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美女妖且闲, 采桑歧路间。
柔条纷冉冉, 叶落何翩翩!
攘袖见素手, 皓腕约金环。
头上金爵钗, 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体, 珊瑚间木难。
罗衣何飘飘, 轻裾随风还。
顾眄遗光彩, 长啸气若兰。
行徒用息驾, 休者以忘餐。
借问女安居? 乃在城南端。
青楼临大路, 高门结重关。
容华耀朝日, 谁不希令颜?
媒氏何所营? 玉帛不时安。
佳人慕高义, 求贤良独难。
众人徒嗷嗷, 安知彼所观。
盛年处房室, 中夜起长叹。
〔攘袖〕捋起袖子。〔约〕围、套着。〔金爵钗〕一端饰有雀形的金钗。爵,同雀。〔琅玕〕一种似玉的美石。〔交〕佩带。〔间〕夹杂。木难,珠名。《文选》李注引《南越志》云:“木难,金翅鸟沫所成碧色珠也。” 〔用〕因。〔息驾〕停车。〔重关〕两道门栓。极言门户之严紧。〔玉帛〕珪璋和束素。《仪礼·士婚礼》贾公彦疏:“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谷圭,诸侯加以大璋。”这里泛指定婚的彩礼。安,定。〔观〕着眼点,指标准、条件。〔处房室〕指未出嫁。古代称未嫁女曰“处女”、“室女”。
曹子建的一生,是充满悲剧的一生。建安二十五(220)年曹丕未登帝位以前,是个风流倜傥的贵公子,过着“美酒斗十千”的安适生活。发为诗咏,便多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之作。当曹操刚死,曹丕龙袍加身之时,苦难便降临到他的头上了。虽然还挂着王侯的冠爵,但是实际上已是其兄侄(丕、睿)的“阶下囚”了。“豆在釜中泣”的艰难生活使他的歌唱变得“情兼雅怨”,锋芒不再那么外露了。在艺术表现上,也更多地采用了比兴、象征的手法,眼光也从“幽并儿”身上转到了“愁思妇”、“仙人”身上。把《美女篇》放到其后期这个背景上来看,就会觉得它“写美女如见君子品节”,“不专以华缛胜人”(《古诗源》卷五)。
但写悲怨也不一定就是要叹一声、泪两行的。以乐写哀,也可以倍增其哀。此诗绝大部分篇幅都是从“乐”入手的。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短短四句,平常叙来,却字字可玩。“妖且闲”,是艳丽而幽闲。有此容德,女足可称美。通篇看,“妖”字统领下文“金环”、“金爵钗”、“明珠”、“木难”和“素手”、“皓腕”、“玉体”等,偏指服饰、容貌;“闲”字则提携“结重关”、“慕高义”、“求贤良”。故二字并非空泛的虚设。“采桑歧路间”,是写其活动场所,也是交待众人得以一睹荣华的机会,若老是高居青楼,深藏重关大院,那恐只有遥遥相望的份了。“柔条”、“落叶”加以“纷冉冉”、“何翩翩”互文,使桑林显得更美,也是风使之起舞吧。由于“柔”和“落”字是对举成文的所以又是指弯枝摘叶采桑而言的。“落”字决无飘落之义。这样看,“纷冉冉”、“何翩翩”是状写采桑的优雅动作的。所以说,两句是写物美,也是兼写人美。至此,一春日佳人采桑图已淡淡地勾勒了出来。
不过,诗人还不满足,他还要再精心地为心爱的美人着上色,让她的线条更清晰些:“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难。”因为此时的人物是正在采桑,所以就先从手描起,依次而腕、头、身,由金环而雀钗、美石、明珠、碧珠。其间或攘、或约、或佩、或交、或间,手法一丝不乱。也许于每一个画家来说,做到这些准确的静态描摹并不难。难的是,要使画面景象有气韵,人物有神采。曹植以其才富八斗的天份,很好地完成了这点睛的一笔:“罗衣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罗衣、轻裾与桑林柔条、绿叶一起风飘遥、翩翩;美目、气息共朝日、谷兰一同随春光彩、芬芳! 其物律动是一致的,神气质是相同的。正因为如此,人、物才俱“活”了起来。这般艳艳惊彩,怎能不叫“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呢?
