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战国时期秦商鞅变法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凡是努力从事农耕，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免除徭役，作为奖励。禁止弃农经商。凡是弃农经商或懒惰而贫穷的人，要罚做奴隶.<史记>中记载“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奴孥”。
2.西汉初休养生息，实行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产
汉高祖和他的后继者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亡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兵役和赋税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帝、景帝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劝诫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汉书·景纪》中（景帝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 。
3.三国曹魏组织农民垦荒，兵士耕田
196年，曹操在许一带屯田获得成功。第二年，曹操下令推广军屯和民屯。经济相对落后的江淮，河南两地屯田较多。曹操通过屯田，基本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使流亡农民有了安居之所。《三国志》中太祖（曹操）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4.唐太宗轻徭薄赋，发展生产
唐初社会经济凋敝，洛阳以东直到沿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全国人口锐减，政府掌握的户口不到隋朝全盛时的1/3。唐太宗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的措施，农业连年丰收，出现了“马牛布野”、斗米不过三四钱的繁荣局面，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贞观政要》中（唐太宗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 。
5.元世祖重视发展农业
忽必烈推行重农政策，即位之初就发布诏令：“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下令把许多牧场重新恢复为农田，禁止掠夺人口为奴。朝廷还设立专门管理农业的机构“司农司”，规定以“户口增”“田野辟”“赋役平”作为衡量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忽必烈还诏令司农司编写《农桑辑要》，刊行四方，取得显著成效。《农桑辑要·序》中（忽必烈劝课农桑）行之五六年，民间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
6.清朝推行“重本抑末”政策
康乾盛世时的帝王……对内坚持“重农主义”政策，压制打击工商业，鄙薄科学技术，严重摧残近代化因素的萌芽。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清雍正帝说）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朕观四民（指士、农、工、商）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商皆其末也。今若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梁启超曾说过的是：“中国历代变法繁多，仅只限于农耕而已”。然而我们要从以上材料中不难发现，中国封建社会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又有着“抑商”的因素。如战国时期秦商鞅变法、西汉“天下已平，（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史记》）。明清时期江南手工纺织业繁荣，清朝顺治间政府却下令“一户所领之织机不得逾百张，以抑兼并，过则有罚”，致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
重农抑商。凡是努力从事农耕，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免除徭役，作为奖励。禁止弃农经商。凡是弃农经商或懒惰而贫穷的人，要罚做奴隶.<史记>中记载“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奴孥”。
2.西汉初休养生息，实行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产
汉高祖和他的后继者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亡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兵役和赋税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帝、景帝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劝诫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汉书·景纪》中（景帝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 。
3.三国曹魏组织农民垦荒，兵士耕田
196年，曹操在许一带屯田获得成功。第二年，曹操下令推广军屯和民屯。经济相对落后的江淮，河南两地屯田较多。曹操通过屯田，基本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使流亡农民有了安居之所。《三国志》中太祖（曹操）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4.唐太宗轻徭薄赋，发展生产
唐初社会经济凋敝，洛阳以东直到沿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全国人口锐减，政府掌握的户口不到隋朝全盛时的1/3。唐太宗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的措施，农业连年丰收，出现了“马牛布野”、斗米不过三四钱的繁荣局面，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贞观政要》中（唐太宗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 。
5.元世祖重视发展农业
忽必烈推行重农政策，即位之初就发布诏令：“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下令把许多牧场重新恢复为农田，禁止掠夺人口为奴。朝廷还设立专门管理农业的机构“司农司”，规定以“户口增”“田野辟”“赋役平”作为衡量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忽必烈还诏令司农司编写《农桑辑要》，刊行四方，取得显著成效。《农桑辑要·序》中（忽必烈劝课农桑）行之五六年，民间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
6.清朝推行“重本抑末”政策
康乾盛世时的帝王……对内坚持“重农主义”政策，压制打击工商业，鄙薄科学技术，严重摧残近代化因素的萌芽。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清雍正帝说）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朕观四民（指士、农、工、商）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商皆其末也。今若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梁启超曾说过的是：“中国历代变法繁多，仅只限于农耕而已”。然而我们要从以上材料中不难发现，中国封建社会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又有着“抑商”的因素。如战国时期秦商鞅变法、西汉“天下已平，（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史记》）。明清时期江南手工纺织业繁荣，清朝顺治间政府却下令“一户所领之织机不得逾百张，以抑兼并，过则有罚”，致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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