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王彬彬,1962年生,安徽望江人,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应知天命集》《鲁迅内外》《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八论高晓声》《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途》《顾左右而言史》《费城的钟声》等著作多种。多年来在本刊开设“文坛旧事”“非虚构文本”“栏杆拍遍”等专栏,2022年1期始在本刊撰写“荒林拾叶”专栏。
痰盂这东西,好像已经悄悄退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了。现在到别人家去,如果看见茶几旁、沙发边,还放着一个甚至几个痰盂,会感到很怪异;会怀疑这家人在深山里隐居了数十年,刚刚回归社会,而这痰盂,是数十年前从人间带往深山,又从深山带回了人间。
有人以为,痰盂也是从西方舶来之物,后来西方人不用了,我们还用了好久。其实,这东西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国粹。但虽然是国粹,我想,在古代,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一直是豪门大户、缙绅之家的用品,从未在升斗细民的家中普及过。在古代,城市里也好,乡村里也好,普通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蚁民们,决不会在漏雨的屋顶下、破烂的桌椅边、凹凸的泥土地上,放上个专门接痰的家什。就是到了后来,农村人,有痰了,也是啪的往地上一吐,看都不看一眼。卫生意识强一点的人,也充其量用鞋底把那痰前后擦几下。这是说在室内。要说在室外不能随地吐痰,那人们就会想、就会问:“那要地干什么呢?”这是我小时候每天所见的情形。
以往,乡村社会有那种特别富有之家,或许是用痰盂的。到了我的少年时代,在公社的那些国家部门,可以见到痰盂,公社下面,则绝对没有痰盂的容身之地。公社书记的办公室里,或许有公家配置的痰盂。公社书记乡下的家里,也决不会用痰盂。公社书记都是土改积极分子出身,家中几代都是穷苦人,即便现在翻身得解放了,穷苦人的本色也没有丢掉,也还没有养成用痰盂的习惯。公社下面是大队。一个大队,最高贵的人是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老一点的,也是土改积极分子;少一点的,则是后来的革命运动的骨干,肯定也是根正苗红的人,地位变了,生活条件变了,劳动人民的传统也没有丢,也不会在家里弄几个痰盂。那时候,一般的人民公社的社员,几乎不知痰盂为何物。他们有些人,在电影上看到过。那时候看的是露天电影。一年难得看几回。每次电影开映前会放新闻纪录片。新闻纪录片,必定是领导人会见外宾的录像。说是新闻,也都是好久前的事。半年前看过的新闻,半年后还出现在银幕上,这样的事也常有。领导人坐在那里与外宾亲切会谈时,脚边总放个大肚子东西。留意到的人,打听后,知道那叫痰盂,专门接痰用,于是便惊讶得舌头伸出老长:吐口痰,还用那么干净、好看的东西接着,啧,啧啧,啧啧啧!
不是说人民公社社员就一定与痰盂没有关系。那时候,我们那个大队吴家坎生产队的吴老汉,就被几只痰盂害苦了。
吴老汉那时五十多岁,两口子先是连着生了几个女儿,后来终于盼来个儿子。几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家中只有三口人过活。儿子也二十四五了,没有结婚,亲事连定都还没有定下。这在那时候的农村,就是大龄未婚青年了。儿子心里急,吴老汉两口子更急。只有这一个儿子,如果结不了婚,那就要断香火呢,死了也无颜进祖坟。
在乡村,虽然农民们看起来个个都差不多,是黑鸦鸦的一群良民,但也还是有些人以颇异于他人的个性而在一定的方圆内很是知名。有的人特别倔强,有的人特别温驯;有的人分外吝啬,有的人分外慷慨;有的人极会算计,日子过得比较地好;有的人极不会打算,日子过得没来由地糟。有特别突出的性格的人,就会在四乡五里成为名人,有时还被众人赋予个绰号。吴老汉就是这样一个乡里名人。让吴老汉出名的特性,是异乎寻常的勤劳、节俭和会过日子。
