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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序言对《生死场》的经典定位之后
作者:季红真来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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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鲁迅为《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所作序言，无疑至今仍然是对这两部作品最为言简意赅的经典评论。在经典的辉煌光影之下，我们是否还有可为？本文重点讨论《生死场》的序言解读问题。希望能在与历史文献的互证与文本的互读中，开拓一下理解和阐释的空间。
鲁迅为《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所作序言，无疑是最早也是经典的评价，奠定了两萧在文学史上抗日作家的初始地位。尽管当时他并没有用这个词语，而是用了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①。在两萧之前，已经有李辉英等一批东北作家陆续到上海，而且出版了《万宝山》等几部作品。《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都出版在1935年，早于全民抗战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两年，因此，东北的抗战文学(包括沦陷区文学)就是全民抗战的先声，这与历史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两部作品都因此受到史诗的赞誉，究其缘由是正面或者侧面地表现了“九一八”之后的各种形式的武装抗日。比较而言，萧军是正面叙述有组织的游击队，而萧红则更多地表现“野生的奋起”②。
这一基本的定位，为他们打开了踏着政治史的刻度进入文学史的时间之门，也因此而为后来的研究者因袭或者质疑。毋庸置疑，在这篇短序中，对民族危亡的忧患贯穿始终，几乎每一个段落中都夹带了对时事的评论，关于《生死场》的文字几乎是镶嵌在政论性杂文的空隙之中。这无疑是为《生死场》的阅读开辟了广阔的泛文本背景，也抒发了整个民族的历史情绪。不仅是鲁迅，包括郁达夫等现代作家在内，这个时期的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弥漫着这种危机意识。鲁迅一开篇就是以对“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联想，六个自然段中有五段都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亡国灭种的巨大忧患有关。其中的第三、四两段简要交代了出版的曲折过程，夹在对官方审查制度的无奈牢骚中，这就凸显了诞生于时代风雨中的《生死场》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它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文本。
第二段是点题之语，“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无疑是最基本的主题提炼，与结尾处“精神是健全的……”相呼应，重申了他一贯的文学主张。早在1934年，回答在青岛的两萧请教革命文学方向的问询，他回复的信中就明确表达：“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③。同时，也把《生死场》的主题从具体的国族文学中提炼出来，也突破了左翼的话语体系，升华为人类共同的永恒的文学主题。这一评价适宜所有的左翼文学作品，也是萧红最早被文学史分类的依据。而胡风的读后记中则是以社会学分类的“农民文学”加以归纳，后者的定位无疑是她为左翼阵营接纳而又最终被排斥的缘由，也是她被文学史家划入乡土文学的最初起点。鲁迅特别强调《生死场》“女性作家细致的观察与越轨的笔致”，带来的特殊美学效果“明丽与新鲜”。这几乎是此后所有对于萧红作品风格描述的模板，直至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兴起，才超越了这个界限，但也只是更侧重“越轨的笔致”一语，将鲁迅笼统指称的“北方人民”一分为二，更多凝视萧红笔下乡土女性的生存状态。而胡风强调了阶级、种族之后，仍然是以宏大历史主题的需要出发，称赞萧红“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与非女性的豪迈的胸襟”，大量的女性生存景观被忽略，笼而统之地纳入“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糊里糊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中。
鲁迅的序言实在像一个大动机包，此后所有的话语体系对《生死场》及其萧红文学的阐释，都只是角度的调整，侧重点的不同，论点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最初的阅读发现。无论强调斗争的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左翼文学关怀民众的宗旨，以及推向极端的阶级论思维方式，女性主义的话语体系，都只是在细读的基础上，对鲁迅序言基本阐释动机的展开。鲁迅的序言是里程碑，在它巨大的影响之下，我们是否还有可为？
首先，我们实际上对鲁迅为《生死场》所作序言解读的并不深入，更多的印象来自陈陈相因的泛泛之谈。鲁迅对《生死场》的独特评价，主要集中于第二段的第二句话：
