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895年4月,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下耻辱之一笔,即是《马关条约》,出卖大量权益之同时,承认朝鲜半岛独立,宣告历时数千年之华夏“宗藩体系”彻底瓦解,大清在远东之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谈判之前,日本态度蛮横,李鸿章试探性询问可否减少条款,可陆奥宗光却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如此盛气凌人之话语,实乃是对中华之藐视。曾几何时,处在东亚国际秩序去中心的华夏,一向以“天朝上国”之姿态面对“倭奴”日本,从未将其放在眼里。唐朝白村江之战、明朝抗倭之战、壬辰倭乱等等,中华无不是碾压着日本,让其一点脾气都没有。可如今一切都变了,日本崛起,中华却衰落。
惨败甲午,被日本痛打,还割让权益,可谓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成了西洋眼中的“东亚病夫”。为此,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之狂潮,德、英、俄、法等纷纷划分势力范围,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对此,深受传统儒家孔孟思想影响,标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站在时代最前沿,感受到了危机之来临,他们迫切希望能改变现实,挽救中华之危机。强烈的危机意识、救亡意识,使得知识分子的心态走向极端、偏激、盲目,他们希望迅速改变贫弱之现状,希望一夜之间就能变强图存,再次站在世界民族之巅峰。此种心态,不切实际且代价很大,却也可以理解,可以短期内被大众所接受。
甲午惨败后不久,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到:“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维新派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民族危机之严重,中华到了“亡国灭种”之边缘。接下来,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 政考序》中说:“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政体, 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养成之,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可以看出来,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背景下,晚清知识分子之心态是偏激的,也是冲动的。
02.全方位之大变革,排挤一切“保守”势力之做法,激化矛盾,孤立自我
当欧美列强两次用“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打开中华大门时,以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彭玉麟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掀起了一场旨在挽救大清王朝统治,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洋务运动”。他们打着“自强”与“求富”之大旗,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开办工厂,推动大清近代化。但是,实践证明,仅仅变革技术的“洋务运动”不足以拯救大清;甲午惨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自强”成了一句笑话。对此,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维新知识分子觉得有必要来此全方位改革,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进行大变革,给大清来次“大换血”。正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说:“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此等改革之心,何其迫切。
民族危机加深,康有为、梁启超走向了极端,他们改革面过广,力度也深,可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这注定他们会遭受强烈反对,改革推进困难重重。就拿政治改革来说,维新派重点是裁汰冗员,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中央衙门裁撤;地方督抚也来次大变动,湖南、云南、广东巡抚被裁撤,巡抚事务由同城总督兼管;河东河道总督裁撤,由河南巡抚兼任,其余地方官员也做相应裁撤。裁汰冗员有错吗?答案是没错,可问题是力度大,没循序渐进,没配套措施,致使下岗官员失去生计来源。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如是说到:“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如此一来,怎能不出问题,怎能没阻力,又怎会成功。
激进改革政策,必然遭受强烈抵制,说明维新知识分子政治上不成熟,难以承担起救亡图存之重任。那么,他们可否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呢?答案是否定,维新知识分子将一切中立官员,包括洋务派官员等,都视为阻碍改革之势力,没对他们进行争取。例如,李鸿章打算加入梁启超组建的强学会,并赞助5000余两白银,可被无情拒绝。其实,李鸿章是赞同维新变法的,只是没康、梁等知识分子那么激进、偏激罢了。戊戌政变后,李鸿章对慈禧说:“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为康党,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失去李鸿章,无疑是康、梁维新变法失败之重要原因。李鸿章,何许人也?洋务派主要领袖,被誉为“东方俾斯麦”,虽说言过其实,却也证明其能力确实很强,否则也不可能在波涛汹涌的晚清政局站稳脚跟,还有所作为。