勤劳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收获。多一分耕耘多一分收获,这道理一般人都不怀疑,但一般人只是泛泛地相信这道理。特别勤劳的人之所以特别勤劳,是因为对这道理特别相信。走路,是为了到达那个目的地。出门办点事,自然要走路。从家里走到那办事的地方,办完事再走回来。事情办成了,路就走得值;事情没有办成,就走了冤枉路。吴老汉觉得,走路,在赶往目的地之外,还可以多一点用处,还可以让路任何时候都走得不冤枉。于是,走在路上,吴老汉不是昂首向前,而是总看着路面。只要总留意着,便不时能在路面找到点什么。有时候是一根细铁丝,哪怕只有一拃长,拿回家,总有用得上的时候。有时候,是一粒纽扣,也捡起拿回家。谁的衣服不掉扣子。扣子掉了,得替换,虽然这捡来的扣子颜色形状与原配不同,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比原配大一点或小一点也不碍事。大一点,扣的时候使点劲就是了;小一点,只要不小得太多,也能凑合着用,无非时常脱扣时常扣上。出门办事,去,一般要径直赶路。回来时,如果不是家中有事要急着回,不妨不走那人走得白硬白硬的路。反正回家,也是闲着。在家里闲着,那可什么也不可能收获到。可以把在家里闲着的时间用在走路上。吴老汉从外面回来,往往特意绕着走走,往往特意走些弯路,甚至特意走那本不是路的路。为什么要把路走成这样呢?是希望能发现点什么,能捡到点有用的东西。例如,路过一片田野,吴老汉会离开那正路,向田埂地坝走去。田埂上、地坝上能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当然不可能找到很值钱的东西。吴老汉也没指望发现金项链、银镯子。但半根红薯、一个萝卜,捡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如果两边是刚刚收割后的稻田麦地,那田埂上总有几根稻穗、地坝上也会有几支麦穗。如果路边是树林,吴老汉便绕进林子里去。我们那里是丘陵地带,所谓树林,也是那种短松冈。地上的松毛,是灶膛里极好的柴火。山地由大队直接管理。大队派了看山的人,禁止在山上扒柴。有胆大的孩子,带着柴扒、竹筐来偷扒松毛,让看山的发现了,便撵得兔子一样地跑。吴老汉走在林间,手里并没有柴扒,不用担心被认为是偷扒松毛。再说,偷扒松毛,是孩子们干的勾当,哪有壮汉而干此种事的道理。吴老汉不偷松毛,但捡几根枯枝,看山的看见了,也不能说什么。但枯枝也是柴火,是比松毛更经烧的柴火。几根枯枝,塞进灶膛,当然烧不了很久,但只要能烧一会儿就是赚了不是?有时候,实在没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吴老汉便薅几把草带回家。草,如果是春夏间的青草,可以直接喂猪;如果是秋冬间的枯草,便能直接当柴烧。这样,吴老汉便哪次出门,都不会空手而回。就算那要办的正事没办成,也不算毫无收获。
越是贫穷的时候,节俭越有实施的空间;越是匮乏的时候,节俭的意义越能突现;在极端贫穷匮乏的时候,节俭便具有了神圣性。吴老汉的节俭,一如他的勤劳,有些典型细节以故事的方式在乡里口耳相传。那时候,每个大队有一台水稻脱壳机,社员们叫轧米机。大队部边上的一间房子里,放着这轧米机,有一个专门开机器的轧米员。这个地方,社员们叫轧米厂。社员从家里挑了稻子,到这轧米厂来脱壳,稻子从这头倒进去,米和糠从两个出口出来。社员付了钱,把米和糠挑回家。轧米机功能不大好,从那出米口出来的,不全是米,常常有些未脱壳的稻粒。那时候的人,谁敢计较这个?轧米厂属于大队,算是大队办的企业,与轧米厂较劲,不就是与大队较劲,那真是活厌烦了。不但不计较,反而认为米里有些未脱壳的稻,那太正常了,机器又不是神,哪能要它把每一粒稻都脱干净?夹杂着稻粒的米,煮出来的饭里自然也有些稻子。吃饭时碰到了,人们通常用筷子把它夹着扔到地上;吃到嘴里了,也会把它吐出来。稻粒到了地上,也不全是浪费,很快便到了鸡嘴里。吴老汉却不甘心把这煮熟了的稻子让鸡吃掉。他立了规矩,家里人吃饭碰到稻子,不准往地上扔,要放到或吐到桌上。饭吃完了,堂客把碗筷收拾了,他负责擦桌子。拿起抹布之前,他先把桌上的稻粒用一只手掌扫到另一只手的掌心里,然后脖子微仰,把稻粒一把塞进嘴里。有时候只有三五粒,有时候竟有一小把。但不管是多是少,他都嚼一嚼,连壳一起咽下。
那个时候,每个大队有一个小卖部。家家户户都与这小卖部有密切的关系。而吴老汉又与这小卖部关系尤其密切。有一回,小卖部进了三只痰盂,这就把吴老汉害了。
大队的小卖部,是公社供销合作社的派出部门;公社的供销合作社,是县供销合作社的派出机构。大队小卖部的货物,从公社供销社批拨;公社供销社的货物,从县供销社批拨。大队小卖部有的东西,公社供销社当然都有。但大队小卖部只有公社供销社所有的一小部分东西;公社供销社的许多东西,小卖部不卖。大队小卖部卖得最多的是三样东西:食盐、煤油、火柴。这三样东西,是每家每户每天都要用的。公社供销社的营业员身份是工人。大队小卖部只有一个售货员,是大队领导从社员中指定。当了小卖部售货员,身份仍然是农民。大队小卖部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是替国家收购鸡蛋。社员家里的几只鸡,下了蛋,攒着。煤油没了,晚上就要摸黑,要在天黑前把煤油买回,于是把攒着的鸡蛋包上,小跑着往小卖部赶去。盐没了,下顿饭就没法吃,要在做下顿饭前把盐买回来,于是把攒着的鸡蛋包上,小跑着往小卖部赶去。当然,不能保证每次油干盐尽了都有足够的鸡蛋可卖,那就只能到别人家借一点了。