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可能很简单 是我才识学浅 没有好好的学历史我感到很抱歉 弱弱的问句在《拉贝日记》中 拉贝走时是中国难民欢送他走的 并且日本公开确认了安全区的存在 而在《南京！南京！》中 拉贝是在难民的哀求声中无奈的走了 想知道 拉贝离开时日本到底确立了安全区没？ 确立了的话 情况不是不是比之前的好些还是没有改变？
1937年12月1日，当时的南京市长马赵俊把国际安全区（即难民区)的行政职权授予拉贝，同时交给他450名警察、3万担米、1万担面粉，并拨给现金
10万元。当时的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也拨交了军粮存条两张——5万石米和10万包面粉。
1937年12月12日深夜，南京城沦陷了。13日下午，拉贝高举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帜，带着他的秘书史密斯把译成日文的正式公函交给日本侵略军长官。不料在场的五人竟无一人肯接受。15日，他们又赶到日本特务机关所在地交涉。日本特务头子原田少将接见了拉贝，并表示可以相信日军的“仁慈态度”。但残酷的大屠杀证明日军毫无信用可言，暴行在步步升级。
拉贝和他的委员们每天奔走在暴行发生地点，阻止日军施暴。此外，他们每天就日军暴行写出详细报告，同时分送美、英、德等国使馆，向日方提出抗议。但日军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并未收敛。
日军的兽行激怒了拉贝，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记录，他把所见所闻详细记载于日记之中。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骥和克里斯蒂安、克鲁茨等两名德国人则拍摄了日军的种种暴行影片。
为了制止日军虐杀中国平民，拉贝在国际委员会宫殿式的屋顶上，插上了一面德国纳粹党党旗，这方法果然奏效。那些强奸妇女的日本士兵一见到结盟的德国人，就连呼“德意志”而悻悻离去。在广州路小桃源10号拉贝住处，他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这些强盗，保
护收容着几百名中国妇女和老人。
拉贝作为安全区的最高长官，面对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总面积只有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共收容了25万难民，所有的空地都搭满了芦席棚子。天寒地冻，这么多人要吃要穿，粮食、煤炭、水、药品，少了哪一样都难以生存下去。
日军占领南京后，封存了城内所有的米和煤。拉贝除了与日军交涉外，又请英、美、德等国的使馆出面帮忙。他们利用种种关系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日军同意交出部分粮食和药品。
南京沦陷初期最危急的两个多月，总计受拉贝和国际安全区救济的难民达25万人，妇女受庇护幸免于日寇蹂躏的达数万人。后来，中国政府因此授予拉贝带有玉石勋章的蓝、白、红三色项链。
1938年2月22日，拉贝奉调回国。拉贝回国后，于当年5月2日至25日之间在德国外交部等处连续作了5场演讲，向人们展示有关证据，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以期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唤醒德国人民的良知。他还于6月8日寄给希特勒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
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当然使德国法西斯难堪。几天以后，拉贝遭秘密警察逮捕，他的六本日记和有关的照片也同时被搜走。他被强令保持沉默，不得再举办报告会、出版书籍，特别是不允许展示约翰·马骥拍摄的有关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照片。
1938年10月，拉贝拿回了他的日记，而那些照片却被没收了。拉贝愤怒之余勇敢地提出退出纳粹党，但遭到拒绝。
1943年11月，拉贝在柏林的住所在轰炸中被毁。
战争结束后，拉贝已是63岁的老人。全家六口，生活无任何来源，只能靠收集野菜树叶做成的面糊汤度日。拉贝还患有皮肤病，情绪非常低落。但中国人民从未忘记这位善良、正直的德国老人。
1948年初，当南京人民获知老人晚境窘困时，当年受拉贝庇护免遭日寇凌辱的妇女、从日军枪口下得以生还的男子、得到救济而免遭饿毙的老人纷纷解囊相助，并将捐的钱物辗转寄给贝拉。
由于战后德国物资极度匮乏，有钱也买不到食物，南京市政府于1948年3月又在瑞士购买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奶油、果酱等四大包食品
寄给拉贝。此后，南京各界又自6月起按月寄奉食物一包，以表达南京市民对他的由衷感激之情。
南京人民的友好支援使他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当时的南京市政当局还提议给他退休金，让他携家眷到中国安度晚年，但他一直到死再未回中国。
拉贝在南京工作期间，参加过纳粹党，在他的一位朋友休假期间他还临时代理过一段纳粹“地方组织”的副组长。但他在中国时还看不到德国纳粹的性质，不知道纳粹的暴行。战后，每个纳粹党员都要进行“非纳粹手续”。柏林档案馆保存一份英国占领区“非纳粹化委
