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行卷和纳卷的定义，由来，以及和一些唐朝诗人间的关系
纳卷，是举子将自己平日的习作送呈礼部，供主持进士考的礼部侍郎参考。行卷，举子将诗文送交权贵名流，而获得名声，并取得权贵的推荐，从而引起主考官的重视。
进士考一年名额二十五，考生却有千人左右，想出头，自然得多做些事。纳卷虽好，但不一定有效，行卷必要，连他这皇帝都知道.
唐代科举能否考中，不仅在于考场发挥如何，更要看平时文章如何。当时有纳卷和行卷之制。参加考试的学子，要把自己的优秀旧作汇集成卷，在考试前送给文坛名士或政坛要人以求推荐，称行卷；或者直接送到礼部供主考录取时参考，称纳卷。例如，白居易向诗人顾况行卷，顾况在读卷前，以其姓名打趣，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但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大惊道：“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唐诗纪事》卷六五）另外还有通榜公荐，主考的友人帮主考定取舍为通榜，高官名人直接向主考举荐为公荐。太学博士吴武陵，十分赞赏杜牧的《阿房宫赋》，径直向主考崔郾推荐为“状头”（即第一名），崔郾答应取为第五名，即是公荐中的趣事一例。
唐代科举每年一次，进士大致录取数人至五六十人，中唐以后固定在三十人左右。杜佑在《通典》中称：“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所以，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土”之谣，意谓三十岁考中明经者已老不堪言，而五十岁考中进士者则正当少壮。一中进士，世人皆以“白衣公卿”看待。因此，进士及第，极为荣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就是及第进土的心情写照。但科举考中后，只是取得了任官资格，即出身，是否能够任职还需要经过吏部铨选。
唐代科举除每年一度的常科外，还有由皇帝临时确定不定期举行的制科，但远没有常科重要。还有武举，主要考查长垛、马射、步射等等，但不是武官的主途。
科举制度在唐代起了重要作用。它改变了前代选官制度中的权力下移之弊，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把官吏的选拔权彻底收归朝廷。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才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得意之言：“天下英雄尽人吾彀中矣厂科举制还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打破了官僚世家倚仗门荫资历对政权的垄断，为中小地主乃至平民开辟了入仕途径，形成了由下层社会到上流社会的政治通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吸引了莘莘学子的毕生精力，使他们“老死于文场而无所恨”。特别是科举制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僚队伍的知识化，有利于陶冶官吏的操守品行，在文化层次上，保证了社会思想与统治思想的高度融合，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有明显作用。因此，科举制度不但得到了唐代统治者，而且得到了以后各代王朝的高度重视，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制度建树之一。
除科举之外，唐代选官还有两条途径影响较大。一是门荫，二是流外铨。门荫是对五品以上官吏子弟的照顾措施，令其服役一定时间，然后经过专门考试则可做官。流外铨是针对流外官而设。唐代有大量流外官，充任各衙门的具体办事人员，统称吏员。他们没有品级，按年度对其功过行能进行考课，经三考逐级升转，转迁时均要试判（一种考试方式，见后）。最后可以经考试人流，成为正式品官。这种集考核、选拔、任用为一体的流外官铨选程序，叫做流外铨，也叫杂品人流。唐代由流外铨进入官僚队伍的数量最大，是下级官员的主要来源。
科举、门荫、流外铨通过者，只是取得了任官资格，真正担任实际官职，还需要经过铨选。唐代铨选，按文武两途，分别由吏部和兵部执掌。另外，唐代有任职年限的规定，凡是任职期满解职的官员，也需要经过铨选重新任职。唐代铨选实行“四才三铨”之制。“四才”是铨选的四条标准，即身言书判。身要求“体貌丰伟”，言要求“言辞辩正”，书要求“楷法遒美”，判要求“文理优长”。四才相当则看德行，德行相当则看才干，才干相当则看劳绩。
