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战争奠定家业
要追溯三菱集团的历史,不妨从众所周知的三菱标志开始。
三菱的标志源于两个部分:“mits”表示“三”,“bishi”表示“菱角”,是当时岩崎家族的族徽“三段菱”和土佐藩主山内家族的族徽“三柏菱”的结合。
与其他家族企业不同,曾经发展为日本“第一财阀”的三菱集团并不是岩崎家族白手起家打造的,而是岩崎弥太郎从政府手里接管过来的。
故事要从岩崎弥太郎的经历说起。1834年,弥太郎出生在一个“地下浪人”家庭。这样社会下层的身份,刺激了弥太郎为改善社会地位而不断奋发图强。
日本地少人多,拥有可耕作的良田是各级政府梦寐以求的事情。或许,商人的才能是天生的。一日与弟弟垂钓,面对着宽广河面的弥太郎突发灵感:如果能在河岸筑堤,拦河造田,一方面能够抵御洪水,一方面还能增加良田。有了这个想法,岩崎兄弟俩立即将申请方案向本藩郡公报批,并很快获得批准。1864年,拦河造田大功告成,当年即获粮、棉丰收。自此,河边几百公亩的田产给弥太郎带来了丰厚的收入,甚至为他捞到了“政治资本”:因造田有功,弥太郎被任命为高知城奉行所的下级官员。明治维新后,又被从长崎调至土佐藩的开成馆商会,任命为开成馆代理干事。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推崇商业。新政府认为,藩营事业会挤压民间企业的生存空间,决定废止藩营事业。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1871年,弥太郎完全接管了政府经营的“大贩商会”,以“九十九商会”作为自己的商号,将商会里的船买下,开始经营大阪-东京、神户-高知的海上运输业。这些船上的标志,就是今天的三菱标志。1873年,弥太郎将商会改名为“三菱商会”。自此,他彻底脱下官服,本着“以在野之心”的诚信精神,专心从事海运事业。
成立之初的三菱商会规模不大,不及三井商会,但凭借着良好的信誉,弥太郎给自己的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873年,庇护三井商会的政治势力失势,三菱商会等到了翻盘的机会。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岛,弥太郎借机向内阁大臣请示承揽一切军需输送工作。为保障运输,日本政府用771万日元买下13艘汽船借给三菱商会,同时,将其竞争对手的18艘商船也无条件的借给三菱商会。此外,每年还给予三菱25万元的补助金。
1877年日本国内西南战争爆发,国务卿大久保利通决定,以15年分期贷款偿还的方式,借给弥太郎345万日元资金,购买10艘船,让三菱商社全面协助军事运输。战争结束后,这些船被政府悉数送给了三菱公司。在西南战争的8个月时间里,日本政府用在船运上的费用高达1300万日元,相当于战争总费用的三分之一,其中大部分被三菱公司收入囊中。当时,三菱拥有的汽船达到61艘,吨位高达35464吨,占日本全国汽船总吨数的73%,三菱公司一跃成为海上霸王。
不过,为了遏制三菱集团的过分膨胀,明治政府严禁三菱发展海运以外的事业。但这不妨碍弥太郎的野心扩张,他以汽船为中心,将事业范围扩大到汇兑业、海上保险业、仓储业等。在三菱公司进行押汇的货物都由三菱的船只来运送,由三菱负责保险,收在三菱仓库之中,借此,三菱的汇兑、保险、运输、仓储等方面的利润成倍增长。
家族地位之战
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政局动荡不已,这直接波及了三菱集团的命运。1881年,三菱集团的支持者,也是当权者大隈重信被反对派排挤,被迫下台,另一位弥太郎的支持者大久保利通也被杀。这意味着,明治政府内部已经无人能关照弥太郎的三菱。
于是,三菱集团的形势急转直下,名誉扫地,在野的朝臣斥三菱集团是一夜暴富的国贼。同时,与三井集团息息相关的井上、同县、伊藤等政治人物开始掌权。对弥太郎而言,捍卫家族地位的战争开始了。
为了遏制三菱集团联合下台的官员纠集起来颠覆政权,1882年,明治当局计划成立一家击垮三菱公司的大海运公司。于是,由井上家族赞助,政府官员负责出面组织,一家规模空前的大公司——共同运输公司就此诞生。在陆续吞并了几家规模不大的帆船会社之后,共同运输公司向英国订购了最新式的船只,所开设的航线与三菱公司完全一致。彼时的《东京日报》对此有这样一段描述:“两家公司一起由神户出航之后,为了抢先到达目的地,船员与船长都绑上头巾,不计成本,拼命将煤炭铲入火炉中,双方都不肯认输,在海上进行马拉松赛跑。到达纪州藩时,火炉内的火力强到烟囱烧得赤红,船员却不因烟囱可取代火炉的暖气而高兴,因为,当时船内已达灼热难耐之温,由陆地遥遥望去,好像看到两只火龙在竞速一般,情况十分可怕。”
