度土壤。假如权力的制度限制与普遍监督，都还处于一个匮乏的状态，我们就是如何呼吁重建革命理想，也是不可能约束日益泛滥的权钱勾结和腐化的个人生活的。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来讲，在对腐化了的革命个体保持警惕的同时，要对这种倒退性的主张保持更高的警惕性————因为这是以完全牺牲我们实现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以来取得的执政集团的理性执政定位与尊重公民个人自主选择权利为代价的。这种主张的后果，可以确定是唯一的————它始终是在为下一场革命呼唤。它要的是革命的循环而已，而不是革命之后的建设。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教授、博士）

　　来源：《南方日报》 2002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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