小卖部收购鸡蛋,不论斤两,论个,每个六分钱,不管大小。社员到小卖部买东西,买多买少,根据每次带去的鸡蛋数量而定。那时候,煤油三毛五分钱一斤,食盐一毛五分钱一斤。售货员数了鸡蛋,然后看这鸡蛋值多少油盐。所以,社员到小卖部,其实不是买东西,是换东西。在每个大队的小卖部里,每天都在进行着人类古老的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小卖部收鸡蛋,是公社供销社委托的工作,换来的鸡蛋,自然要交给公社供销社。这售货员用一担箩,把换来的鸡蛋挑到公社供销社。如果是满满一担,那挑起来很费力,所以,总是收到够半担的时候,便往公社送。有时一天一次,有时几天一次。公社供销社按个数计算了钱数后,再折算成煤油、食盐、火柴等实物,售货员又把这些实物挑回小卖部。社员拿着鸡蛋到小卖部,如果破损了,小卖部便不收。但公社收取大队小卖部的鸡蛋时,却允许有一定数量的损耗。这允许损耗的数量似乎还不小。小卖部的售货员,收取的鸡蛋里即使有些破损者,或是自己在转往公社的过程中弄破了几个,那是不要紧的,不但不要紧,反而成了售货员的收益:这破损的鸡蛋,售货员可以拿回家吃掉。那时候,大队小卖部售货员,家里天天吃鸡蛋,今天炒鸡蛋,明天便蒸鸡蛋羹,有时早上还来个蛋炒饭。仅此一点,这小卖部售货员的工作,便十分让人羡慕。
大队的小卖部,总是与大队部在一起。我们大队的大队部,离吴老汉的那个村吴家坎很近,一抬腿便到。小卖部的售货员虽然不是吴家坎人,但与吴老汉家有一点挂角亲。售货员年龄比吴老汉大几岁,姓张。吴老汉叫老张表伯,但两家并无亲戚样的往来。一般人家,用鸡蛋来换东西,大多是女人孩子来,男主人来的不多。但吴老汉每次都自己来,反正一抬腿就到。来了,表伯表伯地叫得亲热。小卖部只有一杆小盘秤。黄铜的秤盘只有下面要说到的痰盂的敞口那般大,有的部分锃亮锃亮,亮得发白,不像是黄铜;有的部位黑漆漆的,也看不出是黄铜。称盐,是用一把长形的木铲,先把盐铲到秤盘里。那会儿人们吃的是粗盐,一粒一粒的,个大的有成年人的板牙那么大,形状也很像板牙,当然,大多数是黄豆绿豆那般大小的盐粒。称好了,拿出半张旧报纸铺在柜台上,再把盐倒在报纸上,盐倒下后,老张总要把秤盘竖过来,在报纸上磕磕,把粘在秤盘上的碎盐磕些下来,然后包好,往顾客面前一推。磕,是习惯性地磕两下,不多磕。吴老汉来称盐,总是央求表伯多磕几下。碍于情面,老张便只得再磕两下,还真能再磕下点细碎来。煤油,是用一个铁皮端子舀着卖。老张用一个也是铁皮的漏斗卡在顾客带来的空瓶口上,再用端子把煤油从仍然是铁皮的桶里舀出来,倒进漏斗。端子在漏斗上方从倾斜向垂直运动。完全垂直了,老张便可以把端子移开。但是,那端子的内壁上,肯定还挂着些油滴,如果继续垂直着,油虽然流不成线,但会有一滴又一滴的油滴下来。一开始,滴与滴间隔很短,间隔渐渐变长。要完全没有油珠滴下,那要垂直好一会儿。每次吴老汉打煤油,总笑着请表伯把那端子尽量在漏斗上方多停留一会儿。老张心里未必不烦,但既然吴老汉口口声声地叫着表伯,也就不能不给这个表侄一点面子。有时候,吴老汉带来的鸡蛋里,有个把破损了,吴老汉也央求表伯收下。老张虽然觉得他很过分,但也还是收下了。这样的事虽然不多,也有过几次。
吴老汉与大队小卖部之间建立了这样一种亲密关系,就有了意外的灾祸。
有一天,老张从公社供销社回来,除了照例挑回了煤油、食盐等物品,还带回来三只痰盂。痰盂这东西出现在小卖部的货架上,还是第一次。小卖部里的木头货架,古色古香,是土改时从过去一家开店的人家没收来的。痰盂,是搪瓷的,底色是白色,雪白雪白。盂口向外撇敞着,是鲜红色;敞口与盂身之间,是凹进去的颈部,也是鲜红的一圈;中间是圆圆的大肚子,底座又向外撇敞着;底座外敞的幅度比盂口小些,但像盂口一样,也是鲜红鲜红。鼓出来的肚子上,有两朵牡丹花,一朵鲜红,一朵粉红。牡丹花上面,是一个大大的“囍”字,当然必须是鲜红鲜红的。这三只痰盂一字排开在那古色古香的货架上,倒也有一种异样的美丽。任何人一进门,便眼睛一亮。
痰盂上印着红双喜,生产者的初衷当然是供人们贺婚礼之用。那时节,有亲友结婚,人们通常是送脸盆、痰盂、毛巾之类日常生活用品。脸盆也是搪瓷品,底色最多的也是白色,也是在白色的盆身里外印上些文字图案。文字,不外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之类;图案常见的也是牡丹花,有鲜红和粉红两种。文字图案,通常具有普适性,不针对特定人群,但有时候,也是为某类人定制。例如,文字如果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就是供人们送下乡知青用;如果盆底是硕大而鲜红的“囍”,那就是供人们庆贺亲友结婚用。毛巾上也是又有文字又有图案。痰盂上,有文字的,似乎没见过。
