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二、本体建构：语言转向条件下文学本体的倡扬
三、价值重建：后现代语境下价值判断的重建
20世纪20年代，“新批评”在中国的“理论旅行”触发了文学批评界语言意识的觉醒。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直接引发了“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这两个时期理论的共同点是将文学的意义建立在文学语言本身，虽延时不长，然而语言观念的重要性得到了肯定。到了20世纪末，“新批评”在中国被西方涌入的各种新的秩序遮蔽、压抑，“新批评”俨然已经陈旧、过时，后现代主义思潮却适时高调登陆，致使当时中国文学批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都绕不过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近二十年来发展的主要要素之一，也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途径和方向。在强势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新批评”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但在“新批评”与后现代主义的碰撞中，当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虚无主义弊病被呈现，“新批评”似一剂良方，承担着价值重建的使命。讨论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新批评”的存在意义，首先须对后现代主义做出清晰的界定。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和詹姆逊（FredericJameson）分别对“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有不同的理解。利奥塔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认知范式，当“现代”对资本主义不再持批判的态度，便应以“后现代”取代“现代”。“后现代”的特点是消解宏大叙事，在文化思想领域颠覆资本主义。詹姆逊与利奥塔的视角不同，他对“后现代”的定义是从文化现象的角度出发的，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以“流行主义”对抗“精英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颠覆。无论是哪种视角，中国文学批评满意地接受了后现代主义身负的批判与颠覆的精神，并将其制度化。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持续影响中国文学批评20余年，这主要是源于中国学者渴望在同一起点上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也是源于大众文学的发展促使中国学者重新审视文艺现象。但是，在中国登陆的后现代主义，其内涵发生了变化，它已丧失了利奥塔和詹姆逊所界定的后现代主义原本的反思性与批判性，“已经由批判现实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蜕变为认同现实的‘庸俗的后现代主义’”［10］205。中国所认同的“庸俗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无原则地遵从后现代主义的话语霸权，其结果是导致价值判断的丧失，文学批评陷入价值虚无主义。对现实的否定是价值虚无主义的本义，“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11］228。由于后现代主义倡扬价值的多元化，也就是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无价值，人们无法辨别，便只好对一切价值都持解构态度，对一切文学现象都拒绝进行价值判断。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立场导致了思想、文化陷入了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潭。如何摆脱价值虚无主义的状况呢？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进行价值重建。“新批评”的价值理论对于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价值重建具有启发意义。“新批评”的价值观认为，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在于文学价值。分别从文学批评的对象、标准和方法的角度来看，首先，“新批评”都是从价值出发，其研究对象在于文学价值，均围绕价值展开论述；其次，“新批评”主张的评价作品的标准，如“朦胧”“张力”“反讽”等范畴，均与价值相关；最后，“新批评”采取的“语义分析法”“文本细读法”等文学批评的方法，其目的是为文学作品服务，对文学作品保持正确的价值判断。总而言之，“新批评”坚持文学价值判断的重要性。既然“新批评”在文学批评的对象、标准和方法上都推崇价值判断，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又亟需价值重建，那么，“新批评”所坚持和倡导的文学价值是什么呢？韦勒克定义，所谓文学价值是指文学本身性质所赋予文学的价值。［12］164他认为“能够认识某种结构为‘艺术品’就意味着对价值的一种判断”［12］164。“新批评”的历史使命是重建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文学批评界众声喧哗，缺乏规范的理论范式，要改变这一混乱局面，须重新认识文学的价值，文学是有正面价值的，这种价值判断应以文学本身为标准，价值是文学的存在之本，批评家们无法离开文学价值谈文学。韦勒克坚持文学作品价值判断的重要性，他的重要贡献在于“坚定地以具体的审美价值来反抗那些过分简单化的结论对文学性或审美性的攻击”［13］353。韦勒克也就此严厉地批评了后现代主义，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美学价值虚无观是美学的倒退，它使当今的美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批评”的价值观与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截然相反，表现为重视价值与否定价值的对立。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对“新批评”的价值观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批评”立足于“精英主义”的文学立场，这与时代潮流不符，因为“精英主义”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或坚持文学批评的标准，都容易在价值判断的过程中表现出对文化、政治、性别、种族等的某种优越感，优越感就意味着对评价对象的话语霸权。然而，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上，其消极影响则是会导致泛滥成灾的价值虚无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批评”所坚持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重建是对价值虚无主义的拯救，这对于后现代语境下中国文学批评的重建具有启发意义。“新批评”作为一个批评学派虽已衰落，但它自上世纪20年代至今，在语言观念、批评方法、价值观念等多向维度，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中国文学批评，正视并积极吸取“新批评”的养分，有利于纠偏中国学界对“新批评”的误解，有利于完善当代文学批评的观念与范式，有利于中国文学批评的重建。正如美国新一代批评家的感叹：新批评派仍然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依然在指挥我们。
三、价值重建：后现代语境下价值判断的重建
