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当西方国家的人来到上海，他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中国人太操蛋。
等待上车的旅客一坨坨扎堆在地铁门口，路上的汽车加速冲过人行道的红灯；还有公共场合随地小便，反正这里不是自己家，周围也没自己人。
对于这些粗鲁的行为，他们有各种理由。当西方人指责这种“中国文化”时，上海当地人就归咎于农村迁移来的农民，虽然台湾和香港的中国人更有礼貌。
但这应该还有个更深层次的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中国对于族群内或者族群外的区别效应尤为明显。
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可以为你倾家荡产；如果你是个陌生人，你瞅我一眼，我都可能把你剁成京酱肉丝。对朋友的爱之深和对陌生人的恨之切形成了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
当然，我以上所说的完全不能代表14亿中国人。我的结论是来自我在上海、广州和波斯顿见到的几个朋友。
但无论他们是否典型代表，我都从中学到了很多。那么西方人尤其像我这样，一个来自美国东北的人能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什么呢？
一慷慨与盛情
在中国，慷慨就像说“请”或者“谢谢你”，像是一种条件反射。
显而易见的是，比如在餐馆付账单。但它也包含了很细微的东西，比如一看到你邻居家的老人弄脏了自己，你立即递张纸巾过去。或者当她的眼睛放在饮水机上还没开口就立即为她接了杯水。如同每个人都在搜寻他人最小最不便之处然后立即予以回应或解决。
当我的父亲飞往福州做演讲时，主办大学派了一位叫莉莉的研究生随同。一次，她提出要帮我父亲拿笔记本，我父亲说，不用了，我很好。这时，莉莉看起来沮丧极了，于是，我父亲改变主意，把它交给了她。此时，她才变得很欢快。
真是这么回事，面对盛情，我的父亲最终难却了。而对于莉莉，仿佛只有当能提供的远比需求的多得多时，才能表明自己，“瞧！我对你多好”的感觉。
有一次，我去离上海大概两个小时的宜兴呆了一周，同行的有我的同事丹丹，我们的老板安吉拉，和安吉拉的儿子本。由于丹丹的妈妈来自宜兴，而安吉拉是丹丹的老板，于是，丹丹的妈妈极其有礼貌的为我们的旅程安排了一辆黑色的奥迪A6及一名司机。
在车即将离开上海时，丹丹、安吉拉和司机直接拿出零食，但每个人都带了足够整车人吃的零食。一场礼貌之争开始了：
当丹丹拿出乐事薯片时，安吉拉拒绝了并拿出花生酱混沌，然后司机又都拒绝了并拿出好几瓶乌龙茶给所有人。
整个车厢里充满了欢乐还有三个字：吃我的！吃我的！
最后当然是老板安吉拉赢了，然后我们全部安静地享用着花生酱混沌行驶在G2告诉公路上。
其实我想说，我能只喝点乌龙茶吗？
一个小时后，丹丹给她妈妈打电话并告诉她我们都已经吃了东西不用再准备晚餐了。然后她妈妈说，好的，那就只准备一些小点心吧。
当我们到达时，丹丹妈妈竟然什么都没准备，而是直接将我们请到了宜兴最好的饭店。
原来她准备的“小点心”是宜兴八大美食像太湖鳖、百合花瓣汤、山栗鸡丁、野生竹笋等等，她甚至还特意点了一份浇了美乃滋（一种西方甜酱）的田园沙拉，说是给外国客人特别准备的。
酒足饭饱之后，她又给我们上了至少五道“小点心”。
有意思的是，在上海的西方人和上海人有着小气的名声。
二行动而不是语言
在我开始跟“简”谈恋爱时我感到不安，因为她不会说些我所期望的从一个女朋友身上听到的甜言蜜语或调情的东西。
曾经有一次，我在印尼呆了一周回到上海，她没有说一句“我想你”或者“很开心见到你”之类的话，而只是云淡风轻地像平常我们在公司自助餐厅碰到一样。当我跟她说“我爱你”时，她回复我的只是点个头，我开始担心，她是否真的爱我？
但同时，完全不需要特意提醒的她又为我做了无数个贴心的事情。她在OLD NAVY给我买了衣服，她用老式宝丽来相机给我们照了张傻乎乎的照片，并且买了有兔耳朵的相框表好送给我。
当我举行生日聚会时，她吹了好多气球并且到处都挂起来，去一个墨西哥餐馆买了薯片和新鲜salsa酱，她甚至还安排了个轮椅以便于我一个扭伤脚踝的朋友能来。
似乎还远远不够，她还为我煮了一道非常美味的晚餐，配上美味的红葡萄酒和芳香的蜡烛，还为我画了一幅油画并引用了我一个月前曾经发给她的而我自己都要忘记了的短信里的话，她做了这么多我却在担心，因为她说的太少了！
我的中文老师，苏伟，是一个完全的行动派。有一次圣诞节，我从纽约坐火车上来看他。
尽管我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他还是开了40分钟到火车站再开40分钟回去只是为了给我看他的新房子，给我一本书，一盒带给我母亲的茉莉花茶和一大包带回中国的开心果。