那时候,工厂的生产都是事先有着计划。按计划生产,依常理,只有供不应求的情形,不会有供过于求的怪事。那一次,不知是负责制订痰盂生产计划的人多喝了二两,以致下达的痰盂生产任务超过了实际需要,还是我们县供销社的领导多喝了不止二两,进货时把那痰盂多进了许多,总之是,县供销社积压了数量很大的一批痰盂。当然,是省里硬塞给县里,也有可能。痰盂,在县城还有一点销量,但也决不会很大。痰盂之为物也,坚固耐用,寿命绝对比人长。一个人家,买了个痰盂,就能用一辈子,传代也是可以的;一个单位,买了批痰盂,就可以永远用下去,不怕偷不怕抢,还不怕失火。所以,一个县城,一年也卖不出多少只。到了公社这一层,卖痰盂就跟卖飞机差不多。在大队小卖部卖痰盂,就是在卖宇宙飞船了。三只痰盂,摆在我们大队小卖部的货架上,像三艘宇宙飞船停在那里。
老张挑回这三只痰盂,也是万般无奈。公社供销社主任说了,县里压下来一批痰盂,公社供销社不便拒绝。要是拒绝,以后那些紧缺物品,县里就会卡你!主任说,公社卖不掉这么多痰盂,只能请各大队消化。不过,可以降价处理。公社供销社给痰盂的定价,真是便宜得很。三只痰盂放在小卖部的货架上,谁见了都会好奇地问一问。老张并不说是公社硬摊派的。有人想起了电影上见过的东西,认出这是啥,老张便不吭声。不知道这是啥的人,老张也不说明。老张只是说这东西放在桌上很好看,并不直接劝人买,怕人家日后知道是啥,来骂他。几天过去,并没有卖出一只。老张正考虑怎样把它们退回公社时,吴老汉来了。吴老汉见了痰盂,眼睛也一亮;老张见了吴老汉,也眼睛一亮。吴老汉不认识这是痰盂,以为是一种新型的厨具。像别人一样问了价格,一听如此便宜,脸上是又惊又喜。老张见吴老汉脸上有喜色,知道他动了心,便说:“这么好看的搪瓷罐,家里来客的时候,盛菜也行,盛汤也行,摆在桌上多有脸面。”老张并没有直接劝吴老汉买,但吴老汉从老张的话音里听出了劝的意思。稍稍考虑了一下,吴老汉便真的买了两只。
吴老汉下决心买这两只痰盂,有三重原因。好看又便宜是首要原因;家里有了喜事,马上要招待贵客,是第二重原因。第三重原因,那就是老张像是很希望他买。平时,这表伯总给他面子,总让他占点便宜,现在既然希望他买这搪瓷罐,他也不能不给表伯一点面子,何况这东西这么便宜。
儿子终于说成了亲事,是另一个大队的姑娘,两家的认亲仪式已经举行过了,儿子也到女方家去过,吃过一顿中饭。下面,是女方到男方家来做客。两只痰盂,吴老汉抱在胸前,一手抱一只,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过几天那姑娘来了,当然要炖只老母鸡,就用这搪瓷罐盛。肯定还要有个红薯粉丸子烧肉,也用这搪瓷罐盛。有这样两个菜往桌子中间一摆,气派就有了。这家伙大是大了些,但鸡杀大些,菜烧多些,显得这人家大气、慷慨,给女方留个好印象。这样想着,吴老汉就到了家,到了家心里还美滋滋。
吴老汉的儿子说定的那个姑娘,却认识痰盂并且吃过这东西的苦头。姑娘有个舅舅在县城工作,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姑娘到舅舅家吃了顿午饭。饭桌上有盘油炸花生米。姑娘夹起一粒花生米塞进嘴里,嚼了一口,感觉味道不对,第二口嚼到一半,有了苦味,知道花生米发霉了,霉狠了,便习惯性地吐到地上。坐在对面的舅娘脸拉了下来,站起身,走到门后边,拿来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往姑娘脚边一放,说:“要吐,就吐到痰盂里。”姑娘朝那叫作痰盂的东西一看,里面的痰盖住了痰盂底,中间微微拱起,像一座小山,上面蠕动着些绿头苍蝇。姑娘突然一阵恶心,哇地一口,把早上在家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吐了一大口,又吐了几小口,掏出手帕擦擦嘴,狂奔着逃离舅舅家,仿佛有狼在追赶。也怪,姑娘平时各种屎,鸡屎猪屎狗屎牛屎包括人屎,见得多了,地上的痰也没少见,都没有什么感觉。这回,看见那么多痰堆积在这样干净美丽的搪瓷罐里,上面还爬着绿头苍蝇,却有如此强烈的生理反应。
姑娘到吴老汉家来了。按规矩,姑娘头回登门,要去接。儿子吃过早饭便去接。来回有十多里地,把姑娘接到家,没多久就吃午饭了。一大早就开始炖的老母鸡,盛在一只痰盂里,先由吴老汉亲自端上来,姑娘看着这痰盂,两眼瞪得眼珠快要蹦出来。第二道菜,是红薯粉丸子烧肉,也盛在一只痰盂里,由儿子双手端上来。姑娘朝这只痰盂看一眼,便双手捂住嘴,向门外跑去。刚出门,就一口吐在地上。吴老汉父子愣了一会儿后,连忙跟出来。姑娘也只吐了一口,没多吐,然后向家的方向狂奔,头都没回一下。
儿子的婚事吹了,从此,话像秋天的树叶,一天比一天少,人也一天天懒起来,终于发展到终日卧床不起。日也好,夜也好,都蜷缩在被窝里,叫他也不应,让人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甚至不知是活着,还是死了。开始的时候,叫他吃饭,倒是一叫就起,而且总是吃得很多,比先前从早到晚在田地里劳作时吃得还多,但放下碗又缩回被窝。人却一天比一天瘦下去。父母都觉得怪得很多。吃了睡,睡了吃,还吃得那么多,吃到谁的肚子里去了呢?但渐渐地,儿子连饭也懒得吃了,常常是一天起来吃一顿,中午吃了,晚上就不吃。说话像叹气。三天说不了一句,一句不超过三个字。