20世纪20年代，“新批评”在中国的“理论旅行”触发了文学批评界语言意识的觉醒。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直接引发了“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这两个时期理论的共同点是将文学的意义建立在文学语言本身，虽延时不长，然而语言观念的重要性得到了肯定。到了20世纪末，“新批评”在中国被西方涌入的各种新的秩序遮蔽、压抑，“新批评”俨然已经陈旧、过时，后现代主义思潮却适时高调登陆，致使当时中国文学批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都绕不过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近二十年来发展的主要要素之一，也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途径和方向。在强势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新批评”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但在“新批评”与后现代主义的碰撞中，当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虚无主义弊病被呈现，“新批评”似一剂良方，承担着价值重建的使命。讨论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新批评”的存在意义，首先须对后现代主义做出清晰的界定。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和詹姆逊（FredericJameson）分别对“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有不同的理解。利奥塔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认知范式，当“现代”对资本主义不再持批判的态度，便应以“后现代”取代“现代”。“后现代”的特点是消解宏大叙事，在文化思想领域颠覆资本主义。詹姆逊与利奥塔的视角不同，他对“后现代”的定义是从文化现象的角度出发的，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以“流行主义”对抗“精英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颠覆。无论是哪种视角，中国文学批评满意地接受了后现代主义身负的批判与颠覆的精神，并将其制度化。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持续影响中国文学批评20余年，这主要是源于中国学者渴望在同一起点上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也是源于大众文学的发展促使中国学者重新审视文艺现象。但是，在中国登陆的后现代主义，其内涵发生了变化，它已丧失了利奥塔和詹姆逊所界定的后现代主义原本的反思性与批判性，“已经由批判现实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蜕变为认同现实的‘庸俗的后现代主义’”［10］205。中国所认同的“庸俗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无原则地遵从后现代主义的话语霸权，其结果是导致价值判断的丧失，文学批评陷入价值虚无主义。对现实的否定是价值虚无主义的本义，“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11］228。由于后现代主义倡扬价值的多元化，也就是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无价值，人们无法辨别，便只好对一切价值都持解构态度，对一切文学现象都拒绝进行价值判断。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立场导致了思想、文化陷入了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潭。如何摆脱价值虚无主义的状况呢？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进行价值重建。“新批评”的价值理论对于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价值重建具有启发意义。“新批评”的价值观认为，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在于文学价值。分别从文学批评的对象、标准和方法的角度来看，首先，“新批评”都是从价值出发，其研究对象在于文学价值，均围绕价值展开论述；其次，“新批评”主张的评价作品的标准，如“朦胧”“张力”“反讽”等范畴，均与价值相关；最后，“新批评”采取的“语义分析法”“文本细读法”等文学批评的方法，其目的是为文学作品服务，对文学作品保持正确的价值判断。总而言之，“新批评”坚持文学价值判断的重要性。既然“新批评”在文学批评的对象、标准和方法上都推崇价值判断，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又亟需价值重建，那么，“新批评”所坚持和倡导的文学价值是什么呢？韦勒克定义，所谓文学价值是指文学本身性质所赋予文学的价值。［12］164他认为“能够认识某种结构为‘艺术品’就意味着对价值的一种判断”［12］164。“新批评”的历史使命是重建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文学批评界众声喧哗，缺乏规范的理论范式，要改变这一混乱局面，须重新认识文学的价值，文学是有正面价值的，这种价值判断应以文学本身为标准，价值是文学的存在之本，批评家们无法离开文学价值谈文学。韦勒克坚持文学作品价值判断的重要性，他的重要贡献在于“坚定地以具体的审美价值来反抗那些过分简单化的结论对文学性或审美性的攻击”［13］353。韦勒克也就此严厉地批评了后现代主义，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美学价值虚无观是美学的倒退，它使当今的美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批评”的价值观与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截然相反，表现为重视价值与否定价值的对立。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对“新批评”的价值观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批评”立足于“精英主义”的文学立场，这与时代潮流不符，因为“精英主义”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或坚持文学批评的标准，都容易在价值判断的过程中表现出对文化、政治、性别、种族等的某种优越感，优越感就意味着对评价对象的话语霸权。然而，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上，其消极影响则是会导致泛滥成灾的价值虚无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批评”所坚持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重建是对价值虚无主义的拯救，这对于后现代语境下中国文学批评的重建具有启发意义。“新批评”作为一个批评学派虽已衰落，但它自上世纪20年代至今，在语言观念、批评方法、价值观念等多向维度，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中国文学批评，正视并积极吸取“新批评”的养分，有利于纠偏中国学界对“新批评”的误解，有利于完善当代文学批评的观念与范式，有利于中国文学批评的重建。正如美国新一代批评家的感叹：新批评派仍然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依然在指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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