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看到伦敦二字，人们会条件反射般地将其与 高贵典雅联系起来，会联想到风度翩翩的绅士和姿态优雅的淑女，因为那里是大英帝国的首都，云集着全世界的金融财富和文化精英，代表着时尚和尊贵。可是把这个城市的名字在汉语中翻译成伦敦的原因，却十分酸楚，这其中既有中国人的无奈和不甘，也有满清的自大和猥琐。
鸦片战争爆发前，大清帝国仍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享受着四夷宾服、八方来朝的尊崇和荣耀。可是由于满清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使文化和科技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国人处于愚昧之中，对世界上发生的事几乎一无所知。
终于，一伙鸦片贩子为了维护他们的贩毒暴利，明火执仗地打上门来，把大清揍得鼻青脸肿、晕头转向。更可悲的是，这伙毒贩甚至都没有带来几个正规军，只是雇了几千名东印度公司的印度保安，就把拥有百万常备军的大清帝国打得落花流水，连号称大清精锐中精锐的“虎衣滕牌兵”都被这群保安打得满地找牙，以至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印度人面对中国时仍然有着谜一样的自信，把中国完全不放在眼里。
挨了揍的道光皇帝岂能干休，天朝上国的脸面何在？誓言要举倾国之力剿平这伙蛮夷。可是下面的官员知道这仗实在不能再打了，不是不想打，而是毫无胜算。因为“该夷船坚炮猛……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几仗打下来，他们早已心胆具裂，斗志全无了。于是他们连骗带哄地忽悠道光皇帝改“剿”为“抚”，签下丧权辱国、失地赔款的《南京条约》。道光皇帝也不是傻子，却只能顺驴下坡，因为洋人大有“杀进东京，夺了鸟位”之势，不服又能怎样。 他说：“览奏愤懑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于此，于万物可奈之中，不能不勉允所请者，成以数百万民命所关，其利害不止江浙等省，顾强为遏抑，照议办理。”
直到此时，堂堂大清只知道这伙凶猛的毒贩来自英吉利国，而英吉利在哪里，没人说得清楚，更遑论其首都在哪儿，国君是谁。连林则徐这样“睁眼看世界”的能臣都以为洋人只吃肉喝奶，如果没有中国茶叶就会被屎憋死，洋人走路膝盖不会弯曲，只要把他钩倒就爬不起来了。
所幸在战争中还抓了几个英国俘虏，道光皇帝喜出望外，连忙审问，当他知道英国国主是个22岁的女人时大为惊讶。他于是又问了大臣们几个问题，“该女主年甫22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结果又是满朝文武无人能答。
也许就是在这次审问中，道光和他的大臣们知道了英国首都的名字，可是如何翻译这个名字，他们应该是动足了脑筋，将中国式高级黑的智慧发扬到了极致。
中国数千年来，文化先进、经济发达，在东亚处于绝对中心位置。中国人一向视周边国家和民族为蛮夷，为了表示对他们的不屑，也为了凸现自身在尊贵，对夷人的称呼总是充满了贬义，比如“犬绒”、“匈奴”等等。到了王莽时，他还嫌“匈奴”不够贬义，非得改成“恭奴”，就是要让他们做恭恭敬敬的奴才，至于“高句丽”，则必须改成“下句丽”。郑成功收复台湾时，与荷兰人谈判，在翻译荷兰人的名字时，也是极尽贬低。比如有一位荷兰官员的名字叫莫什南丁，结果被翻译成猫屎难听。可见中国一向有这种在称呼上贬低外国的传统，这次又是挨打又是割地赔款，实在是心有不甘，自然更是要在洋人首都名称的翻译上宣泄情绪了。
中国人素有“精神胜利法”，擅长寻求精神上的自我安慰，打不过人家，就当被儿子打了，一切也就释然；如果正面硬刚打不过，那使个阴招捉弄膈应对方一下，也能有所找补，这就是“精神胜利法”的精神内核。
南京条约签订后，在中英双方庆祝和平的宴会上，大清代表耆英就祭出精神胜利大法，狠狠地戏弄了英国代表噗查鼎一番。
席间耆英对噗查鼎说，根据满人的礼仪，必须在最尊贵的客人嘴里塞满糖果，以示尊重。不知就里的噗查鼎就张开了大嘴，耆英 把一粒粒糖果准确地扔进了他的嘴里，直到塞满，活像动物园里喂食河马，这一幕被在场的英国官员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这种所谓的满族礼仪完全是耆英杜撰，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大清总算在酒桌上赢了一回。英国人虽是凶悍的强盗，但到底还是胸毛长见识短，一旦离开了战场，真玩不过这帮提笼架鸟的京油子，噗查鼎事后如果知道了被戏弄和羞辱的真相，其愤怒可想而知。
满清权贵打仗不行，操弄“精神胜利法”却是绝顶高手，在英国首都名字的翻译上，他们把这种能力运用到了极致。