自从儿子开始不正常,吴老汉的身子也就迅速差下去。本来铁打一般的人,不到半年,就如草扎的一般,走路,要拄着拐杖了。仍然是一家三口过日子,但天亮了常常不开门,天黑了常常不点灯,白天黑夜都不像日子,人家已不像人家了。
痰盂这东西,好像已经悄悄退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了。现在到别人家去,如果看见茶几旁、沙发边,还放着一个甚至几个痰盂,会感到很怪异;会怀疑这家人在深山里隐居了数十年,刚刚回归社会,而这痰盂,是数十年前从人间带往深山,又从深山带回了人间。
有人以为,痰盂也是从西方舶来之物,后来西方人不用了,我们还用了好久。其实,这东西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国粹。但虽然是国粹,我想,在古代,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一直是豪门大户、缙绅之家的用品,从未在升斗细民的家中普及过。在古代,城市里也好,乡村里也好,普通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蚁民们,决不会在漏雨的屋顶下、破烂的桌椅边、凹凸的泥土地上,放上个专门接痰的家什。就是到了后来,农村人,有痰了,也是啪的往地上一吐,看都不看一眼。卫生意识强一点的人,也充其量用鞋底把那痰前后擦几下。这是说在室内。要说在室外不能随地吐痰,那人们就会想、就会问:“那要地干什么呢?”这是我小时候每天所见的情形。
以往,乡村社会有那种特别富有之家,或许是用痰盂的。到了我的少年时代,在公社的那些国家部门,可以见到痰盂,公社下面,则绝对没有痰盂的容身之地。公社书记的办公室里,或许有公家配置的痰盂。公社书记乡下的家里,也决不会用痰盂。公社书记都是土改积极分子出身,家中几代都是穷苦人,即便现在翻身得解放了,穷苦人的本色也没有丢掉,也还没有养成用痰盂的习惯。公社下面是大队。一个大队,最高贵的人是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老一点的,也是土改积极分子;少一点的,则是后来的革命运动的骨干,肯定也是根正苗红的人,地位变了,生活条件变了,劳动人民的传统也没有丢,也不会在家里弄几个痰盂。那时候,一般的人民公社的社员,几乎不知痰盂为何物。他们有些人,在电影上看到过。那时候看的是露天电影。一年难得看几回。每次电影开映前会放新闻纪录片。新闻纪录片,必定是领导人会见外宾的录像。说是新闻,也都是好久前的事。半年前看过的新闻,半年后还出现在银幕上,这样的事也常有。领导人坐在那里与外宾亲切会谈时,脚边总放个大肚子东西。留意到的人,打听后,知道那叫痰盂,专门接痰用,于是便惊讶得舌头伸出老长:吐口痰,还用那么干净、好看的东西接着,啧,啧啧,啧啧啧!
不是说人民公社社员就一定与痰盂没有关系。那时候,我们那个大队吴家坎生产队的吴老汉,就被几只痰盂害苦了。
吴老汉那时五十多岁,两口子先是连着生了几个女儿,后来终于盼来个儿子。几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家中只有三口人过活。儿子也二十四五了,没有结婚,亲事连定都还没有定下。这在那时候的农村,就是大龄未婚青年了。儿子心里急,吴老汉两口子更急。只有这一个儿子,如果结不了婚,那就要断香火呢,死了也无颜进祖坟。
在乡村,虽然农民们看起来个个都差不多,是黑鸦鸦的一群良民,但也还是有些人以颇异于他人的个性而在一定的方圆内很是知名。有的人特别倔强,有的人特别温驯;有的人分外吝啬,有的人分外慷慨;有的人极会算计,日子过得比较地好;有的人极不会打算,日子过得没来由地糟。有特别突出的性格的人,就会在四乡五里成为名人,有时还被众人赋予个绰号。吴老汉就是这样一个乡里名人。让吴老汉出名的特性,是异乎寻常的勤劳、节俭和会过日子。
勤劳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收获。多一分耕耘多一分收获,这道理一般人都不怀疑,但一般人只是泛泛地相信这道理。特别勤劳的人之所以特别勤劳,是因为对这道理特别相信。走路,是为了到达那个目的地。出门办点事,自然要走路。从家里走到那办事的地方,办完事再走回来。事情办成了,路就走得值;事情没有办成,就走了冤枉路。吴老汉觉得,走路,在赶往目的地之外,还可以多一点用处,还可以让路任何时候都走得不冤枉。于是,走在路上,吴老汉不是昂首向前,而是总看着路面。只要总留意着,便不时能在路面找到点什么。有时候是一根细铁丝,哪怕只有一拃长,拿回家,总有用得上的时候。有时候,是一粒纽扣,也捡起拿回家。谁的衣服不掉扣子。扣子掉了,得替换,虽然这捡来的扣子颜色形状与原配不同,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比原配大一点或小一点也不碍事。大一点,扣的时候使点劲就是了;小一点,只要不小得太多,也能凑合着用,无非时常脱扣时常扣上。