从大学毕业后，苏伟就对他最喜欢的学生开放房子，说“这是你的家”！每次我去拜访，他的妻子刘梦君总是会做一顿丰盛的饭，并且客房里总会留着一张床以便我想在那呆一晚。
一次我随意的问起有没橘汁，自那起每次去冰箱里总备有一瓶橘子汁。
苏伟在我的大学教授中独树一帜，对学生的生活非常关心，并且毕业后继续担任朋友和导师支持着他们。作为一个小说家，老师和诗人，他比简更精于表述，但他的行动仍然处于领先。
孔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用于描述简和苏伟再适合不过。
三内向和诚意
我们的中国同事更喜欢在不熟悉的社交场合保持安静。他们认为，“我不想出头”或者“我不想说错话”，这让团队午餐变得非常无聊。
我们美国办事处经理梅丽莎试图使员工在公司举行的周五快乐时光更合群，但大部分员工只是拿瓶啤酒和爆米花就回到他们的办公桌去而不是进行社交活动。
好像这是在浪费时间，搞得梅丽莎经常浪费钱似的。
这几乎跟美国人夸夸其谈的外向性格完全相反。美国人似乎对这些情况会有这样的剧本：“嗨，你最近怎样”“那你在做什么呢”“周末干嘛去了”。
当然，通常他们不关心回答是什么，而且心里可能也在想，”噢抱歉，马克！没人愿意听你说起你的自行车旅行”，但这种场景会使得人们在一块并促进新的联系。
这两种态度，内向与外向，谨慎诚意与随意谈天，就带来不同的结果。
第一种态度带来较少的亲密友谊，这一拨、那一拨，时间一长就是各种小团体。而第二种就会带来很多熟人。孔子不是说过“无友不如己者”吗？他们怎么还能这样？
另一方面，小的交谈可以打开友谊之门，虽然这些“友谊”通常都局限在虚情假意里。一般来说，美国人可能更加外向，可能这样会使他们少些寂寞。
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不诚实社交礼仪，围绕着各种宴会、敬酒、送礼，你能看到各种假意奉迎，逢场作戏。但即使不是真诚的友谊，那么至少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强大纽带。
四这里不是波斯顿
我们来自哪里，决定了我们应该如何与人相处。
我成长在一个朋友各自付账单，各自仔细管理自己的时间，除了遇到真正的危机才会流露出自己最强烈的感情，不然会很丢人的环境下。
通过网络那无声的代码，我们可以舒适的彼此分享，小小的谈话，或讽刺地说句“很高兴看到你”使得我们不需要太亲近就可以进行社交。这里的人们也可以慷慨的令人惊讶，但是首先需要你说出你的需要。
我在中国交的这些朋友，曾经让我疑惑这是否是最好的或者唯一与人相处的方式。他们倾向于做的比说的多，通过体贴的行动而不是语言来表达他们的关心。
太多的自我可能是孤独的。中国文化在它最好的方面是促进亲密关系，人们条件反射般慷慨的行为，用行动而非语言表达自己的关心，选择诚恳的语言，把全部主意力给他们朋友的人。人们互相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们无需讨价还价的这么做。如果你只有给予的更多才会感到更快乐你会怎么做呢？
陌生人之间的壁垒也许很高，但是你一旦跨越了那道墙，所有的一切都是可分享的。
当我和中国人跨过了“朋友”的屏障后，他通常就会如同我认识多年的西方人那样变得亲近。
随同我们一起宜兴旅程的安吉拉是一名高级人力资源部经理，但是她对待她的雇员和对待她的孩子一样。她邀请我和丹丹跟她十几岁的儿子一起爬山远足，还不定期的在她家举行晚宴招待我们。
我的中文老师苏伟比我父母更了解我的爱情生活。
我的同事林肯，我们一起脱光光去游泳，接着我们会去兰州拉面要两份面条，谈谈政治和历史。
作为特殊层次的友谊，在中国不会像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更多的倒像是两个生活的融合。
理想的上海男朋友会为他的女朋友洗衣做饭，当然还有付所有账单。就像我的美国室友John为了他当地的女朋友Sabrina学会做这一切。
持续不断的微信联系是必须的，相配的“情侣服装”也并不少见。就是“约会”本身的也暗含着朝着婚姻稳定前进的步伐。西方的钓妹文化扩展开来仍然局限于像中心城市的上海的那些年轻专业人士。
当然，最深的纽带还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有一天，简问她的妈妈如果她死了她会做什么。她妈妈说，“噢，我会杀了我自己的”。
PS：在中国，我们信仰不要跟陌生人说话，而在美国恰恰相反，路上遇到陌生人那一定是要打声招呼的，不打招呼反而让人觉得这人鬼鬼祟祟没有安全感。
于是，初次来美国的中国人，很容易就被迷惑了，他们认为美国人真的很热情好客。
其实，在美国人说“How are you？”的时候，他们心里多半不关心你真的好不好，那真的只是一个招呼，就像你在中国见到一个认识但不熟悉的人，问了句吃了没？谁都知道这并不表示你要请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