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前两个句子有保留地说出了萧红的艺术特征，和胡风“散漫的素描”的批评一致，体现了左翼文学界奉行的现实主义美学圭臬的叙事原则，对《生死场》艺术探索的质疑。一直到1938年，聂绀弩在临汾或者是在西安和萧红的谈话，都重申着这一观点。在鲁迅的时期，萧红还感动于他的赞誉，鲁迅却告诉她：“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④这和胡风“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够明确的跳跃在读者面前”，属于同一美学范畴中“典型人物中的典型性格”的评价体系。到了西北时期，萧红已经自觉地抵制这一小说学的圭臬，对聂绀弩首次表达了自己对这一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反抗，以为“有各式各样的生活，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⑤。但是，鲁迅无疑说出了她的基本艺术特点，就是画面感和色彩感，显示了精深的鉴赏力。
萧红早年生活在五方杂处的国际化大都会哈尔滨，深受二十世纪初感觉主义等世界前卫思想和先锋艺术的浸润，一生梦想着到巴黎去学画，加上以镜头为媒介的电影艺术的熏陶，叙事和写景的手法自然别具一格。而早期左翼作家接受的主要是古典现实主义以人物为中心以性格为标志的艺术理念，而且是以社会学、政治学与阶级论为主要的思维表达范式，人和自然的关系很少进入他们的文学主题，萧红的叙事则一开始就建立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左翼文艺思潮的偶像级人物、德国表现主义版画家珂勒·惠支与她的创作，作为一个重要的泛文本背景，内化在《生死场》的叙事结构中，从内容到形式都影响明显。《生死场》的前半部以抗租为情节的高潮，李青山们聚义的组织叫镰刀会，从反抗开始到失败告终。这和珂勒·惠支的组画《农民起义》的结构几乎形成对文的关系，连工具都是农具，只是长柄的大剡镰换成了小镰刀；德国石柱圈门的民居，也置换在赵三家的东北乡村农舍中。倒反天戈的王婆，除了称谓所联系的古代中国文化中儒家妇道规范之外的女性文化符号之外，另一个重要源头是《农民起义》中第五幅《反抗》中农民起义女首领的形象，而且这个形象取自德国农民起义的历史人物“黑色安娜”，也是一个农妇。而女人和孩子更是珂勒·惠支版画反复表现的主题，王婆在《生死场》中前后失去了三个孩子，更是对珂勒·惠支的经典名画《献祭的母亲》悲痛主题的强化。而且《生死场》里表现的人物大都属于巴赫金所谓“集体的性格”，完全溢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社会学范畴，王婆是富于反抗的女性集体的性格，金枝是命运悲惨的出轨女性的集体性格，麻面婆则是乡村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的集体性格，三个女性代表了三种文化性格的类型，是超越地域，也超越阶级的。其他诸如李青山是见多识广的民众领袖的集体性格，二里半是保守农民的集体性格，等等。这样自觉的借鉴与表现的需要，自然使《生死场》的人物既带给前辈作家“明丽和新鲜”的审美冲击，又引起他们的犹疑，如聂绀弩转引的时评所谓“面目不清、性格不明”，正是萧红追求的集体性格的美学效果，一如契诃夫笔下大量人物的“没有性格的性格”。鲁迅是极少写景的，胡风是诗人兼理论家。前者虽然有美术的兴趣与修养，但是写作小说的时候，更多是借鉴中国古代戏剧简约象征的表现形式。后者则基本是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文学理想，不会深入细致地体会萧红的艺术追求，强化时代需要的主题的同时，也曲解了萧红的作品。萧红一开始就把乡村溃败中租佃关系矛盾的激化置于现代铁血文明入侵的历史情境中，以农耕文化种群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为巨大的文化镜像，反衬出在现代铁血的机械文明挤压之下，历史动荡中的生命苦难。在《生死场》中，人有作为自然的奴隶的一面，也有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一面，王婆实在是一个乡村里的浪漫主义者，萧红特意表现她看到生机勃勃的夏日景象时由衷的喜乐。而且，金枝对城乡差别的感觉，除了空间景观之外，还有心理的不适：“我看哈尔滨倒不如乡下好，乡下姐妹很和气，你看午间她们笑我拍着掌哩!”田间地头的闲谈，邻里之间的互助，女性聚会的和美气氛，都和混乱、嘈杂、隔绝、冰冷的超自然都市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跃然纸上，原有的苦难主要是文化制度的结果。农人有受“两只脚的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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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序言对《生死场》的经典定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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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鲁迅为《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所作序言，无疑至今仍然是对这两部作品最为言简意赅的经典评论。在经典的辉煌光影之下，我们是否还有可为？本文重点讨论《生死场》的序言解读问题。希望能在与历史文献的互证与文本的互读中，开拓一下理解和阐释的空间。