出门办事,去,一般要径直赶路。回来时,如果不是家中有事要急着回,不妨不走那人走得白硬白硬的路。反正回家,也是闲着。在家里闲着,那可什么也不可能收获到。可以把在家里闲着的时间用在走路上。吴老汉从外面回来,往往特意绕着走走,往往特意走些弯路,甚至特意走那本不是路的路。为什么要把路走成这样呢?是希望能发现点什么,能捡到点有用的东西。例如,路过一片田野,吴老汉会离开那正路,向田埂地坝走去。田埂上、地坝上能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当然不可能找到很值钱的东西。吴老汉也没指望发现金项链、银镯子。但半根红薯、一个萝卜,捡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如果两边是刚刚收割后的稻田麦地,那田埂上总有几根稻穗、地坝上也会有几支麦穗。如果路边是树林,吴老汉便绕进林子里去。我们那里是丘陵地带,所谓树林,也是那种短松冈。地上的松毛,是灶膛里极好的柴火。山地由大队直接管理。大队派了看山的人,禁止在山上扒柴。有胆大的孩子,带着柴扒、竹筐来偷扒松毛,让看山的发现了,便撵得兔子一样地跑。吴老汉走在林间,手里并没有柴扒,不用担心被认为是偷扒松毛。再说,偷扒松毛,是孩子们干的勾当,哪有壮汉而干此种事的道理。吴老汉不偷松毛,但捡几根枯枝,看山的看见了,也不能说什么。但枯枝也是柴火,是比松毛更经烧的柴火。几根枯枝,塞进灶膛,当然烧不了很久,但只要能烧一会儿就是赚了不是?有时候,实在没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吴老汉便薅几把草带回家。草,如果是春夏间的青草,可以直接喂猪;如果是秋冬间的枯草,便能直接当柴烧。这样,吴老汉便哪次出门,都不会空手而回。就算那要办的正事没办成,也不算毫无收获。
越是贫穷的时候,节俭越有实施的空间;越是匮乏的时候,节俭的意义越能突现;在极端贫穷匮乏的时候,节俭便具有了神圣性。吴老汉的节俭,一如他的勤劳,有些典型细节以故事的方式在乡里口耳相传。那时候,每个大队有一台水稻脱壳机,社员们叫轧米机。大队部边上的一间房子里,放着这轧米机,有一个专门开机器的轧米员。这个地方,社员们叫轧米厂。社员从家里挑了稻子,到这轧米厂来脱壳,稻子从这头倒进去,米和糠从两个出口出来。社员付了钱,把米和糠挑回家。轧米机功能不大好,从那出米口出来的,不全是米,常常有些未脱壳的稻粒。那时候的人,谁敢计较这个?轧米厂属于大队,算是大队办的企业,与轧米厂较劲,不就是与大队较劲,那真是活厌烦了。不但不计较,反而认为米里有些未脱壳的稻,那太正常了,机器又不是神,哪能要它把每一粒稻都脱干净?夹杂着稻粒的米,煮出来的饭里自然也有些稻子。吃饭时碰到了,人们通常用筷子把它夹着扔到地上;吃到嘴里了,也会把它吐出来。稻粒到了地上,也不全是浪费,很快便到了鸡嘴里。吴老汉却不甘心把这煮熟了的稻子让鸡吃掉。他立了规矩,家里人吃饭碰到稻子,不准往地上扔,要放到或吐到桌上。饭吃完了,堂客把碗筷收拾了,他负责擦桌子。拿起抹布之前,他先把桌上的稻粒用一只手掌扫到另一只手的掌心里,然后脖子微仰,把稻粒一把塞进嘴里。有时候只有三五粒,有时候竟有一小把。但不管是多是少,他都嚼一嚼,连壳一起咽下。
那个时候,每个大队有一个小卖部。家家户户都与这小卖部有密切的关系。而吴老汉又与这小卖部关系尤其密切。有一回,小卖部进了三只痰盂,这就把吴老汉害了。
大队的小卖部,是公社供销合作社的派出部门;公社的供销合作社,是县供销合作社的派出机构。大队小卖部的货物,从公社供销社批拨;公社供销社的货物,从县供销社批拨。大队小卖部有的东西,公社供销社当然都有。但大队小卖部只有公社供销社所有的一小部分东西;公社供销社的许多东西,小卖部不卖。大队小卖部卖得最多的是三样东西:食盐、煤油、火柴。这三样东西,是每家每户每天都要用的。公社供销社的营业员身份是工人。大队小卖部只有一个售货员,是大队领导从社员中指定。当了小卖部售货员,身份仍然是农民。大队小卖部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是替国家收购鸡蛋。社员家里的几只鸡,下了蛋,攒着。煤油没了,晚上就要摸黑,要在天黑前把煤油买回,于是把攒着的鸡蛋包上,小跑着往小卖部赶去。盐没了,下顿饭就没法吃,要在做下顿饭前把盐买回来,于是把攒着的鸡蛋包上,小跑着往小卖部赶去。当然,不能保证每次油干盐尽了都有足够的鸡蛋可卖,那就只能到别人家借一点了。小卖部收购鸡蛋,不论斤两,论个,每个六分钱,不管大小。社员到小卖部买东西,买多买少,根据每次带去的鸡蛋数量而定。那时候,煤油三毛五分钱一斤,食盐一毛五分钱一斤。售货员数了鸡蛋,然后看这鸡蛋值多少油盐。所以,社员到小卖部,其实不是买东西,是换东西。在每个大队的小卖部里,每天都在进行着人类古老的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小卖部收鸡蛋,是公社供销社委托的工作,换来的鸡蛋,自然要交给公社供销社。