周公在制定周礼时，把男女婚配分为七个环节，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每个环节都有具体细致的规定，合称“士婚义七礼”，为让“士”人理解如何执行“七礼”，周公与妻子一起到国家的最高学府“辟雍”去演礼，就是现身说法。可演到“敦伦”一节时，周公的妻子拒绝了，因为“敦伦”就是夫妻房事，就是make love，在众目睽睽之下敦伦实在不堪，周公虽有以身殉礼之志，夫人却无当众表演之心，虽说本应夫唱妇随，奈何周夫人却还没到这个境界。
大清在领教了英国人的大炮和刺刀后，对英夷的悍勇应该是有深刻印象的，道光皇帝甚至疑惑地问大臣，英国人打仗为什么不怕死。因此在翻译英国首都名字时，应该用“抡盾”比较贴切，因为这符合英国人勇武刚猛的形象；那时伦敦气候寒冷、浓雾弥漫，时常亮着街灯，译成“冷灯”也不错，但他们不用，以汉字之丰富，还有其他许多近音字可用，然而他们偏偏用了“伦敦”二字。虽然“伦敦”和“敦伦”词序相反，但旧时读过书的人一望便知其意，完全可以想象当年的人们在听说那个国家的首都叫这么个名字时，会笑得多么猥琐。这个译名完全迎合了当时人们对洋夷野蛮无知，不守纲常伦理的认知，何况他们的国主还是个年轻女人，对于“看见胳膊就想到大腿”的国人来说，更能引起很污的联想。这种译法既体现了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又狠狠地恶心了英国人，实在是妙不可言。用这么个名字来羞辱英国人，可谓“精神胜利法”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伦敦”一词最早什么时候出现的，已不可考，但一定是在鸦片战争后，因为之前人们连英吉利在哪儿都不知道，更别说伦敦了。至少在咸丰十年同文馆使用的英语教材中，已经将英国首都称为伦敦了，此后至今一直没变，而其他译名却变了很多。比如法国在那本教材里译为勿滥死，后来改成了法兰西，美国译成美立根，后来改成美利坚，可见“伦敦”这一译法，深受当时中国人的欢迎。
随着中国教育方式的改变，中国人不再学习周礼了，“敦伦”一词也逐渐被遗忘，“伦敦”已成了高贵的象征，但在鸦片战争时代的人看来，这就像在古墓中挖出一只夜壶，却当成了宣德炉那样的宝贝。如今随着中国的复兴，中国文化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外国学习国学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后要是英国人普遍了解了“敦伦”的原意，不知他们情何以堪。
鸦片战争爆发前，大清帝国仍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享受着四夷宾服、八方来朝的尊崇和荣耀。可是由于满清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使文化和科技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国人处于愚昧之中，对世界上发生的事几乎一无所知。
终于，一伙鸦片贩子为了维护他们的贩毒暴利，明火执仗地打上门来，把大清揍得鼻青脸肿、晕头转向。更可悲的是，这伙毒贩甚至都没有带来几个正规军，只是雇了几千名东印度公司的印度保安，就把拥有百万常备军的大清帝国打得落花流水，连号称大清精锐中精锐的“虎衣滕牌兵”都被这群保安打得满地找牙，以至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印度人面对中国时仍然有着谜一样的自信，把中国完全不放在眼里。
挨了揍的道光皇帝岂能干休，天朝上国的脸面何在？誓言要举倾国之力剿平这伙蛮夷。可是下面的官员知道这仗实在不能再打了，不是不想打，而是毫无胜算。因为“该夷船坚炮猛……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几仗打下来，他们早已心胆具裂，斗志全无了。于是他们连骗带哄地忽悠道光皇帝改“剿”为“抚”，签下丧权辱国、失地赔款的《南京条约》。道光皇帝也不是傻子，却只能顺驴下坡，因为洋人大有“杀进东京，夺了鸟位”之势，不服又能怎样。 他说：“览奏愤懑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于此，于万物可奈之中，不能不勉允所请者，成以数百万民命所关，其利害不止江浙等省，顾强为遏抑，照议办理。”
直到此时，堂堂大清只知道这伙凶猛的毒贩来自英吉利国，而英吉利在哪里，没人说得清楚，更遑论其首都在哪儿，国君是谁。连林则徐这样“睁眼看世界”的能臣都以为洋人只吃肉喝奶，如果没有中国茶叶就会被屎憋死，洋人走路膝盖不会弯曲，只要把他钩倒就爬不起来了。
所幸在战争中还抓了几个英国俘虏，道光皇帝喜出望外，连忙审问，当他知道英国国主是个22岁的女人时大为惊讶。他于是又问了大臣们几个问题，“该女主年甫22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结果又是满朝文武无人能答。