鲁迅为《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所作序言，无疑是最早也是经典的评价，奠定了两萧在文学史上抗日作家的初始地位。尽管当时他并没有用这个词语，而是用了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①。在两萧之前，已经有李辉英等一批东北作家陆续到上海，而且出版了《万宝山》等几部作品。《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都出版在1935年，早于全民抗战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两年，因此，东北的抗战文学(包括沦陷区文学)就是全民抗战的先声，这与历史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两部作品都因此受到史诗的赞誉，究其缘由是正面或者侧面地表现了“九一八”之后的各种形式的武装抗日。比较而言，萧军是正面叙述有组织的游击队，而萧红则更多地表现“野生的奋起”②。
这一基本的定位，为他们打开了踏着政治史的刻度进入文学史的时间之门，也因此而为后来的研究者因袭或者质疑。毋庸置疑，在这篇短序中，对民族危亡的忧患贯穿始终，几乎每一个段落中都夹带了对时事的评论，关于《生死场》的文字几乎是镶嵌在政论性杂文的空隙之中。这无疑是为《生死场》的阅读开辟了广阔的泛文本背景，也抒发了整个民族的历史情绪。不仅是鲁迅，包括郁达夫等现代作家在内，这个时期的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弥漫着这种危机意识。鲁迅一开篇就是以对“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联想，六个自然段中有五段都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亡国灭种的巨大忧患有关。其中的第三、四两段简要交代了出版的曲折过程，夹在对官方审查制度的无奈牢骚中，这就凸显了诞生于时代风雨中的《生死场》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它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文本。
第二段是点题之语，“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无疑是最基本的主题提炼，与结尾处“精神是健全的……”相呼应，重申了他一贯的文学主张。早在1934年，回答在青岛的两萧请教革命文学方向的问询，他回复的信中就明确表达：“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③。同时，也把《生死场》的主题从具体的国族文学中提炼出来，也突破了左翼的话语体系，升华为人类共同的永恒的文学主题。这一评价适宜所有的左翼文学作品，也是萧红最早被文学史分类的依据。而胡风的读后记中则是以社会学分类的“农民文学”加以归纳，后者的定位无疑是她为左翼阵营接纳而又最终被排斥的缘由，也是她被文学史家划入乡土文学的最初起点。鲁迅特别强调《生死场》“女性作家细致的观察与越轨的笔致”，带来的特殊美学效果“明丽与新鲜”。这几乎是此后所有对于萧红作品风格描述的模板，直至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兴起，才超越了这个界限，但也只是更侧重“越轨的笔致”一语，将鲁迅笼统指称的“北方人民”一分为二，更多凝视萧红笔下乡土女性的生存状态。而胡风强调了阶级、种族之后，仍然是以宏大历史主题的需要出发，称赞萧红“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与非女性的豪迈的胸襟”，大量的女性生存景观被忽略，笼而统之地纳入“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糊里糊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中。
鲁迅的序言实在像一个大动机包，此后所有的话语体系对《生死场》及其萧红文学的阐释，都只是角度的调整，侧重点的不同，论点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最初的阅读发现。无论强调斗争的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左翼文学关怀民众的宗旨，以及推向极端的阶级论思维方式，女性主义的话语体系，都只是在细读的基础上，对鲁迅序言基本阐释动机的展开。鲁迅的序言是里程碑，在它巨大的影响之下，我们是否还有可为？
首先，我们实际上对鲁迅为《生死场》所作序言解读的并不深入，更多的印象来自陈陈相因的泛泛之谈。鲁迅对《生死场》的独特评价，主要集中于第二段的第二句话：
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前两个句子有保留地说出了萧红的艺术特征，和胡风“散漫的素描”的批评一致，体现了左翼文学界奉行的现实主义美学圭臬的叙事原则，对《生死场》艺术探索的质疑。一直到1938年，聂绀弩在临汾或者是在西安和萧红的谈话，都重申着这一观点。在鲁迅的时期，萧红还感动于他的赞誉，鲁迅却告诉她：“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④这和胡风“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够明确的跳跃在读者面前”，属于同一美学范畴中“典型人物中的典型性格”的评价体系。到了西北时期，萧红已经自觉地抵制这一小说学的圭臬，对聂绀弩首次表达了自己对这一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反抗，以为“有各式各样的生活，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⑤。但是，鲁迅无疑说出了她的基本艺术特点，就是画面感和色彩感，显示了精深的鉴赏力。
