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 田园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他的田园诗创立了古典诗歌的一个新流派，被历代诗人推崇备至，被看成是“为诗之根本准则”（宋真德秀语）。不过，不少封建文人囿于阶级偏见，往往把陶渊明看成是一个终日“啸傲东轩下”的隐士，他们之欣赏陶诗，也往往留意于“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唐孟浩然诗）式的淡宕、冲逸，以为陶渊明的田园诗是“超然尘外”的作品。即使现在，也有人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没有反映现实，没有反映人民的疾苦，抒发的只不过是士大夫的闲情逸志。

这里首先涉及到的是对陶渊明这个人的评价问题。关于这一点，鲁迅先生说：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题未定草》），这是非常精当的评语，我们不再赘言。其次还涉及到一个评价标准问题。陶渊明的田园诗是抒情诗，作为抒情诗，反映现实的方式、途径自然与杜甫的“三吏”、“三别”这样的叙事诗有所不同，它主要是通过主观感受，片断地然而却是形象地来反映现实生活。而且每个诗人的生活经历、思想个性不同，使他们在反映生活时往往会采用各自不同的题材。我们不应当简单地指责诗人没有能反映某一方面的生活，而应当从诗人的创作实际出发，考察他用何种方式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以期得出比较符合事实的结论。陶渊明田园诗的独特意义即在于：他从自己“躬耕自资”的生活实践出发，选取了前代诗人从未采用的题材，从田园生活这个独特的角度抒写了他对于社会生活的种种感受。我们从那白描一般的画面中，从那质朴、平淡的生活场景中，不仅可以看到一个不同流俗、情操高洁的诗人自我形象，而且透过诗人的喜怒哀乐，还可以窥视到当时社会现实的某些侧面。

陶渊明的田园诗大多是在“投冠旋旧墟”之后创作的。他虽然“性本爱丘山”，但并不甘心终老田园。青年时代的他也曾经“猛志逸四海，骞翮〔hé，羽茎翅膀上的硬羽）思远翥（zhù，飞翔）”，渴望着象曾祖父陶侃那样有所作为。但是，他所生活的那个“逸虬遶云，奔鲸骇流”（《命子》）、狂暴纵横的乱世，使他“大济于苍生”的理想没有实现的可能。他既没有高贵的门阀可资凭借，又“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尽管也曾经不止一次进入仕途，却总觉得“志意多所耻”，每次都很快就辞官归里。几度出仕与归隐的经历，就包含着他的理想壮志屡次碰壁的痛苦。每当他愤慨于官场的污浊黑暗时，心中就不可遏止地燃起对乡居生活的怀念：“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于，他选择了“击壤以自欢”的生活道路，毅然拂衣归里。他的田园诗的写作就是以这样的生活经历为背景的。

显然陶渊明的归隐具有反抗现实的积极意义，他的田园诗同样表现出对于趋膻逐臭的官场生活的极大憎恶，包含着“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的深长感慨。因此他往往把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作为官场与仕途的对立物来描写。这在他归隐初期的诗歌中尤为明显。如《归园田居》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在诗人的笔下，农村是那么恬美、宁静：桃李榆柳的环绕中座落着几间茅舍，远处的村庄依稀可见，轻烟袅袅；从幽深的小巷中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狗吠……。这里的一切与喧嚣终日、凶险四伏的官场是多么不同。难怪诗人象“池中鱼”“笼中鸟”一样庆幸着自己“复得返自然”。在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田园中，诗人“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第一）。就象鸟儿在盛夏的浓荫中找到了依托，诗人也从耕读生活中找到了人生的归宿。这种生活虽然寂寞、清贫，但是经历了“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俯仰由人的仕宦生涯之后，诗人却被其中悠然自得的情趣所陶醉。

正是怀着对“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的现实的憎恶，陶渊明反复地歌咏田园风光的纯洁和田园生活的淳朴：“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lù过）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第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第二）。类似的赞美在他的田园诗中很多。在这些诗篇中，都洋溢着一种和平、宁静的气氛。

