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社会一乱,有实力的诸侯们便开始争夺地盘,谋取帝位,自顾不上百姓说点什么想点什么,于是民间思想便能得以解放,说不定还能造就些思想大家,成为中国民族立足世界的光荣。关于这方面的例子,首先当属春秋战国,再就是民国时期,那年代熠熠争辉的思想大家的名字,大概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能数得上几个。当然,天下不会持久地混乱,而每当大乱之后乾坤安宁,那些闲的蛋疼的帝王们,便开始没事儿找事儿地制造一些冤狱,以显示帝王尊严的不可冒犯,以及帝王权势的威不可测。
文字狱就是封建帝王们屡试不爽的一种策略。
古代的帝王,或正是由于将所谓的江山视作自己的私产,将所谓的百姓视作自己的子民,才治理起来毫不客气,哪怕是蛮横到一言立法一言废法的程度也在所不惜。说什么文以死谏,武以死战,说什么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瞎扯淡,皇室的奴才们,敢为了百姓的公道与主子翻脸吗?学而优则仕的年代,十几年寒窗苦读成就了功名,为了什么不靠谱的人间道义,牺牲自己的仕途前程实在是一件划不来的事儿——当然,我并非因此而彻底否定历史上从未有官吏为了百姓社稷而冒犯皇威的前例。
春秋战国诞生了一大批思想家,同时也为秦帝国的崛起准备了充分条件。战争那会儿,秦始皇为了拉拢人心没准还要广开言路从善如流,但到了自己当成皇帝,闲了起来,便再也容不得他人引经据典非议朝政。可有些人就是看不清形势,懂不得政治,硬是要对帝王治国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以至于触怒皇帝,将所有非技术类书籍全部焚烧。这种暴政显然没有将全部的读书人吓到,有些顽劣的主儿依然凭借记忆中的先圣言论对现政治横加指责,惹得秦始皇下定决心以活埋手段斩草除根。至此,方实现了思想上的大一统,秦朝统治也再没有异质的声音。
合了自己的胃口,便是子民们应该履行的歌功颂德的义务,不合自己的口味,便要使出残酷的手段将其从物理上灭绝,虽然有些血腥,却毕竟有效。这为后来的帝王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本。汉武帝时,为打击不同政见者发明了“腹诽罪”,不但不许别人说不该说的,而且不许别人想不该想的,真是为置人于死地不择一切手段。做过贼、当过和尚且没有文化的朱元璋,不反省自己历史肮脏,文化低下,一股脑儿将别人精心献上的马屁视作文人含蓄的羞辱,比如将“垂子孙而作则”的“则”字附会为“贼”,将“寿域千秋”之句的“寿”字附会为“兽”,加上不认识“域”字,把“域”误读为“或”字,继而由“或”字联想到“祸”字,将“天下有道”之“道”字理解为“盗”字,凡此种种,究竟枉杀了多少无辜,实在是难以计数。乾隆皇帝也没有脱俗,执政期间闻听有人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之类的话儿,便上纲上线以大逆论处凌迟处死,才不管什么疯人的疯言疯语而不予计较。
皇帝的治国,大概也是立了法,但刚性法条的效力,远不及皇帝的看法重要。为了保证皇帝看法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与共鸣,必须要以皇家宣扬的一种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价值基础,于是,那种教人学会等级有别尊卑有序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被委以重任,充当了愚弄百姓的思想武器。帝制之下,当官才是王道,而要想当官,就只能遵从儒家思想不能有别的思想。历代考官取士,无不如此。皇帝宣扬儒家思想如圣经宝典,但在皇帝本身看来,却又未必,或只是手中的一具玩物而已。这倒不是胡乱的猜测,据说朱元璋就曾讲过:“孟子这老头假如还在的话,就把他抓过来给宰了。”何以如此?孟子讲过的“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儿,尽管现在看起来是颇有远见的人本思想和民主情怀,但这对专制惯了的皇帝来说,实在又是大逆不道的胡言乱语。
皇帝的文字狱,糟践的是思想,钳制的是言论,他一方面以硬的手法让人屈从于专制的高压统治,进而维护秩序稳固,另一方面以软的手法让人盲从于正统的思想教化,进而导致民智愚钝。自从有了皇帝们励精图治开创的奠基于儒家思想之上的太平盛世,哪儿还有思想大家的横空出世?专制之下,轻易别相信皇帝们像圣人般虚怀若谷真能听得下逆耳忠言,倘若真有为民请命的责任感,也要小心谨慎,以防遭到引蛇出洞之类的阳谋的算计。毕竟,作为子民,再有道理,也奈何不得了皇帝,而皇帝,即便没理,但其一个眼色,没准就能让你诛灭九族了。
记得当初曾经读到过林语堂的一句话,说是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权利时时刻刻在受到着侵害,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处处为统治阶级辩护,在动物界能找出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起初我不以为然,因我终究找不到何以这样的证据。直到想起文字狱这个不断重复的历史事件,才为我重新理解这个论断寻到了新的注脚。一种被皇帝驾驭的思想,却成为子民们不可逾越的纲纪红线,并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长此以往,思维难免产生惯性,思想难免墨守成规,以至于奴隶的身份一旦得到解放,反而有些不加适应,必须要寻得新的主人来主宰命运才觉得生活有望,睡觉安生。作者:冯相军
