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徐悲鸿
人生可以复杂到什么程度呢？新时代的我们可能难以想象：短短58年的人生，却要横跨两个世纪、三个时代，经历着大环境的起伏革新，那是怎样的一种体会？
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却不得不套入旧思想的牢笼，因父母之命不得不娶素未谋面之人，那种求而不得的痛苦到底有多深？因那郁郁不得志赌气给儿子起个晦气名字，有了父子情却“诅咒应验”，这种自责与哀伤到底该如何化解？
面对艺术家的自由灵魂与现实规则的巨大矛盾，徐悲鸿一次次艰难抉择。
他就像是个孩子，带着旧思想闯入了乌托邦新世界，面对强大生命力的新事物，他心生向往勇敢前行，却因心急不时失了尺度与分寸，只得一次又一次抓住他眼前出现的新浮木，直到逐渐认识这个新世界，认识真正的自己。
出生平凡，教书将父亲引入绘画道路1895年，徐悲鸿出生于宜兴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徐达章是位教书先生，母亲是个标准的贤良之人。
徐悲鸿
他生于晚清，这个面临巨大变革的年代鲜少有人重视教育，幸好父亲明白文化的重要性，于是6岁时，他便随父亲读四书、学五经，每日识字涂写，兴趣浓厚。
9岁，父亲开始带他绘画。父亲想着，绘画可能谋不了好差事，但好歹有门手艺傍身，可备孩子不时之需。
可能徐悲鸿天生就是画者吧，极高的美术天赋傍身，兴趣浓厚，肯吃苦有耐心，每天午饭后临摹一幅画他也从不叫苦叫累。绘画技艺日渐纯熟。
10岁时，他已能帮父亲在画面的次要部分填彩敷色，书法也不错，甚至可以为邻里乡亲写对联赚点闲散银子。13岁，随父外出，以卖画写字为生，贴补家用。
离乡虽然艰苦，但也让少时的他见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有了更多的阅历。等到17岁，他已然独自外出，甚至到那时最富庶的上海卖画谋生。
徐悲鸿作品
在这个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前沿阵地，他开始了解西方绘画技艺，只因父亲病重，不得不赶回宜兴。
在徐悲鸿的画室里，有一副对联写着——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从此观一些他的性格，将来的事情定然有喜有悲。
改得了名，却逃不过父母之命的婚姻“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悲鸿踏雪泥”。徐悲鸿将父母取的名“寿康”改成了“悲鸿”，终究是改了个顺遂心意的名字。
和康有为、梁启超、徐志摩等人处于同一时代，他同样有着革故鼎新的思想，17岁的他将迎来人生的一个重要选择，新旧思想的矛盾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年回老家，一方面因为父亲病重想看到儿子成家，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男子17岁成家实属正常。于是，父母开始为他张罗婚事。
17岁放在现在是什么概念呢？17岁是未成年，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结婚俨然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但17岁的他却面临着成家这一人生的重要命题。
父母的眼光终究是保守的，很快就敲定了一个准媳妇——家世清白、裹着小脚、温柔贤惠、恪守三从四德。这样的姑娘是旧时代女性的标准典范。
只是他可不这样想，受新思潮影响的他，一不想早早娶妻生子，二不想被包办婚姻，三更不想和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相伴一生。所以他强烈反抗。
他逃了一次又一次，苦苦挣扎，只是终究没能拗得过家里，成了亲。可是他拼命想逃脱的这场婚姻，也不知最终到底是圈住了姑娘还是困住了他。