接下去,诗人又换了一副能入木三分的笔墨,将人物从开阔的天地移置到一个幽僻的院室中来刻画其娴雅的品德。“借问”先作过渡。“城南端”、“青楼”、“高门”言其门第显贵、庄严。“临大路”对举“结重关”,谓其坚守贞操,不作倚门献笑。这样品貌兼优的女子,谁能不倾慕?尽管有许多王孙、贵家子(从玉帛之聘礼贵重见得)托媒人踏破了门槛,但这位佳人总是不受聘礼。因为她慕求的是既要有“高义”又要有“贤才”的人,而这样的君子在当世是实在难寻的。所以那些不解其理想的庸者,只好嗷嗷乱叫,转而嘲笑她了。结果形成了众人追求她,如求嫦娥,可望不可及;而她所慕之人,又如神仙,百年难遇,可想不可得。诗从正反两个方面突出了女主人公不肯随波逐流,坚持理想的崇高品质,使“闲”的内容变得更充实、丰满了。这样便完成了对这一形象从外表到内修的塑造。这个形象,我们在屈原《离骚》、《湘君》、《湘夫人》和作者《洛神赋》以及《杂诗》其四中,都可以找到其“原型”。
这些“原型”共同的特点是哀怨。所不同的是屈原笔下的“余”、“湘君”、“湘夫人”,或“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或“捐余玦兮江中”、“捐余袂兮江中”,均是怨而有怒。而曹植笔下的“洛神”、“佳人”,只是“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只是叹“俛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持”,均是怨而不怒。若此诗最后两句“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也当是“长寄心于君王”的情调。
回过头来看,最后二句以前的种种赞美、描绘,都不过是渲染、铺垫、衬托之笔;通篇久久、层层蓄势的目的,只不过只“长叹”二字!
罗敷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美女的典型。但本篇中“妖且闲”的佳人和她相比,还有不同之处。若说曹子建是以她为此诗的“模特儿”,只能勉强算是说对了一半。真正赋予“美女”神采的,应是作者身为“阶下囚”的不幸经历。
柔条纷冉冉, 叶落何翩翩!
攘袖见素手, 皓腕约金环。
头上金爵钗, 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体, 珊瑚间木难。
罗衣何飘飘, 轻裾随风还。
顾眄遗光彩, 长啸气若兰。
行徒用息驾, 休者以忘餐。
借问女安居? 乃在城南端。
青楼临大路, 高门结重关。
容华耀朝日, 谁不希令颜?
媒氏何所营? 玉帛不时安。
佳人慕高义, 求贤良独难。
众人徒嗷嗷, 安知彼所观。
盛年处房室, 中夜起长叹。
〔攘袖〕捋起袖子。〔约〕围、套着。〔金爵钗〕一端饰有雀形的金钗。爵,同雀。〔琅玕〕一种似玉的美石。〔交〕佩带。〔间〕夹杂。木难,珠名。《文选》李注引《南越志》云:“木难,金翅鸟沫所成碧色珠也。” 〔用〕因。〔息驾〕停车。〔重关〕两道门栓。极言门户之严紧。〔玉帛〕珪璋和束素。《仪礼·士婚礼》贾公彦疏:“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谷圭,诸侯加以大璋。”这里泛指定婚的彩礼。安,定。〔观〕着眼点,指标准、条件。〔处房室〕指未出嫁。古代称未嫁女曰“处女”、“室女”。
曹子建的一生,是充满悲剧的一生。建安二十五(220)年曹丕未登帝位以前,是个风流倜傥的贵公子,过着“美酒斗十千”的安适生活。发为诗咏,便多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之作。当曹操刚死,曹丕龙袍加身之时,苦难便降临到他的头上了。虽然还挂着王侯的冠爵,但是实际上已是其兄侄(丕、睿)的“阶下囚”了。“豆在釜中泣”的艰难生活使他的歌唱变得“情兼雅怨”,锋芒不再那么外露了。在艺术表现上,也更多地采用了比兴、象征的手法,眼光也从“幽并儿”身上转到了“愁思妇”、“仙人”身上。把《美女篇》放到其后期这个背景上来看,就会觉得它“写美女如见君子品节”,“不专以华缛胜人”(《古诗源》卷五)。