身言书判四才中，唐人最重视判。判就是判语，近似于今日之案例考试，要求应试者针对某一给定的案件或公事写出判语。马端临称：“吏部所试四者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文献通考·选举十》）判语首先要看情理逻辑，其次要看文辞对仗。比较著名的判语人称“龙筋风髓判”，争相传诵。由于试判重要，所以考场管理比科举更严，实行糊名暗考，而且还要核对笔迹，以防作弊。五品以上官员，铨选时则不再试判。铨选通过者，由吏部根据品级和官缺授予实职。文学家韩愈就是考中进士后，数次铨选未能通过，只好去藩镇当幕僚求职。
伴随着选官制度的改进，唐代在官吏考核制度上也有新的创建。从魏晋以来，许多较有作为的帝王都进行过建立考核制度的探索。如魏明帝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晋武帝令河南尹杜预制定考绩之法，北魏孝文帝制定了三年一考的考格，西魏北周之际的度支尚书苏绰，制定了管理官员的六条诏书。但是，作为系统的官吏考课制度一直未能形成。唐代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详细的分类考核标准和比较严密的官吏考课程序。
唐代官吏考核由吏部考功司主持，同时在考核时由中书舍人和给事中各一人监考，每年定期考核一次。考核的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对官吏的共同要求，分别为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将所有官吏分为二十七类，每一类都设定一个最好标准。考核时，由长官宣读被考核的官员当年的功过行能记录，公议优劣，根据“善”“最”的有无和政绩的高低确定考第，分为九等，报尚书省按照一定的名额比例核准。考核等次决定当年的俸禄增减，累计四次考核决定官阶的升迁和职务的黜陟。
唐代在官僚体制上的又一个建树，是官吏品秩制度的规范化和细密化。唐代官吏实行九品等级制，每一品级又分正从，从正四品起再分上下，所以，唐代官吏实际品级为九品三十级。最重要的是唐代有了职事官和散官的区分。散官又叫本官、阶官，是官吏的身份标志和等级标志；职事官是官吏的工作岗位，是官吏所负职责的表现。散官因人而设，职事官按事而定。“以职为实，以散为号”。职事官和散官都有对应的品级，同一官员，自身所带的散官与他所担任的职事官不一定是同一品级，职高阶低者称“守”，职卑阶崇者称“行”。这一制度体系，标志着官僚体系已经趋于成熟。另外，在官吏管理中，有了较为严格的清流和浊流之分，在任职资格、升迁途径等方面迥然有别，对保证官吏职能，优化官吏队伍，有着较大作用。
进士考一年名额二十五，考生却有千人左右，想出头，自然得多做些事。纳卷虽好，但不一定有效，行卷必要，连他这皇帝都知道.
唐代科举能否考中，不仅在于考场发挥如何，更要看平时文章如何。当时有纳卷和行卷之制。参加考试的学子，要把自己的优秀旧作汇集成卷，在考试前送给文坛名士或政坛要人以求推荐，称行卷；或者直接送到礼部供主考录取时参考，称纳卷。例如，白居易向诗人顾况行卷，顾况在读卷前，以其姓名打趣，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但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大惊道：“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唐诗纪事》卷六五）另外还有通榜公荐，主考的友人帮主考定取舍为通榜，高官名人直接向主考举荐为公荐。太学博士吴武陵，十分赞赏杜牧的《阿房宫赋》，径直向主考崔郾推荐为“状头”（即第一名），崔郾答应取为第五名，即是公荐中的趣事一例。
唐代科举每年一次，进士大致录取数人至五六十人，中唐以后固定在三十人左右。杜佑在《通典》中称：“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所以，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土”之谣，意谓三十岁考中明经者已老不堪言，而五十岁考中进士者则正当少壮。一中进士，世人皆以“白衣公卿”看待。因此，进士及第，极为荣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就是及第进土的心情写照。但科举考中后，只是取得了任官资格，即出身，是否能够任职还需要经过吏部铨选。
唐代科举除每年一度的常科外，还有由皇帝临时确定不定期举行的制科，但远没有常科重要。还有武举，主要考查长垛、马射、步射等等，但不是武官的主途。