也许就是在这次审问中，道光和他的大臣们知道了英国首都的名字，可是如何翻译这个名字，他们应该是动足了脑筋，将中国式高级黑的智慧发扬到了极致。
中国数千年来，文化先进、经济发达，在东亚处于绝对中心位置。中国人一向视周边国家和民族为蛮夷，为了表示对他们的不屑，也为了凸现自身在尊贵，对夷人的称呼总是充满了贬义，比如“犬绒”、“匈奴”等等。到了王莽时，他还嫌“匈奴”不够贬义，非得改成“恭奴”，就是要让他们做恭恭敬敬的奴才，至于“高句丽”，则必须改成“下句丽”。郑成功收复台湾时，与荷兰人谈判，在翻译荷兰人的名字时，也是极尽贬低。比如有一位荷兰官员的名字叫莫什南丁，结果被翻译成猫屎难听。可见中国一向有这种在称呼上贬低外国的传统，这次又是挨打又是割地赔款，实在是心有不甘，自然更是要在洋人首都名称的翻译上宣泄情绪了。
中国人素有“精神胜利法”，擅长寻求精神上的自我安慰，打不过人家，就当被儿子打了，一切也就释然；如果正面硬刚打不过，那使个阴招捉弄膈应对方一下，也能有所找补，这就是“精神胜利法”的精神内核。
南京条约签订后，在中英双方庆祝和平的宴会上，大清代表耆英就祭出精神胜利大法，狠狠地戏弄了英国代表噗查鼎一番。
席间耆英对噗查鼎说，根据满人的礼仪，必须在最尊贵的客人嘴里塞满糖果，以示尊重。不知就里的噗查鼎就张开了大嘴，耆英 把一粒粒糖果准确地扔进了他的嘴里，直到塞满，活像动物园里喂食河马，这一幕被在场的英国官员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这种所谓的满族礼仪完全是耆英杜撰，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大清总算在酒桌上赢了一回。英国人虽是凶悍的强盗，但到底还是胸毛长见识短，一旦离开了战场，真玩不过这帮提笼架鸟的京油子，噗查鼎事后如果知道了被戏弄和羞辱的真相，其愤怒可想而知。
满清权贵打仗不行，操弄“精神胜利法”却是绝顶高手，在英国首都名字的翻译上，他们把这种能力运用到了极致。
周公在制定周礼时，把男女婚配分为七个环节，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每个环节都有具体细致的规定，合称“士婚义七礼”，为让“士”人理解如何执行“七礼”，周公与妻子一起到国家的最高学府“辟雍”去演礼，就是现身说法。可演到“敦伦”一节时，周公的妻子拒绝了，因为“敦伦”就是夫妻房事，就是make love，在众目睽睽之下敦伦实在不堪，周公虽有以身殉礼之志，夫人却无当众表演之心，虽说本应夫唱妇随，奈何周夫人却还没到这个境界。
大清在领教了英国人的大炮和刺刀后，对英夷的悍勇应该是有深刻印象的，道光皇帝甚至疑惑地问大臣，英国人打仗为什么不怕死。因此在翻译英国首都名字时，应该用“抡盾”比较贴切，因为这符合英国人勇武刚猛的形象；那时伦敦气候寒冷、浓雾弥漫，时常亮着街灯，译成“冷灯”也不错，但他们不用，以汉字之丰富，还有其他许多近音字可用，然而他们偏偏用了“伦敦”二字。虽然“伦敦”和“敦伦”词序相反，但旧时读过书的人一望便知其意，完全可以想象当年的人们在听说那个国家的首都叫这么个名字时，会笑得多么猥琐。这个译名完全迎合了当时人们对洋夷野蛮无知，不守纲常伦理的认知，何况他们的国主还是个年轻女人，对于“看见胳膊就想到大腿”的国人来说，更能引起很污的联想。这种译法既体现了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又狠狠地恶心了英国人，实在是妙不可言。用这么个名字来羞辱英国人，可谓“精神胜利法”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伦敦”一词最早什么时候出现的，已不可考，但一定是在鸦片战争后，因为之前人们连英吉利在哪儿都不知道，更别说伦敦了。至少在咸丰十年同文馆使用的英语教材中，已经将英国首都称为伦敦了，此后至今一直没变，而其他译名却变了很多。比如法国在那本教材里译为勿滥死，后来改成了法兰西，美国译成美立根，后来改成美利坚，可见“伦敦”这一译法，深受当时中国人的欢迎。
随着中国教育方式的改变，中国人不再学习周礼了，“敦伦”一词也逐渐被遗忘，“伦敦”已成了高贵的象征，但在鸦片战争时代的人看来，这就像在古墓中挖出一只夜壶，却当成了宣德炉那样的宝贝。如今随着中国的复兴，中国文化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外国学习国学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后要是英国人普遍了解了“敦伦”的原意，不知他们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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