文字狱就是封建帝王们屡试不爽的一种策略。
古代的帝王,或正是由于将所谓的江山视作自己的私产,将所谓的百姓视作自己的子民,才治理起来毫不客气,哪怕是蛮横到一言立法一言废法的程度也在所不惜。说什么文以死谏,武以死战,说什么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瞎扯淡,皇室的奴才们,敢为了百姓的公道与主子翻脸吗?学而优则仕的年代,十几年寒窗苦读成就了功名,为了什么不靠谱的人间道义,牺牲自己的仕途前程实在是一件划不来的事儿——当然,我并非因此而彻底否定历史上从未有官吏为了百姓社稷而冒犯皇威的前例。
春秋战国诞生了一大批思想家,同时也为秦帝国的崛起准备了充分条件。战争那会儿,秦始皇为了拉拢人心没准还要广开言路从善如流,但到了自己当成皇帝,闲了起来,便再也容不得他人引经据典非议朝政。可有些人就是看不清形势,懂不得政治,硬是要对帝王治国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以至于触怒皇帝,将所有非技术类书籍全部焚烧。这种暴政显然没有将全部的读书人吓到,有些顽劣的主儿依然凭借记忆中的先圣言论对现政治横加指责,惹得秦始皇下定决心以活埋手段斩草除根。至此,方实现了思想上的大一统,秦朝统治也再没有异质的声音。
合了自己的胃口,便是子民们应该履行的歌功颂德的义务,不合自己的口味,便要使出残酷的手段将其从物理上灭绝,虽然有些血腥,却毕竟有效。这为后来的帝王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本。汉武帝时,为打击不同政见者发明了“腹诽罪”,不但不许别人说不该说的,而且不许别人想不该想的,真是为置人于死地不择一切手段。做过贼、当过和尚且没有文化的朱元璋,不反省自己历史肮脏,文化低下,一股脑儿将别人精心献上的马屁视作文人含蓄的羞辱,比如将“垂子孙而作则”的“则”字附会为“贼”,将“寿域千秋”之句的“寿”字附会为“兽”,加上不认识“域”字,把“域”误读为“或”字,继而由“或”字联想到“祸”字,将“天下有道”之“道”字理解为“盗”字,凡此种种,究竟枉杀了多少无辜,实在是难以计数。乾隆皇帝也没有脱俗,执政期间闻听有人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之类的话儿,便上纲上线以大逆论处凌迟处死,才不管什么疯人的疯言疯语而不予计较。
皇帝的治国,大概也是立了法,但刚性法条的效力,远不及皇帝的看法重要。为了保证皇帝看法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与共鸣,必须要以皇家宣扬的一种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价值基础,于是,那种教人学会等级有别尊卑有序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被委以重任,充当了愚弄百姓的思想武器。帝制之下,当官才是王道,而要想当官,就只能遵从儒家思想不能有别的思想。历代考官取士,无不如此。皇帝宣扬儒家思想如圣经宝典,但在皇帝本身看来,却又未必,或只是手中的一具玩物而已。这倒不是胡乱的猜测,据说朱元璋就曾讲过:“孟子这老头假如还在的话,就把他抓过来给宰了。”何以如此?孟子讲过的“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儿,尽管现在看起来是颇有远见的人本思想和民主情怀,但这对专制惯了的皇帝来说,实在又是大逆不道的胡言乱语。
皇帝的文字狱,糟践的是思想,钳制的是言论,他一方面以硬的手法让人屈从于专制的高压统治,进而维护秩序稳固,另一方面以软的手法让人盲从于正统的思想教化,进而导致民智愚钝。自从有了皇帝们励精图治开创的奠基于儒家思想之上的太平盛世,哪儿还有思想大家的横空出世?专制之下,轻易别相信皇帝们像圣人般虚怀若谷真能听得下逆耳忠言,倘若真有为民请命的责任感,也要小心谨慎,以防遭到引蛇出洞之类的阳谋的算计。毕竟,作为子民,再有道理,也奈何不得了皇帝,而皇帝,即便没理,但其一个眼色,没准就能让你诛灭九族了。
记得当初曾经读到过林语堂的一句话,说是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权利时时刻刻在受到着侵害,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处处为统治阶级辩护,在动物界能找出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起初我不以为然,因我终究找不到何以这样的证据。直到想起文字狱这个不断重复的历史事件,才为我重新理解这个论断寻到了新的注脚。一种被皇帝驾驭的思想,却成为子民们不可逾越的纲纪红线,并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长此以往,思维难免产生惯性,思想难免墨守成规,以至于奴隶的身份一旦得到解放,反而有些不加适应,必须要寻得新的主人来主宰命运才觉得生活有望,睡觉安生。作者:冯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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