员会”的材料，证明拉贝“在中国建立安全区，拯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因此不应被追究责任”。
1950年1月5日，这位可敬的老人——约翰·拉贝患中风，在柏林去世，享年68岁。
10万元。当时的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也拨交了军粮存条两张——5万石米和10万包面粉。
1937年12月12日深夜，南京城沦陷了。13日下午，拉贝高举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帜，带着他的秘书史密斯把译成日文的正式公函交给日本侵略军长官。不料在场的五人竟无一人肯接受。15日，他们又赶到日本特务机关所在地交涉。日本特务头子原田少将接见了拉贝，并表示可以相信日军的“仁慈态度”。但残酷的大屠杀证明日军毫无信用可言，暴行在步步升级。
拉贝和他的委员们每天奔走在暴行发生地点，阻止日军施暴。此外，他们每天就日军暴行写出详细报告，同时分送美、英、德等国使馆，向日方提出抗议。但日军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并未收敛。
日军的兽行激怒了拉贝，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记录，他把所见所闻详细记载于日记之中。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骥和克里斯蒂安、克鲁茨等两名德国人则拍摄了日军的种种暴行影片。
为了制止日军虐杀中国平民，拉贝在国际委员会宫殿式的屋顶上，插上了一面德国纳粹党党旗，这方法果然奏效。那些强奸妇女的日本士兵一见到结盟的德国人，就连呼“德意志”而悻悻离去。在广州路小桃源10号拉贝住处，他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这些强盗，保
护收容着几百名中国妇女和老人。
拉贝作为安全区的最高长官，面对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总面积只有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共收容了25万难民，所有的空地都搭满了芦席棚子。天寒地冻，这么多人要吃要穿，粮食、煤炭、水、药品，少了哪一样都难以生存下去。
日军占领南京后，封存了城内所有的米和煤。拉贝除了与日军交涉外，又请英、美、德等国的使馆出面帮忙。他们利用种种关系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日军同意交出部分粮食和药品。
南京沦陷初期最危急的两个多月，总计受拉贝和国际安全区救济的难民达25万人，妇女受庇护幸免于日寇蹂躏的达数万人。后来，中国政府因此授予拉贝带有玉石勋章的蓝、白、红三色项链。
1938年2月22日，拉贝奉调回国。拉贝回国后，于当年5月2日至25日之间在德国外交部等处连续作了5场演讲，向人们展示有关证据，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以期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唤醒德国人民的良知。他还于6月8日寄给希特勒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
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当然使德国法西斯难堪。几天以后，拉贝遭秘密警察逮捕，他的六本日记和有关的照片也同时被搜走。他被强令保持沉默，不得再举办报告会、出版书籍，特别是不允许展示约翰·马骥拍摄的有关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照片。
1938年10月，拉贝拿回了他的日记，而那些照片却被没收了。拉贝愤怒之余勇敢地提出退出纳粹党，但遭到拒绝。
1943年11月，拉贝在柏林的住所在轰炸中被毁。
战争结束后，拉贝已是63岁的老人。全家六口，生活无任何来源，只能靠收集野菜树叶做成的面糊汤度日。拉贝还患有皮肤病，情绪非常低落。但中国人民从未忘记这位善良、正直的德国老人。
1948年初，当南京人民获知老人晚境窘困时，当年受拉贝庇护免遭日寇凌辱的妇女、从日军枪口下得以生还的男子、得到救济而免遭饿毙的老人纷纷解囊相助，并将捐的钱物辗转寄给贝拉。
由于战后德国物资极度匮乏，有钱也买不到食物，南京市政府于1948年3月又在瑞士购买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奶油、果酱等四大包食品
寄给拉贝。此后，南京各界又自6月起按月寄奉食物一包，以表达南京市民对他的由衷感激之情。
南京人民的友好支援使他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当时的南京市政当局还提议给他退休金，让他携家眷到中国安度晚年，但他一直到死再未回中国。
拉贝在南京工作期间，参加过纳粹党，在他的一位朋友休假期间他还临时代理过一段纳粹“地方组织”的副组长。但他在中国时还看不到德国纳粹的性质，不知道纳粹的暴行。战后，每个纳粹党员都要进行“非纳粹手续”。柏林档案馆保存一份英国占领区“非纳粹化委
员会”的材料，证明拉贝“在中国建立安全区，拯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因此不应被追究责任”。
1950年1月5日，这位可敬的老人——约翰·拉贝患中风，在柏林去世，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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