萧红早年生活在五方杂处的国际化大都会哈尔滨，深受二十世纪初感觉主义等世界前卫思想和先锋艺术的浸润，一生梦想着到巴黎去学画，加上以镜头为媒介的电影艺术的熏陶，叙事和写景的手法自然别具一格。而早期左翼作家接受的主要是古典现实主义以人物为中心以性格为标志的艺术理念，而且是以社会学、政治学与阶级论为主要的思维表达范式，人和自然的关系很少进入他们的文学主题，萧红的叙事则一开始就建立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左翼文艺思潮的偶像级人物、德国表现主义版画家珂勒·惠支与她的创作，作为一个重要的泛文本背景，内化在《生死场》的叙事结构中，从内容到形式都影响明显。《生死场》的前半部以抗租为情节的高潮，李青山们聚义的组织叫镰刀会，从反抗开始到失败告终。这和珂勒·惠支的组画《农民起义》的结构几乎形成对文的关系，连工具都是农具，只是长柄的大剡镰换成了小镰刀；德国石柱圈门的民居，也置换在赵三家的东北乡村农舍中。倒反天戈的王婆，除了称谓所联系的古代中国文化中儒家妇道规范之外的女性文化符号之外，另一个重要源头是《农民起义》中第五幅《反抗》中农民起义女首领的形象，而且这个形象取自德国农民起义的历史人物“黑色安娜”，也是一个农妇。而女人和孩子更是珂勒·惠支版画反复表现的主题，王婆在《生死场》中前后失去了三个孩子，更是对珂勒·惠支的经典名画《献祭的母亲》悲痛主题的强化。而且《生死场》里表现的人物大都属于巴赫金所谓“集体的性格”，完全溢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社会学范畴，王婆是富于反抗的女性集体的性格，金枝是命运悲惨的出轨女性的集体性格，麻面婆则是乡村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的集体性格，三个女性代表了三种文化性格的类型，是超越地域，也超越阶级的。其他诸如李青山是见多识广的民众领袖的集体性格，二里半是保守农民的集体性格，等等。这样自觉的借鉴与表现的需要，自然使《生死场》的人物既带给前辈作家“明丽和新鲜”的审美冲击，又引起他们的犹疑，如聂绀弩转引的时评所谓“面目不清、性格不明”，正是萧红追求的集体性格的美学效果，一如契诃夫笔下大量人物的“没有性格的性格”。鲁迅是极少写景的，胡风是诗人兼理论家。前者虽然有美术的兴趣与修养，但是写作小说的时候，更多是借鉴中国古代戏剧简约象征的表现形式。后者则基本是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文学理想，不会深入细致地体会萧红的艺术追求，强化时代需要的主题的同时，也曲解了萧红的作品。萧红一开始就把乡村溃败中租佃关系矛盾的激化置于现代铁血文明入侵的历史情境中，以农耕文化种群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为巨大的文化镜像，反衬出在现代铁血的机械文明挤压之下，历史动荡中的生命苦难。在《生死场》中，人有作为自然的奴隶的一面，也有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一面，王婆实在是一个乡村里的浪漫主义者，萧红特意表现她看到生机勃勃的夏日景象时由衷的喜乐。而且，金枝对城乡差别的感觉，除了空间景观之外，还有心理的不适：“我看哈尔滨倒不如乡下好，乡下姐妹很和气，你看午间她们笑我拍着掌哩!”田间地头的闲谈，邻里之间的互助，女性聚会的和美气氛，都和混乱、嘈杂、隔绝、冰冷的超自然都市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跃然纸上，原有的苦难主要是文化制度的结果。农人有受“两只脚的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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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2-12-21
小说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鲁迅评价说“与其听我发牢骚，不如看看生死场”。
书中字里行间描摹着中国人对于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被誉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能得鲁迅为其写序言，胡风为其作读后记，这样的一本书，也许真的需要好好品读。一本《生死场》，让我们读到了人们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一股悲意贯穿始终。
书中字里行间描摹着中国人对于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被誉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能得鲁迅为其写序言，胡风为其作读后记，这样的一本书，也许真的需要好好品读。一本《生死场》，让我们读到了人们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一股悲意贯穿始终。
第2个回答 2022-12-21
鲁迅特别强调〔生死场〕女性作家细致的观察与越轨的笔致，带来的特殊美学效果，明丽与新鲜。
第3个回答 2022-12-21
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