这售货员用一担箩,把换来的鸡蛋挑到公社供销社。如果是满满一担,那挑起来很费力,所以,总是收到够半担的时候,便往公社送。有时一天一次,有时几天一次。公社供销社按个数计算了钱数后,再折算成煤油、食盐、火柴等实物,售货员又把这些实物挑回小卖部。社员拿着鸡蛋到小卖部,如果破损了,小卖部便不收。但公社收取大队小卖部的鸡蛋时,却允许有一定数量的损耗。这允许损耗的数量似乎还不小。小卖部的售货员,收取的鸡蛋里即使有些破损者,或是自己在转往公社的过程中弄破了几个,那是不要紧的,不但不要紧,反而成了售货员的收益:这破损的鸡蛋,售货员可以拿回家吃掉。那时候,大队小卖部售货员,家里天天吃鸡蛋,今天炒鸡蛋,明天便蒸鸡蛋羹,有时早上还来个蛋炒饭。仅此一点,这小卖部售货员的工作,便十分让人羡慕。
大队的小卖部,总是与大队部在一起。我们大队的大队部,离吴老汉的那个村吴家坎很近,一抬腿便到。小卖部的售货员虽然不是吴家坎人,但与吴老汉家有一点挂角亲。售货员年龄比吴老汉大几岁,姓张。吴老汉叫老张表伯,但两家并无亲戚样的往来。一般人家,用鸡蛋来换东西,大多是女人孩子来,男主人来的不多。但吴老汉每次都自己来,反正一抬腿就到。来了,表伯表伯地叫得亲热。小卖部只有一杆小盘秤。黄铜的秤盘只有下面要说到的痰盂的敞口那般大,有的部分锃亮锃亮,亮得发白,不像是黄铜;有的部位黑漆漆的,也看不出是黄铜。称盐,是用一把长形的木铲,先把盐铲到秤盘里。那会儿人们吃的是粗盐,一粒一粒的,个大的有成年人的板牙那么大,形状也很像板牙,当然,大多数是黄豆绿豆那般大小的盐粒。称好了,拿出半张旧报纸铺在柜台上,再把盐倒在报纸上,盐倒下后,老张总要把秤盘竖过来,在报纸上磕磕,把粘在秤盘上的碎盐磕些下来,然后包好,往顾客面前一推。磕,是习惯性地磕两下,不多磕。吴老汉来称盐,总是央求表伯多磕几下。碍于情面,老张便只得再磕两下,还真能再磕下点细碎来。煤油,是用一个铁皮端子舀着卖。老张用一个也是铁皮的漏斗卡在顾客带来的空瓶口上,再用端子把煤油从仍然是铁皮的桶里舀出来,倒进漏斗。端子在漏斗上方从倾斜向垂直运动。完全垂直了,老张便可以把端子移开。但是,那端子的内壁上,肯定还挂着些油滴,如果继续垂直着,油虽然流不成线,但会有一滴又一滴的油滴下来。一开始,滴与滴间隔很短,间隔渐渐变长。要完全没有油珠滴下,那要垂直好一会儿。每次吴老汉打煤油,总笑着请表伯把那端子尽量在漏斗上方多停留一会儿。老张心里未必不烦,但既然吴老汉口口声声地叫着表伯,也就不能不给这个表侄一点面子。有时候,吴老汉带来的鸡蛋里,有个把破损了,吴老汉也央求表伯收下。老张虽然觉得他很过分,但也还是收下了。这样的事虽然不多,也有过几次。
吴老汉与大队小卖部之间建立了这样一种亲密关系,就有了意外的灾祸。
有一天,老张从公社供销社回来,除了照例挑回了煤油、食盐等物品,还带回来三只痰盂。痰盂这东西出现在小卖部的货架上,还是第一次。小卖部里的木头货架,古色古香,是土改时从过去一家开店的人家没收来的。痰盂,是搪瓷的,底色是白色,雪白雪白。盂口向外撇敞着,是鲜红色;敞口与盂身之间,是凹进去的颈部,也是鲜红的一圈;中间是圆圆的大肚子,底座又向外撇敞着;底座外敞的幅度比盂口小些,但像盂口一样,也是鲜红鲜红。鼓出来的肚子上,有两朵牡丹花,一朵鲜红,一朵粉红。牡丹花上面,是一个大大的“囍”字,当然必须是鲜红鲜红的。这三只痰盂一字排开在那古色古香的货架上,倒也有一种异样的美丽。任何人一进门,便眼睛一亮。
痰盂上印着红双喜,生产者的初衷当然是供人们贺婚礼之用。那时节,有亲友结婚,人们通常是送脸盆、痰盂、毛巾之类日常生活用品。脸盆也是搪瓷品,底色最多的也是白色,也是在白色的盆身里外印上些文字图案。文字,不外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之类;图案常见的也是牡丹花,有鲜红和粉红两种。文字图案,通常具有普适性,不针对特定人群,但有时候,也是为某类人定制。例如,文字如果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就是供人们送下乡知青用;如果盆底是硕大而鲜红的“囍”,那就是供人们庆贺亲友结婚用。毛巾上也是又有文字又有图案。痰盂上,有文字的,似乎没见过。
那时候,工厂的生产都是事先有着计划。按计划生产,依常理,只有供不应求的情形,不会有供过于求的怪事。那一次,不知是负责制订痰盂生产计划的人多喝了二两,以致下达的痰盂生产任务超过了实际需要,还是我们县供销社的领导多喝了不止二两,进货时把那痰盂多进了许多,总之是,县供销社积压了数量很大的一批痰盂。当然,是省里硬塞给县里,也有可能。痰盂,在县城还有一点销量,但也决不会很大。痰盂之为物也,坚固耐用,寿命绝对比人长。一个人家,买了个痰盂,就能用一辈子,传代也是可以的;一个单位,买了批痰盂,就可以永远用下去,不怕偷不怕抢,还不怕失火。所以,一个县城,一年也卖不出多少只。到了公社这一层,卖痰盂就跟卖飞机差不多。在大队小卖部卖痰盂,就是在卖宇宙飞船了。三只痰盂,摆在我们大队小卖部的货架上,像三艘宇宙飞船停在那里。