但写悲怨也不一定就是要叹一声、泪两行的。以乐写哀,也可以倍增其哀。此诗绝大部分篇幅都是从“乐”入手的。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短短四句,平常叙来,却字字可玩。“妖且闲”,是艳丽而幽闲。有此容德,女足可称美。通篇看,“妖”字统领下文“金环”、“金爵钗”、“明珠”、“木难”和“素手”、“皓腕”、“玉体”等,偏指服饰、容貌;“闲”字则提携“结重关”、“慕高义”、“求贤良”。故二字并非空泛的虚设。“采桑歧路间”,是写其活动场所,也是交待众人得以一睹荣华的机会,若老是高居青楼,深藏重关大院,那恐只有遥遥相望的份了。“柔条”、“落叶”加以“纷冉冉”、“何翩翩”互文,使桑林显得更美,也是风使之起舞吧。由于“柔”和“落”字是对举成文的所以又是指弯枝摘叶采桑而言的。“落”字决无飘落之义。这样看,“纷冉冉”、“何翩翩”是状写采桑的优雅动作的。所以说,两句是写物美,也是兼写人美。至此,一春日佳人采桑图已淡淡地勾勒了出来。
不过,诗人还不满足,他还要再精心地为心爱的美人着上色,让她的线条更清晰些:“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难。”因为此时的人物是正在采桑,所以就先从手描起,依次而腕、头、身,由金环而雀钗、美石、明珠、碧珠。其间或攘、或约、或佩、或交、或间,手法一丝不乱。也许于每一个画家来说,做到这些准确的静态描摹并不难。难的是,要使画面景象有气韵,人物有神采。曹植以其才富八斗的天份,很好地完成了这点睛的一笔:“罗衣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罗衣、轻裾与桑林柔条、绿叶一起风飘遥、翩翩;美目、气息共朝日、谷兰一同随春光彩、芬芳! 其物律动是一致的,神气质是相同的。正因为如此,人、物才俱“活”了起来。这般艳艳惊彩,怎能不叫“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呢?
接下去,诗人又换了一副能入木三分的笔墨,将人物从开阔的天地移置到一个幽僻的院室中来刻画其娴雅的品德。“借问”先作过渡。“城南端”、“青楼”、“高门”言其门第显贵、庄严。“临大路”对举“结重关”,谓其坚守贞操,不作倚门献笑。这样品貌兼优的女子,谁能不倾慕?尽管有许多王孙、贵家子(从玉帛之聘礼贵重见得)托媒人踏破了门槛,但这位佳人总是不受聘礼。因为她慕求的是既要有“高义”又要有“贤才”的人,而这样的君子在当世是实在难寻的。所以那些不解其理想的庸者,只好嗷嗷乱叫,转而嘲笑她了。结果形成了众人追求她,如求嫦娥,可望不可及;而她所慕之人,又如神仙,百年难遇,可想不可得。诗从正反两个方面突出了女主人公不肯随波逐流,坚持理想的崇高品质,使“闲”的内容变得更充实、丰满了。这样便完成了对这一形象从外表到内修的塑造。这个形象,我们在屈原《离骚》、《湘君》、《湘夫人》和作者《洛神赋》以及《杂诗》其四中,都可以找到其“原型”。
这些“原型”共同的特点是哀怨。所不同的是屈原笔下的“余”、“湘君”、“湘夫人”,或“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或“捐余玦兮江中”、“捐余袂兮江中”,均是怨而有怒。而曹植笔下的“洛神”、“佳人”,只是“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只是叹“俛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持”,均是怨而不怒。若此诗最后两句“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也当是“长寄心于君王”的情调。
回过头来看,最后二句以前的种种赞美、描绘,都不过是渲染、铺垫、衬托之笔;通篇久久、层层蓄势的目的,只不过只“长叹”二字!
罗敷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美女的典型。但本篇中“妖且闲”的佳人和她相比,还有不同之处。若说曹子建是以她为此诗的“模特儿”,只能勉强算是说对了一半。真正赋予“美女”神采的,应是作者身为“阶下囚”的不幸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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