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从西魏宇文泰时期开始到北周中期，同州一直是一个军事中枢重地。
朝建国的新说隋朝末年，公元617年七月，李渊率领约三万部队离开根据地太原，十一月进入了长安。次年，即618年，创建唐朝，改元武德。正是这一时期，出生于从曾祖父时就开始担任凉州萨宝、祖祖辈辈都是粟特人首领家庭的安兴贵、安修仁兄弟俩却对以河西为据点的李轨政权的兴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弟弟安修仁于隋朝大业十三年（617），同其他胡人及汉人一起在凉州（武威）拥立了李轨政权。可是，安修仁部下粟特人聚落的兴盛状况却遭到了李轨的怀疑和猜忌。同一时期，哥哥安兴贵到长安投靠了刚成立的新王朝（唐朝）。得知这种情况，安兴贵遂上奏唐高祖李渊，表示愿意回凉州去劝说李轨归顺唐朝。高祖准奏。于是安氏兄弟俩便开始试图说服李轨。
然而，自己也是隋末群雄之一的李轨却拒绝向唐朝投降。于是安兴贵、安修仁兄弟俩便率领以粟特人为首的胡人集团发动政变，拘捕了李轨，并于武德二年（619）将河西之地献给了唐朝。由此，凉州的安氏遂因对唐朝的这一杰出贡献，获得了唐朝功臣的身份。
由此可见，凉州的安氏一族不愧是出自于精明的粟特商人家系。他们恐怕是从一开始就以脚踩两只船的方式，分别在群雄身上押宝，以图确保自身的安全，类似的情况在其后还可以见到。安禄山作为养子加入安氏一族也是这样，他们也曾分别向唐朝和突厥送去了安氏一族的人员（参见本书第六章相关部分）。
最近，山下将司查明了一个重大的史实，即弄清楚了天理图书馆收藏的《文馆词林》抄本残卷乃是抄自这个安修仁的墓志铭一事。山下将司同时明确指出，尽管安修仁一家从北魏到隋初数代一直担任凉州萨宝，但安修仁成为隋朝的武官以后，旋即把居住在凉州的粟特人等西方的胡人聚集在一起，组建成了一个乡兵集团亲自加以统率。
隋末唐初时，安修仁之所以能与其兄一起把李轨当成傀儡来加以控制，正是因为在安修仁的背后有一个以乡兵形式组织起来的粟特人军团撑腰。山下进而举出了一些具体事例来展开自己的新说，他认为，从北朝到唐初不仅凉州的安氏一族，还有固原（原州）的史氏一族、太原的虞弘等事例，在这些事例中都是由粟特人来统率府兵制的军府，这些军府又都是以乡兵形式组织起来的粟特人作为中核的。
这一新说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历来人们认为粟特人主要是在商业活动方面表现突出，而这一学说超越了旧有的通行说法，首次将目光投向了在唐朝建国以及发展过程中，作为武官而活跃的粟特人以及在背后支撑他们的武人集团。其次，在讨论隋唐王朝的本质究竟是汉人王朝还是拓跋王朝时，府兵制通常是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
山下的研究揭示了府兵制的一个方面其实是由粟特人来担当这一新的史实。这一点为我们研究其后安史之乱的性质等问题也提供了相关材料。因为按照学术界一般的理解，府兵制乃是以鲜卑人为中核的"胡汉融合"的制度，但是恐怕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胡"里，竟然还包括所谓"五胡"之外的粟特人。
安修仁之兄安兴贵曾对唐高祖说："臣于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旧唐书》卷五十五《李轨传》）据此来看，安氏兄弟应当是拥有一支可以随意驱使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武装集团。李轨政权尽管是地方政权，但毕竟也是统治着整个河西地区的一个政权。
而安氏之所以能够发动推翻李轨政权的政变，自然是因为拥有一支相应的武装部队。这支部队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隋书·百官志》说，在首都以外的地方，以诸胡二百户为基准，任命自治首领萨宝一人。因而，我这里推测的安氏武装的这一人数与《隋书·百官志》的记载似乎也并不矛盾。
从安兴贵之子安元寿的墓志铭来看，安元寿十六岁进入秦王府，"玄武门之变"时以及之后突厥颉利可汗逼近长安的时候，他都一直活跃在李世民身边。据石见清裕、山下将司、福岛惠等人的研究来看，在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坐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有证据表明安元寿曾为之动用粟特人的兵力。因而，安元寿可谓是太宗即位的功臣之一。
基于这一点，他本来可以因此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然而其后，他还是遵循父亲安兴贵的意思毅然辞官回到故乡凉州继承家业。所谓家业，山下将司认为就是指东西方贸易。而我以为不仅如此，安元寿应该是在从事交易商品的同时，还包括饲养及买卖作为机动运输力量的马匹。
关于这一点，在《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的开头部分所说的"李抱玉，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代居河西，善养名马，为时所称"的记述中就可以看见。由这条记载，我们可以窥见安氏一族把持河西地区名马产地的情况。这里提到的李抱玉是一位武人宰相，其本名叫安重璋，历仕肃宗、代宗朝。在平定安史之乱时立有大功，为了避开与安禄山同姓，757年由肃宗赐姓李，改名李抱玉。
通过上述史实，似乎可以容许我们推演出如下结论：粟特人不仅活跃于河西走廊到宁夏一带，而且还进入了从鄂尔多斯（黄河弯曲部分）到山西北部的农牧接壤地带，进而进入了天山地区到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带。由于他们拥有大量的马匹，所以往往把马作为商品，从事着建立在马和骆驼的机动能力之上的东西方贸易；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变成了一个武装集团，自身兼有以骑兵为主的军事力量。
并且，这些武装集团不仅用于护卫他们自己组织的商队，同时也给他们看好的势力积极主动、源源不断地提供军事帮助，以图谋共同的发展。这里所说的自己看好的势力，既可以是突厥游牧集团，也可以是汉人军阀，只要是在粟特人看起来有发展前途的一方就可以。
2000年，西安出土了北周时代的安伽墓，这是一座有着包括金箔在内的艳丽彩色浮雕的粟特人墓葬。从该墓志中我们也获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即祖籍布哈拉的安伽之父出身凉州后来移居到关中，安伽是作为一名粟特人首领之子而成长起来的。其后安伽效力于北周，并成为位于长安东方的同州萨宝。从西魏宇文泰时期开始到北周中期为止，同州一直是一个军事中枢重地。
关于同州与粟特人的关系，我曾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在调查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伯希和文书时，我在一卷唐代粟特语佛教典籍上发现，该佛典卷轴的轴芯乃是用一支箭柄来代替的，而在该箭柄上用汉字写着制作地是同州。这一点恐怕绝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