老张挑回这三只痰盂,也是万般无奈。公社供销社主任说了,县里压下来一批痰盂,公社供销社不便拒绝。要是拒绝,以后那些紧缺物品,县里就会卡你!主任说,公社卖不掉这么多痰盂,只能请各大队消化。不过,可以降价处理。公社供销社给痰盂的定价,真是便宜得很。三只痰盂放在小卖部的货架上,谁见了都会好奇地问一问。老张并不说是公社硬摊派的。有人想起了电影上见过的东西,认出这是啥,老张便不吭声。不知道这是啥的人,老张也不说明。老张只是说这东西放在桌上很好看,并不直接劝人买,怕人家日后知道是啥,来骂他。几天过去,并没有卖出一只。老张正考虑怎样把它们退回公社时,吴老汉来了。吴老汉见了痰盂,眼睛也一亮;老张见了吴老汉,也眼睛一亮。吴老汉不认识这是痰盂,以为是一种新型的厨具。像别人一样问了价格,一听如此便宜,脸上是又惊又喜。老张见吴老汉脸上有喜色,知道他动了心,便说:“这么好看的搪瓷罐,家里来客的时候,盛菜也行,盛汤也行,摆在桌上多有脸面。”老张并没有直接劝吴老汉买,但吴老汉从老张的话音里听出了劝的意思。稍稍考虑了一下,吴老汉便真的买了两只。
吴老汉下决心买这两只痰盂,有三重原因。好看又便宜是首要原因;家里有了喜事,马上要招待贵客,是第二重原因。第三重原因,那就是老张像是很希望他买。平时,这表伯总给他面子,总让他占点便宜,现在既然希望他买这搪瓷罐,他也不能不给表伯一点面子,何况这东西这么便宜。
儿子终于说成了亲事,是另一个大队的姑娘,两家的认亲仪式已经举行过了,儿子也到女方家去过,吃过一顿中饭。下面,是女方到男方家来做客。两只痰盂,吴老汉抱在胸前,一手抱一只,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过几天那姑娘来了,当然要炖只老母鸡,就用这搪瓷罐盛。肯定还要有个红薯粉丸子烧肉,也用这搪瓷罐盛。有这样两个菜往桌子中间一摆,气派就有了。这家伙大是大了些,但鸡杀大些,菜烧多些,显得这人家大气、慷慨,给女方留个好印象。这样想着,吴老汉就到了家,到了家心里还美滋滋。
吴老汉的儿子说定的那个姑娘,却认识痰盂并且吃过这东西的苦头。姑娘有个舅舅在县城工作,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姑娘到舅舅家吃了顿午饭。饭桌上有盘油炸花生米。姑娘夹起一粒花生米塞进嘴里,嚼了一口,感觉味道不对,第二口嚼到一半,有了苦味,知道花生米发霉了,霉狠了,便习惯性地吐到地上。坐在对面的舅娘脸拉了下来,站起身,走到门后边,拿来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往姑娘脚边一放,说:“要吐,就吐到痰盂里。”姑娘朝那叫作痰盂的东西一看,里面的痰盖住了痰盂底,中间微微拱起,像一座小山,上面蠕动着些绿头苍蝇。姑娘突然一阵恶心,哇地一口,把早上在家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吐了一大口,又吐了几小口,掏出手帕擦擦嘴,狂奔着逃离舅舅家,仿佛有狼在追赶。也怪,姑娘平时各种屎,鸡屎猪屎狗屎牛屎包括人屎,见得多了,地上的痰也没少见,都没有什么感觉。这回,看见那么多痰堆积在这样干净美丽的搪瓷罐里,上面还爬着绿头苍蝇,却有如此强烈的生理反应。
姑娘到吴老汉家来了。按规矩,姑娘头回登门,要去接。儿子吃过早饭便去接。来回有十多里地,把姑娘接到家,没多久就吃午饭了。一大早就开始炖的老母鸡,盛在一只痰盂里,先由吴老汉亲自端上来,姑娘看着这痰盂,两眼瞪得眼珠快要蹦出来。第二道菜,是红薯粉丸子烧肉,也盛在一只痰盂里,由儿子双手端上来。姑娘朝这只痰盂看一眼,便双手捂住嘴,向门外跑去。刚出门,就一口吐在地上。吴老汉父子愣了一会儿后,连忙跟出来。姑娘也只吐了一口,没多吐,然后向家的方向狂奔,头都没回一下。
儿子的婚事吹了,从此,话像秋天的树叶,一天比一天少,人也一天天懒起来,终于发展到终日卧床不起。日也好,夜也好,都蜷缩在被窝里,叫他也不应,让人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甚至不知是活着,还是死了。开始的时候,叫他吃饭,倒是一叫就起,而且总是吃得很多,比先前从早到晚在田地里劳作时吃得还多,但放下碗又缩回被窝。人却一天比一天瘦下去。父母都觉得怪得很多。吃了睡,睡了吃,还吃得那么多,吃到谁的肚子里去了呢?但渐渐地,儿子连饭也懒得吃了,常常是一天起来吃一顿,中午吃了,晚上就不吃。说话像叹气。三天说不了一句,一句不超过三个字。
自从儿子开始不正常,吴老汉的身子也就迅速差下去。本来铁打一般的人,不到半年,就如草扎的一般,走路,要拄着拐杖了。仍然是一家三口过日子,但天亮了常常不开门,天黑了常常不点灯,白天黑夜都不像日子,人家已不像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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