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各位，宋元战争中，宋军大概殉国多少官兵？

襄阳之战是元朝统治者消灭南宋政权的一次非常重要战役，历时6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这次战役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术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咸淳九年（1273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6年，以南宋襄樊失陷而告结束。在襄阳之战时，宋军巧妙的应用了地形优势，成功的阻止了蒙古军的投石兵器的猛烈攻击。然而蒙古人找到了阿拉伯的兵器专家，改进了投石兵器的攻击距离和准确率，顺利的攻下了樊城，襄阳苦于后无援兵，内无粮草，宣布投降。此战是兵器改革的奇迹，也是汉族人民对抗侵略的奇迹。蒙古忽必烈时期，灭宋战争的进攻重点改为襄阳，实现了由川蜀战场向荆襄战场的转变。南宋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隆重镇。咸淳三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南宋如果“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刘整“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宋元战争进入了元军对南宋战略进攻的新阶忽必烈根据刘整的建议，开始实施对襄阳的战略包围。首先，建立陆路据点，作为攻宋的根据地。早在1261年夏，忽必烈根据刘整建议，遣使以玉带贿赂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阳城外置榷场，吕文德应允。蒙古使者以防止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阳外围筑造土墙，目光短浅的吕文德竟然同意。于是元人在襄阳东南的鹿门山修筑土墙，内建堡垒，建立了包围襄阳的第一个据点。　咸淳四年（1268年），蒙将阿术在襄阳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了援襄宋军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蒙将史天泽在襄阳西部的万山包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襄阳成为一座孤城。这一时期元军在襄阳外围修筑10余处城堡，建立起长期围困襄阳的据点，完成了对襄阳的战略包围。其次，建立水军，寻求制服南宋的战术优势。　　咸淳三年（1267年）秋，阿术率军攻打襄阳，俘人略地而归，宋军乘蒙古回军之际，在襄阳以西的安阳滩派水军扼其归路，然后派骑兵直冲其阵，蒙古军队大乱，都元帅阿术坠马，险些被宋军活捉。蒙将怀都选善识水性的士卒泅水夺得宋军战舰，其余将领奋勇拼杀，才将宋军击退，转败为胜。安阳滩之战，蒙古军队虽然打败了宋军，但却暴露出水军不占优势的弱点。　　咸淳六年（1270年），刘整与阿术谋议，“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忽必烈当即命刘整“造战船，习水军”，以图进取襄阳。刘整遂造船5000艘，日夜操练水军，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战舰500艘，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从而弥补了战术上的劣势，为战略进攻准备了必要条件。　　从咸淳四年（1268年）蒙军筑鹿门堡、修白河城到咸淳六年（1270年）完全包围襄阳，蒙古军队已处于战略上的优势，南宋政府为挽救危局，进行了反包围战与援襄之战，从而揭开了襄阳之战的序幕。　　咸淳三年（1267年）冬，南宋任命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次年十一月，为打破蒙军鹿门、白河之围，吕文焕命襄阳守军进攻蒙军，但被蒙古军队打败，宋军伤亡惨重。咸淳五年（1269年）三月，宋将张世杰率军与包围樊城的蒙军作战，又被阿术打败。七月，沿江制置使夏贵率军救援襄阳，遭到蒙古军与汉军的联合伏击，兵败虎尾洲，损失2000余人，战舰50艘。咸淳六年（1270年）春，吕文焕出兵襄阳，攻打万山堡，蒙军诱敌深入，乘宋军士气衰退，蒙将张弘范、李庭反击，宋军大败。九月，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水军增援襄阳，蒙军水陆两军迎战，大败宋军，范文虎逃归。咸淳七年（1271年），范文虎再次援襄，蒙将阿术率诸将迎击，宋军战败，损失战舰100余艘。　　这一时期，宋蒙两军虽然在襄阳外围进行了长达3年的争夺战，但因蒙军包围之势已经形成，不但南宋援襄未能成功，而且襄阳城中宋军反包围的战斗也不可能胜利，宋军只好困守襄阳，败局已定。　　咸淳八年（1272年）春，元军对樊城发动总攻，襄阳之战正式开始。三月，阿术、刘整、阿里海牙率蒙汉军队进攻樊城，攻破城廓，增筑重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军只好退至内城坚守。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招募襄阳府（今湖北襄阳市）、郢州（今湖北钟祥县）等地民兵3000余人，派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率领救援襄阳。　　