有人指责陶渊明诗中描写的田园生活，不符合遭受战火洗劫的浔阳农村的实际情形。持这种批评意见的人，忽略了陶渊明的这些田园诗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在于：“诗以寄其意”，或者说是以“意”为诗。这就是元好问说的：“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张戒也说：“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本以言郊居闲适之趣，非以咏田园。”他们都指出陶渊明写田园之景乃是寄托胸中之“意”。这个“意”，从本质上讲，就是诗人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境界。陶渊明是一个精神生活非常丰富的人，实际生活的痛切体验和老庄崇尚自然思想的深刻影响，使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理想：他主张任真自得，认为精神上的压抑和束缚都是违反“自然”的，故而视官场、仕途为“尘网”、“樊笼”；他反对欺诈和虚伪，向往一个世风淳朴、笃厚的社会，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真诚友爱，“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他反对浮虚放纵，认为“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和刘柴桑》），提倡过俭朴而充实的生活。总之，这里没有暴力、虚假，有的只是淳朴天真、和谐自然。这样的理想境界与他从小熟悉、喜爱的田园情景十分相近。在长期清贫、寂寞的耕读生活中，诗人更是不断地从自己切实的感受中去挖掘田园生活内在的、质朴的美，以此获得精神上的支持。就象他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中领会到“真意”一样，诗人也在或弄琴读书，或斟酒自酌，或灌园种蔬……这种自然淳朴的田园生活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仿佛走入了理想境界。所以他说：“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其一）

总之，陶渊明归隐早期的田园诗在反映现实的时候，往往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他笔下的田园风光既是正常的农村生活中的寻常景象，又无一不经过诗人生活理想的洗涤。这些和谐自然的田园诗篇，作为“八表同昏，平陆成江”（《停云》）的黑暗现实的对立物，反映着诗人对理想境界的不倦追求。同时它们又是以诗人实际的田园生活为基本素材，生活理想与生话实践的巧妙融和，使他的田园诗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当我们了解了陶渊明创作田园诗的背景及表现手法上的特点之后，就不致于轻率地批评它们“粉饰现实”了。

此外，如果我们同意作家“反映人民疾苦”可以有多种形式，那么就应该承认陶渊明的田园诗，尤其是他归隐后期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凋零残破的情景。如《还旧居》、《和刘柴桑》等。特别是陶渊明在经历了“颇为老农而值年灾”的生活煎熬之后，有不少诗歌写到了自己日渐困窘的境况：“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有会而作》）等。陶渊明尽管清贫，但毕竟是“爵同下士，禄等上农”（颜延之《陶徵士诔》）的士大夫，他尚且陷于如此凄惨的境地，广大农民的困顿不堪则是可想而知了。

陶渊明虽然被人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实际上他与当时那些“充隐”之士是很不同的。首先他是真正不要当官，真心实意地“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感士不遇赋》）。其次，他也不象崇尚玄胜之谈的士大夫那样“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谢灵运《斋中读书》），而是坚定地把归隐之后的生活理想、人生道路落实在“躬耕自资”的行动上。因此，描写诗人在劳动中的种种感受就成了陶渊明的田园诗的一个重要内容。

首先我们可以从他的田园诗中看到他对人生和劳动的质朴的看法。众所周知，历来统治者都鄙视劳动，魏晋以来的士大夫更是“耻涉农商”（《颜氏家训·勉学》）。陶渊明却从“箪瓢屡罄，絺绤冬陈”（《自祭文》）的生活中认识到，孔子说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话不符合实际。在《劝农》诗中，他委婉地批评孔子不问耕耘，董仲舒不理园事的态度，说：“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如我之辈，怎能“曳裾拱手”呢？在他看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尽管他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的贫困主要是阶级剥削造成的，“勤”未必“不匮”，但是他从“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这一平凡朴素的道理出发，强调人人都应参加劳动。这对于古今耻涉农务之辈，实在是振聋发聩（kuì）的至理名言。

正是基于“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的认识，陶渊明开始参加农业劳动。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就忠实地记录了他第一次走向田野的兴奋心情和对于劳动的新鲜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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