带着怨念为孩子取名，7年便应验了“诅咒”用婚姻换来了自由，他再次离开家，去了遥远的上海，只是这个对他而言凭空多出的家庭，让他压抑烦闷。
妻子大概以为他会挂念，虽不识字，但依然时常托人写信，告知他家中情况。但他对这一切毫不关心，收到的信件甚至不等拆开便进了垃圾桶。即使父母百般催促他回家探望，也依然无济于事。
他是一个崇尚自由的艺术家，处在新旧变革的他，急于扔掉身上心里的旧东西，奔向新世界。
而这场婚姻，就像白纸上的那一滴红墨水，刺眼、渗透的面积越来越大，时刻提醒着他，他的人生依然有着封建色彩。他厌恶，想赶紧切割掉这一部分。
所以当孩子出现，对他来说，意味着那滴红墨水又渗得更深了。就像对待人生的污点那样，他满怀恶意，给孩子取名为“劫生”，因劫而生，应劫而结束一生。
他不爱这个孩子，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直到孩子4岁时，他偶然回家发现了孩子的美术天赋，那一瞬间迸发出来的“后继有人”的愿望才让他有了几分父爱，就像曾经父亲教自己绘画一样，他也开始教儿子绘画，但他依然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自己的中西绘画学习上，一直在外半工半读。
他的父爱终究来得晚了些也略显单薄了些，即使自己的父亲给孩子改名为“吉生”也未阻止厄运。
1920年，这个不受父亲待见的孩子染天花病，7岁便不治身亡，终究是中了自己父亲的“诅咒”。发妻失了孩子，也见不到丈夫，终日郁郁寡欢，不久便去世了。
改名的仪式感，艺术鼎盛期的到来星座之说不可全信，但也不可半点不信。就像巨蟹座的徐悲鸿，他天然感性至上，有艺术细胞，还有点特别的浪漫与仪式感——改名。
尤其是在自己的青年时期，挣扎在新旧思想的巨大旋涡中，还做出了一些艺术家的夸张事情。
他先是在上海游学时，与复旦大学蒋梅笙教授的女儿蒋棠珍暗生情愫。因其已有定亲对象望族查家，两人私奔到日本，1919年又去法国留学。
蒋碧薇
他将对方名字改成“蒋碧薇”，在两枚水晶戒指上刻了二人名字，日日戴在手上。不过白月光最终是成了一粒白米饭，消磨在了生活的琐碎之中。
后来，他移情自己18岁的学生孙韵君，故伎重演，先是改对方名字为“孙多慈”，后又刻了对有“慈”和“悲”字样的红豆黄金戒指。只不过，因为孙家反对，即使他为了孙多慈登报与蒋碧薇断绝关系也无济于事，两人最终也没有走到一起。
1919年到1945年，伴随着徐悲鸿个人情感生活的经历，他的事业方面也经历着一步步的转变，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长起来的中国近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
他外出游历、留学研习正统西式画法与技巧，从广泛学习到初具风格，再到学成回国致力创新中国美术教育。
他博采众长，将中西方绘画技艺融会贯通，逐渐形成明确的现实主义风格，个人风格一步步趋向稳定，此期间留下《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图》等多个传世名作。
坦率的自我表达，勇往直前的革新，给徐悲鸿带来了家庭的遗憾，但也成就了他绘画事业的传奇。
遇上最后一任妻子，艺术家归了根或许是年龄的增长让他愈发明晰自己的所想所要，也或许是经历了动荡时局的他最终也有了一颗安稳的心，当一切散去，当小自己28岁的廖静文出现时，一切似乎都刚刚好。
1946年1月，22岁的廖静文如愿嫁给了50岁的徐悲鸿，那个他敬仰的男人。
廖静文说：“他善解人意，体贴入微，作画已入佳境，又能够珍视天伦之乐。”他去世那天，她抱着他已经冰冷的身体恸哭，却发现，口袋里依然装着三块水果糖——那是他对她的特别宠爱，每次外出都会带三块糖，两块给孩子，一块给她。
出身社会巨变的过渡时期，清末的遗留文化与新时期的文化碰撞，内心向往自由与世俗规则的矛盾，无论是生活还是事业，徐悲鸿前期更多是追求自由，后期风格更写实，这也是他内心归位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