科举制度在唐代起了重要作用。它改变了前代选官制度中的权力下移之弊，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把官吏的选拔权彻底收归朝廷。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才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得意之言：“天下英雄尽人吾彀中矣厂科举制还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打破了官僚世家倚仗门荫资历对政权的垄断，为中小地主乃至平民开辟了入仕途径，形成了由下层社会到上流社会的政治通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吸引了莘莘学子的毕生精力，使他们“老死于文场而无所恨”。特别是科举制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僚队伍的知识化，有利于陶冶官吏的操守品行，在文化层次上，保证了社会思想与统治思想的高度融合，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有明显作用。因此，科举制度不但得到了唐代统治者，而且得到了以后各代王朝的高度重视，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制度建树之一。
除科举之外，唐代选官还有两条途径影响较大。一是门荫，二是流外铨。门荫是对五品以上官吏子弟的照顾措施，令其服役一定时间，然后经过专门考试则可做官。流外铨是针对流外官而设。唐代有大量流外官，充任各衙门的具体办事人员，统称吏员。他们没有品级，按年度对其功过行能进行考课，经三考逐级升转，转迁时均要试判（一种考试方式，见后）。最后可以经考试人流，成为正式品官。这种集考核、选拔、任用为一体的流外官铨选程序，叫做流外铨，也叫杂品人流。唐代由流外铨进入官僚队伍的数量最大，是下级官员的主要来源。
科举、门荫、流外铨通过者，只是取得了任官资格，真正担任实际官职，还需要经过铨选。唐代铨选，按文武两途，分别由吏部和兵部执掌。另外，唐代有任职年限的规定，凡是任职期满解职的官员，也需要经过铨选重新任职。唐代铨选实行“四才三铨”之制。“四才”是铨选的四条标准，即身言书判。身要求“体貌丰伟”，言要求“言辞辩正”，书要求“楷法遒美”，判要求“文理优长”。四才相当则看德行，德行相当则看才干，才干相当则看劳绩。
身言书判四才中，唐人最重视判。判就是判语，近似于今日之案例考试，要求应试者针对某一给定的案件或公事写出判语。马端临称：“吏部所试四者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文献通考·选举十》）判语首先要看情理逻辑，其次要看文辞对仗。比较著名的判语人称“龙筋风髓判”，争相传诵。由于试判重要，所以考场管理比科举更严，实行糊名暗考，而且还要核对笔迹，以防作弊。五品以上官员，铨选时则不再试判。铨选通过者，由吏部根据品级和官缺授予实职。文学家韩愈就是考中进士后，数次铨选未能通过，只好去藩镇当幕僚求职。
伴随着选官制度的改进，唐代在官吏考核制度上也有新的创建。从魏晋以来，许多较有作为的帝王都进行过建立考核制度的探索。如魏明帝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晋武帝令河南尹杜预制定考绩之法，北魏孝文帝制定了三年一考的考格，西魏北周之际的度支尚书苏绰，制定了管理官员的六条诏书。但是，作为系统的官吏考课制度一直未能形成。唐代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详细的分类考核标准和比较严密的官吏考课程序。
唐代官吏考核由吏部考功司主持，同时在考核时由中书舍人和给事中各一人监考，每年定期考核一次。考核的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对官吏的共同要求，分别为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将所有官吏分为二十七类，每一类都设定一个最好标准。考核时，由长官宣读被考核的官员当年的功过行能记录，公议优劣，根据“善”“最”的有无和政绩的高低确定考第，分为九等，报尚书省按照一定的名额比例核准。考核等次决定当年的俸禄增减，累计四次考核决定官阶的升迁和职务的黜陟。
唐代在官僚体制上的又一个建树，是官吏品秩制度的规范化和细密化。唐代官吏实行九品等级制，每一品级又分正从，从正四品起再分上下，所以，唐代官吏实际品级为九品三十级。最重要的是唐代有了职事官和散官的区分。散官又叫本官、阶官，是官吏的身份标志和等级标志；职事官是官吏的工作岗位，是官吏所负职责的表现。散官因人而设，职事官按事而定。“以职为实，以散为号”。职事官和散官都有对应的品级，同一官员，自身所带的散官与他所担任的职事官不一定是同一品级，职高阶低者称“守”，职卑阶崇者称“行”。这一制度体系，标志着官僚体系已经趋于成熟。另外，在官吏管理中，有了较为严格的清流和浊流之分，在任职资格、升迁途径等方面迥然有别，对保证官吏职能，优化官吏队伍，有着较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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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6-12-06
说的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