为了客源,竞争可谓惨烈异常,两家公司都不惜把船费降到不能再降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弥太郎将公司重组,裁撤冗员,削减开支以应对危机。这招着实有效。1884年,三菱公司每吨汽船的平均收入为100日元,而共同公司只有50元。虽说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竞争让三菱集团元气大伤,不仅停运了香港至琉球的航线,所有的三菱兑换所也被迫停业。好在,共同公司也是损兵折将,其股票在1884年陷入毫无红利的境地,持股人竞相抛售。弥太郎抓住机会,秘密收购了这些股票,不久便控制了其过半的股权。当时的日本经济十分颓废,因此,为了提振经济,由政府出面斡旋,1885年2月5日,两家公司在运费、出发时刻、承包人、船员雇用等方面达成了临时协定。
但是,因为饮酒过量,积劳成疾,岩崎弥太郎在签订协定的两天后撒手人寰。他的弟弟岩崎弥之助登上了三菱集团的权力顶峰。
弥之助曾在美国留学,善于用全新的思维方式谋划公司的前途与未来。首先,凭借三菱集团在共同公司所占的股份,他大胆的将三菱商会的主体船运公司与共同公司合并,成立日本游船公司,并巧妙地使这个新公司的控制权转到三菱人手里。
船运公司剥离出去之后,弥之助开始大胆向其他领域扩张。他在多地买矿,同时致力于金属矿业的经营,为了运营矿产,他还大量铺设坑道和铁轨,大胆运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煤和铜矿业成为了弥之助时代三菱集团最大的收入来源。
押宝矿产成功后,弥之助出人意料地将矿业收入反哺到造船业上,将长崎造船厂打造成为了“东方最大的造船厂”。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放松了对三菱的限制,允许它往银行业发展。弥之助抓住机会,很快在金融业站稳了脚跟。所以,从20世纪初开始,矿业、造船业以及银行业成为振兴三菱的三大支柱。弥之助以此为基础,带领三菱不断向房地产、综合商社、铁路、电机、重工业、制纸等多个方面进军。
有评论称,弥之助是明治中期经济界人士中最现代化的经营者,他脱离了弥太郎时期的“官商”身份,舍弃过于专断的做法,以组织人身份重新建设三菱,使原为“海上王国”的三菱转为“陆上王国”,使新三菱成为庞大的企业联盟。
家族制度终结
1893年12月,弥之助辞去三菱社长职务,将公司交给弥太郎的儿子岩崎久弥,令其担任社长。同时,遵照弥太郎遗愿,弥之助“清算”家产,不仅将岩崎家在三菱中所拥有的权益,全部划归久弥,还让弥太郎一支成为家族的本家,自己一支仅为家族分支——分支所分得的公共财产只有本家的四分之一以下。
当时的全球商业世界是洛克菲勒、摩根等大资本家辈出的时代。顺应趋势,1893年,日本商法(旧商法)开始施行,三菱改组为合资公司。年仅28岁的家族第三代领导人岩崎久弥就任公司总裁。在其担任三菱总裁的20多年,恰逢日本近代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时期。
岩崎久弥实现了公司各事业多元化发展。他更积极地收购各地矿山,于1905年在神户新办了造船厂。通过参与商业区建设,久弥进一步进军房地产业,涉足焦炭生产业务,并在朝鲜半岛北部从事炼钢业务。
1908年,为控制成本,岩崎久弥采取各项措施进行权限转让,其中包括授予各部门一定程度的可自由利用资本的权力。这种制度的推行最终导致三菱合资公司被划分为银行部、造船部、总务部、矿山部、营业部、煤矿部等8个部门,这正是今天所谓业务部制度的前身。这一阶段被誉为岩崎家四代经营中“起、承、转、合”过程中“转”的部分,是三菱走向“组织化”的历史转折点。
1916年,岩崎弥之助的长子——岩崎小弥太从堂兄久弥手中接过了三菱总裁的重担,成为企业的第四代领导人。
小弥太是三菱组织化的真正实现者。他上任伊始,就让三菱的各事业部独立,通过公开募股,吸收岩崎家族以外的资本。为加强对各项事业的控制,1934年,小弥太将原三菱的造船、重机械、飞机等事业部合并,成立了“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之后,采用现代股份制,先后设立11家独立的公司,每家公司公开出售一部分股票,而通过三菱总公司,小弥太对全盘事业保持了无可争辩的控制权。二战战败后,日本财阀被要求解散,三菱公司被分割成139个公司,且不许用“三菱”标志。但即使这样,岩崎家族仍保有三菱各公司47.8%的股份。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放松了对日本的经济管制,财阀集团借势重新崛起。“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也于1954年获得新生。但是,日本的《反垄断法》规定,不允许某一股东持有公司50%以上的控股,家族股份比例不能超过5%,自此,家族控股、家族管理不复存在,三菱集团转变为完全的股份制结构。
但这不妨碍三菱集团业务的飞速发展。重新集合的“三菱”旗帜下的品牌有日本邮船、三菱重工、三菱商事、三菱综合材料、东京三菱银行、三菱地所等28家公司。1969年,三菱旗下10个公司的销售额差不多等于日本国家一年的预算。1970年,三菱集团44个公司的总资产占日本全部企业总资产的1/10。
目前,岩崎家族的后代已经不再担任三菱集团的董事长,这一职位都是聘请职业经理人担当。而且,岩崎家族坦承,经过研究发现,其家族中接近600个子孙里,没有一个够资格来领导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