缺少成熟政治家之参与,康、梁等维新知识分子感觉改革困难重重,看不到实际效果。为此,他们又走向另一极端,即是邀请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主持维新变法,并让出部分主权,争取列强支持。这就不对了,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害苦了大清王朝,导致中华在远东之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此时,康、梁等居然想邀请伊藤博文来主持变法,拱手让出大权,这势必会遭受强烈抵制。御史杨崇伊直接上奏慈禧:“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而慈禧一旦表现出对变法之抵制,康、梁则又走向极端,即是想暗杀慈禧,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还政光绪。如杨崇伊所言:“康逆潜蓄异谋,托辞变法,乃弟便服私入椒途,剪发改装,见诸奏牍,同心谋逆,立有合同,无人不知,惮于发难。”可以说,康、梁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理性精神,连邀请外国人主持变法,暗杀慈禧之事都能想得出来,其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03.“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之心态,却不得不屈服现实,走向相对“保守”
知识分子走在时代最前沿,深刻感受民族危机之严重,由此而焕发出强烈之民族救亡意识,以致走向极端、偏激。但是,觉醒的毕竟是少数人,而不是普通平民大众,更不是保守的封建官僚,“精英独自觉醒,大众在沉睡”是当时社会之真实写照,康、梁等不得不面对现实。如此,康、梁等维新知识分子一方面高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平等、立宪等政治理念,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向现实屈服,继续抬出数千年来备受封建士大夫、普通民众所认可的孔孟思想,走向了相对之“保守”,回归了传统。此外,康、梁等人本身就成长于传统社会,从小就受传统儒家思想之熏陶,这注定他们无法与传统彻底决裂。如此,维新知识分子在走极端路线之同时,也适当的“保守”,并借助传统来实现改革目标。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出炉便是证明,这两部著作是变法之理论依据。
《新学伪经学》言:“始伪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于是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于是扫孔子改制之圣法,而且为断烂朝报”。认为,历朝所信奉的古文经乃西汉刘歆伪造,是为王莽篡汉服务的政治工具,不足为信。
《孔子改制考》言:“孟子大义云: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主,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春秋,诗皆言君主,惟尧典特发民主义,自钦若昊天后,即舍嗣而巽位,或四岳共和,或师锡在下,格文祖而集明堂,辟四门以开议院,……故尧典为孔子之微言,素王之臣制,莫过于此。”重新对孔子进行解读,并赋予其资产阶级之思想。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显然不是为了研究孔子和经学而撰写,其目的是为了借助孔子进行改革,玩“托古改制”,以减轻变法之阻力。在康有为看来,古文经是假的,大伙被欺骗了几千年,难道如今还要继续被欺骗吗?难道就不进行变革,还原经书本来之面目吗?接下来,康有为将孔子塑造成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孔夫子老早就有自由、民主、平等之思想,还主张开设议会,实行宪政。封建士大夫均为孔子信徒,熟读孔孟之书,康有为显然是想以此来堵住反对者之嘴巴,拿孔子做挡箭牌。当然,这并没啥效果,因为康有为给孔子附会太多神秘之东西,将孔子弄得面目全非,不但未能得到士大夫之支持,还遭受保守势力强烈抗议,原本中立的官员也走向维新派之对立面。
04.专制主义政治生态下,追求近代化变革之雄心壮志,结果是自我否定
传统政治力量之阻力过大,维新派知识分子不得不将儒家思想资产阶级化,并将其作为变革之理论依据,这是知识分子相对“保守”之一面。此外,秦汉以来日益强化的君主专制政体,使得知识分子在追求政治变革时,不得不面对这严酷之现实,以致畏首畏尾,生怕得罪最高当权者,得罪皇权势力。如此,注定他们改革具有保守性,缺乏必要之魄力与创新。甲午惨败之后,康、梁等强烈呼吁进行变法,其重点领域是变革政体,开设议会,实行宪政,玩“君主立宪”制,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独具眼光的。但是,等到真正落实变法措施时,却再也不提议会、宪政,而是主张裁汰冗员、开设工厂、奖励实业、兴办教育、创办报刊杂志、翻译西方书籍,等等。可以说,维新变法在落实具体措施时,跟之前的洋务运动没啥两样,还是停留在“器物”层面,并没深入“制度”层面,这是维新派向旧势力妥协之表现。
光绪皇帝《明定国是诏》对维新变法如是说:“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依然是“洋务运动”之老调,没啥新意。
曾几何时,甲午惨败,列强乘机掀起瓜分中国之狂潮,中华民族危机加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知识分子强烈呼吁变革,开设议会、实行宪政,以此来应对这千年未有之变局。可落实变法时,议会、宪政,何在?这足以说明,维新知识分子已经向现实妥协,走向了“保守”之改革道路,对自我进行了否定;改革之雄心壮志,终究抵不过现实之残酷,他们只能回归传统,否定自我。
从上述可知,清朝在甲午战争中遭遇巨大惨败,传统“宗藩体系”彻底瓦解,中华在远东之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宣告了以“自强”与“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破产。此时,列强乘机掀起瓜分中国之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背景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走在了时代前列,他们强烈要求进行一次彻底变革,扫清一切阻碍近代化之障碍,其思想不免走向极端、偏激,从而遭受保守势力之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两千余年之专制主义传统,构成了改革之巨大阻力。对此,维新知识分子又不得不向现实进行妥协,走向相对之“保守”,甚至是自我否定。此种极端、偏激,又相对保守之双重心态,是维新知识分子力量弱小且政治不成熟之表现,这注定他们无法实现救亡图存之目标;维新变法运动只能是“百日维新”,变法实施103天后,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发动“戊戌政变”,宣告维新变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