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笔下剧本描写的故事是怎样的？

在郭沫若笔下，真正不道德的恰恰是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关于昭君和番的故事，也是历代文人不绝吟唱的题材，虽说也有对昭君表示同情的，却多以她红颜薄命，把罪过归之一个画师毛延寿。郭沫若却把王昭君写成藐视君王的恩宠，不能忍受在宫廷中做供人淫乐的玩物，而自愿投荒北去。她大胆地直接地反抗最高封建统治者，表现了更强烈的反叛性。《聂莹》写的是聂莹姊弟刺杀韩相侠累的故事，是《女神》中诗剧《棠棣之花》的扩写。剧本热烈歌颂了聂莹为反强权而英勇献身的精神。这是受了“五卅”运动的鼓舞，要借历史上英雄人物来激发人们的反帝斗志。这3个女性形象，一个比一个的精神更为崇高。到了写聂莹时，已不仅是表现个性解放了，而是歌颂那为了大众的解放宁愿牺牲自己的个性的精神。郭沫若的历史剧虽然都有史料的依据，但并不拘泥于此。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真实再现过去的历史，而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外吹嘘些生命进去。”他认为“创作家与历史学家的职分不同；历史学家是初动的照相器、留声机；创作家是借史事的影子来表现他的想象力，满足他的创作欲。”所以用的是浪漫主义方法，不仅增加了虚构的人物、情节，而且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可以让人物说出现代的语言。他的剧也如他的诗一样，激昂澎湃，气魄雄浑，重在抒情。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的历史剧取得重大成就，那精神与这时是一脉相通的。

本来一个新思潮的产生必然包含着对过去历史的重新审评，所以做翻案文章本身就是“五四”时期革命精神的一种表现。不过由于作者思想认识水平的不同，不一定都做得恰当。欧阳予倩在1926年写的《潘金莲》，也是要改变这个“淫妇”形象，把她写成一个受封建势力迫害追求爱情不得，而导致杀夫的女性。后来欧阳予倩自己也认为，“和恶霸同谋杀死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人总是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