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班超（32—102年）字仲升，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为班彪少子。班彪字叔皮，曾被光武帝刘秀任为徐县（今江苏泗洪南）县令，病免后致力于修史，专心于史籍，以《史记》所记史实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虽有好些人缀集时事，却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遂博采遗事异闻，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但班超出生时，其父还在徐县县令的任上。班超还有一兄，就是历史上与司马迁齐名的班固。班固继承父志，专心精研，历时二十余载，修成《汉书》一百卷。后世用纪传体编写正史的史学家，皆不足以望班、马之项背。班超在其父兄的影响下，胸襟宽阔，素有大志，不拘小节，在家中又很能孝悌，克勤克俭，不耻劳辱。论文才，他倒是不及“才高而好述作”的乃父，更赶不上“九岁能作文诵诗赋，及长，遂博通古籍、九流百家之言”的乃兄，但对《公羊春秋》等经传书籍却也都多有涉猎，而且口才极好，尤善诘辩。汉光武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死，班超一家回到家乡。班固为完成其父未竟的事业，开始埋头于史书的编撰工作。不久，有人上书明帝b，告他私改国史。明帝诏令扶风郡收捕班固。
扶风郡把班固押入京兆狱，尽行抄取班固家中的书稿。由于在班固被告发的前不久，扶风人苏朗鼓吹私自编造的图谶而被下狱处死，因此情势对班固十分不利。班超担心郡吏刑讯逼供，乃兄无法为自己做出有力的辩护，乃驰往京师，诣阙上书，幸蒙召见。班超慷慨陈词，详细说明班固编撰史书的宗旨，赢得明帝赞赏。扶风郡又将班固所著书稿及时呈上朝廷。明帝审阅一过，既奇班固之书，更奇班固之才，不仅诏令释放班固，还把他召入京师，入校书部，任为兰台令史，命他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严敏、司隶从事孟异等，共同修成《世祖本纪》。
永平五年（62年），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班超与母亲也都随班固搬到洛阳。此时的洛阳已十分繁华，有“宫室光明，阙庭神丽”的宫殿群和名目繁多的台、观、馆、阁，还有富丽堂皇的辟雍和灵台。“外则因原野以作苑，顺流泉而为沼”，有许多供帝王游猎的苑囿和池沼。而且，工商繁盛，物资丰盈，“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但是，班超不仅因家中生活贫困，经常要靠受雇于官府，抄书取酬，以补家用的不足。他既没那么多的穷精神，也没那么多的穷工夫，悠游于广厦之间，沉浸于闹市之中，而且认为苦守京师无出息，好男儿应当志在四方，并不迷恋京师的繁华。有一次，班超竟然停下手中的活计，投笔叹道：“大丈夫倘无别的雄图大志，即当效法傅介子和张骞立功于异域，以求封侯，怎能老是在笔砚中讨生活呢！”身边的人都笑话他。班超并不恼恨，只是很有感慨地说道：“小子怎能理解壮士的抱负呢？”事后，班超去找相面的人一卜前程。相面的人大概已经风闻其志，故意顺情鼓吹，说：“祭酒，您不过一介书生，命中却注定您当封侯于万里之外。”班超让相面的人说明得此结论的状貌。相面的人遂煞有介事地指点着说：“您燕颔虎颈，飞而食肉，这正是万里侯的相貌呢！”当时的人大都迷信，班超虽然不那么虔诚，倒也算不得例外。经相士这么一鼓吹，他自然更坚定了立功绝域的决心，并积极准备，静待机会。过了一段时间，明帝不知什么原因竟忽然想起了口才过人、善于雄辩的班超，特向班固问道：“您的那个弟弟现在在哪儿呢？”班固如实应对，说是“为官府抄写书籍，得些报酬，以养老母”。明帝遂把班超擢为兰台令史。后来，班超因受人牵连，获罪免官。但他志不在此，不以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