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这是因为缺少了武将,剩下的文弱书生们,也不可能造成什么特别大的动荡。
自唐朝“安史之乱”后，地方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掌管着地方的民政、经济、军事、司法、财政等至关重要的处事权，要钱有钱，要兵有兵，日子久了，就呈坐大之势，于是，便敢与中央抗衡，甚至自立为王、夺权称帝。
权臣篡位在古代是一个较为常见的事件，王莽曹丕司马懿，刘裕杨坚朱全忠，这些名震天下，权倾四海的权臣们，大多和苏勋宗一样，有强烈的“荣誉追求”，不停地为自己加官进爵，光耀门面，要么封王拜相，要么领军挂帅，随后就是“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走完了这些个流程，还要为自己“加九锡，假节钺，冕九旒”。等到加无可加，最后再上演一出假惺惺的禅让剧情，必是要反复推辞，演得情真意切，最后再无奈地昭告天下，宣布改朝换代。可是，在宋朝之后，这种权臣凌驾于皇帝之上，甚至改朝换代的剧情似乎越来越少，几乎绝迹。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杜绝权臣篡位之事，赵匡胤煞费苦心地在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对权臣做了严密的防范。什么样的人才有能力篡位呢？首先，他要有无可置疑的威信，无人能够对其形成制衡。其次，他要大权在握，最好是军政两手都抓，两手都硬。于是，赵匡胤决定设立一套多部门之间相互制衡的制度，从而降低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上的风险，这套独特的政治体制，导致了冗官的问题，也解决了权臣的问题。以最重要的军方举例，北宋理论上的最高军事领导部门是枢密院，枢密院有调兵之权，但平时军队却不归枢密院所管理。掌兵之权在宋朝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手中。
稍夺其权：这就是所谓的杯酒释兵权，把武将的兵权都一律收归中央，然后给这些原来立过大功的武将以高官厚禄安置，同时，还与这些武将结成儿女亲家，使他们不再掌管军队，消除了这部分武将的潜在威胁。针对地方节度使权力过大的问题，宋太祖在各地设县尉，负责城乡治安及诉讼，剥夺了节度使的司法权。又在各州设置通判，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州府公事，须通判与地方节度使或知州、知府一起签字方能生效。
同时，通判奏事还可直达皇帝，这样，节度使的权柄就轻了。制其钱谷：以前节度使之所以权重，还因为他们的赋税不向中央交纳，他们有钱，能抗衡中央。964年，赵匡胤下诏，以后各州府每年所收租税，除日常开支外，全部解往中央，把节度使的财权上收了。收其精兵：965年，他又下诏，将各地精兵收归中央，作为禁军，留下一些老弱，叫作厢军，负责地方治安，从此，又将军队的精锐，收归了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