二张率轻舟百艘，士卒3000及大批物资出发，临行前张顺激励士卒说：“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任务十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当时3000水军群情振奋，斗志昂扬，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五月，救援战斗开始，二张在高头港集结船队，把船连成方阵，每只船都安装火枪、火炮，准备强弓劲弩，张贵在前，张顺在后，突入元军重围。船队到达磨洪滩，被布满江面的蒙军船舰阻住，无法通过。张贵率军强攻，将士一鼓作气，先用强弩射向敌舰，然后用大斧短兵相接，冲破重重封锁，元军被杀溺而死者不计其数，宋军胜利抵达襄阳城中。当时襄阳被困已有5年之久，二张入援成功，极大的鼓舞了城中军民的斗志。然而这次战斗中宋将张顺阵亡，几天以后，襄阳军民在水中得到他的尸体，披甲执弓，怒目圆睁，襄阳军民怀着沉痛敬佩的心情安葬了张顺并立庙祭祀。　张贵入援虽然给襄阳守军带来希望，但在元军严密封锁下，形势仍很严峻。张贵联络郢州的殿帅范文虎，约定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外围交通线，计划范文虎率精兵5000驻龙尾洲接应，张贵率军和范文虎会师。张贵按约定日期辞别吕文焕，率兵3000顺汉水而下，检点士兵，发现少了一名因犯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张贵大惊，对士兵们说：“我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只有迅速出击，敌人或许还来不及得到消息。”他们果断地改变了秘密行动，乘夜放炮开船，杀出了重围。元军中阿术、刘整得知张贵突围，派数万人阻截，把江面堵死。张贵边战边行，接近龙尾洲，在灯火中远远望见龙尾洲方向战舰如云，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接应部队，举火晓示，对方船只见灯火便迎面驶来。等到近前，才发现来船全是元军，他们先占领了龙尾洲，以逸待劳。宋元两军在龙尾洲一场遭遇战，宋军因极其疲惫，战斗中伤亡过大，张贵力不能支，被元军俘获，不屈被害，元军派4名南宋降卒抬着张贵尸体晓示襄阳城中，迫使吕文焕投降，吕文焕杀掉降卒，把张贵与张顺合葬，立双庙祭祀。　　元军为尽快攻下襄阳，咸淳八年（1272年）秋采取了分割围攻战术。元将阿里海牙认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为切断襄阳的援助，元军对樊城发起总攻。咸淳九年（1273年）初，元军分别从东北、西南方向进攻樊城，忽必烈又派遣回回炮匠至前线，造炮攻城。元军烧毁了樊城与襄阳之间的江上浮桥，使襄阳城中援兵无法救援，樊城有全孤立了。刘整率战舰抵达樊城下面，用回回炮打开樊城西南角，进入城内。南宋守将牛富率军巷战，终因寡不敌众，牛富投火殉职，偏将王福赴火自焚，樊城陷落。　　樊城失陷以后，襄阳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到南宋朝廷告急，但终无援兵。襄阳城中军民拆屋作柴烧，陷入既无力固守，又没有援兵的绝境。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阿里海牙由樊城攻打襄阳，炮轰襄阳城楼，城中军民人心动摇，将领纷纷出城投降。元军在攻城的同时，又对吕文焕劝降，吕文焕感到孤立无援，遂举城投降元朝，襄阳战役宣告结束。　宋元襄阳之战经过长期较量，终于以元胜宋败结束，蒙元的胜利，在于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建立了包围襄阳的堡垒，以逸待劳，又注重弥补战术上的不足，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在裹樊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宋朝统治者不重视边备，将帅软弱无能，吕文德见利忘义，使蒙古军队占据了襄阳有利地位，在反包围战过程中，因将帅不和，步调不一等原因犯了一系列战术错误，战斗中基本上执行了消极防御策略，导致了被元军围困5年之久的不利地位，最后归于失败。1268年－1279年襄阳之战1268年－1273年淮西之战1273年－1275年郢州之战1274年沙阳、新城之战1274年鄂州之战1274年嘉定之战1274年－1275年丁家洲之战1275年岳州之战1275年焦山之战1275年临安之战1275年常州之战1275年重庆之战1275年－1278年扬州之战1275年－1276年潭州之战1275年泸州之战1276年－1277年静江之战1276年文天祥反攻江西之战1276年－1278年厓山之战1279年此战，历时12年，由于忽必烈攻宋方略正确，善择伯颜等良将，注重发展水军和大力实行招降安抚政策，形成了军事、政治优势，致宋军于被动挨打境地，终于灭亡南宋，统一中国，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南宋则因政治腐败，治国、治军方针迂腐，奸相当权，排斥异己，任用庸才，赏罚失律，致使朝野上下，离心离德，招致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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