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本文作者余华是中国近十年来迅速走红的著名青年作家,他的作品《活着》
等曾经被张艺谋搬上银幕,这使得他更加迅速地在中国上升为一流作家。
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是1983年、1984年,那是中国的文学杂志最辉煌的时候,什么刊物都能发行几十万册,但是已经开始进入尾声了。那个时候的编辑们还是比较认真地在那里读一些自由来稿,所以像我的稿子自然也被他们看到了。
那时候我还在南方浙江一个小镇子上当牙医,整天拔牙,也没什么事可干。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嘛,只有20岁刚多一点,特别希望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可是我永远看到的是张开的嘴,那里边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风景可看的,所以我就非常不喜欢那份工作。
我们那个医院就在一个街道上,是我们小县城里最繁华的一条街,当然肯定不如北京的那个王府井繁华,可在我们县里已经是最繁华的一条街了。我整天站在窗口很迷茫地看着在下面街道上走来走去的人,我不知道我的今后应该怎么办!就在那时候,我发现有几个我认识的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天在大街上闲逛。
后来有一次我就问其中一个作曲的,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就不上班?”
他说:“我这就是在上班!”
我说:“你们文化馆是在大街上上班吗?”
他说:“文化馆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
我想:这工作我也喜欢。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像你一样上班?
我们那个时候个人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利,都是国家分配的,不像现在大学毕业后自己找工作。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也有我们自己的好处,就是我们很安静,我们没有一种焦虑的感觉,反正是听天由命,但是也太不自由。所以我就问他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可以调到文化馆?他说:“你跟我学作曲。”我心想我可是不敢跟他学这个,因为我非常了解他的历程:他在农场干了十多年,一心学作曲,干了十多年才进入文化馆。而我是希望明天就进去!我没那个耐心啊!十多年后,我多大了啊,再进文化馆?所以我说:“还有没有更快的?”他说:“更快的?要不你就学绘画。”可是绘画也一样啊,你也起码学十多年以后才能够有希望进文化馆。他说:“都不行那么就写小说吧!”
我一想这倒是可以。当时我大概认识四五千个汉字了吧,我估计大概可以写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写小说了。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真是属于那种目标很明确的。后来我发现文学很难说是可以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包括我后来开始上网也是一样,遇到问题了,你再去查查参考书,看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不遇到问题你根本没必要去学,学了也没用。我就是带着问题去学。首先不是学小说怎么写,而是看引号是怎么打的。“文革”耽误了我的学习,所以,我在“文革”十年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干这个。我是“文革”第一年上的小学,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一年,中学毕业,刚好十年。日子当然也很愉快,就是几乎没怎么上课。到那个时候我就没办法了,我不想拔牙,我得去换一份工作,为此我就在那儿闷头写。
写到了什词候差不多可以换段了,我就又发愁了,不知道怎么办?再就是的、地、得什么的,刚开始总是用错,真是一切都从头来?刚开始写了以后,拿到文化馆给我们一位管创作的人去看。他说:“你的错别字太多了!”又说“这没办法,因为你没写过那么长的文章啊!”我以前在学校里写作文也就写一千字,撑死了就一千字,那就算是很长了。
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曾经这样说过:“只有余华才能写那么长的作文!”如今在海盐他还说这样的话,“所有的作文里余华写得最长。”所以他就认为我是最有才华的。
我一开始写小说就写了一个一万字的,那肯定是错别字就增加了十倍了。然后,到我写到大约四、五篇的时候错别字就很少了,后来文化馆的朋友就开始表扬我了。我非常幸运,我第一篇小说就发表了。那也是很奇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寄稿件是不用付钱的,你只要把一个信封剪一个角儿,我寄到《北京文学》,《北京文学》就给我付钱,就是邮资总付。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计划经济的受益者。
我刚开始写小说也比较狂妄,我也瞧不上我们浙江省的刊物。我就寄给《人民文学》、《收获》。它们退了以后,我把它们那个信封翻过来再剪一个角,再给《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逐渐一步一步的往下来,就是先寄名气最大的刊物,再寄名气小的。
我发现,我还是非常幸运,总是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些好事。大概是在1983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海盐已经进入冬天了,已经有点冷了。大概是下午刚上班的时候,电话来了。我们那个拔牙的医院有30多个人,就只有一部电话机,而且那时候电话机是手摇的。
我们整个海盐县只有一个总机,要通过它转的,反正那个时候电话不能拿起来摇,要摁着它摇。所以我后来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拨那种程控的直拨电话,我就摁着它拨,奇怪!怎么没反应?所以,科学进步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既然你过去是摁着摇,以后发展了也应该摁着摇嘛!它怎么就拿起来摇了?科学的进程是最不讲逻辑的,因此它经常给人以震撼。那天突然说楼下有一个电话,我以为又是我们县里的一个什么人给我打来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基本上是三心二意的,虽然进入了改革开放,大家还是吊儿郎当的,没怎么好好干事。 拿起电话以后,却是我们邮局的(那个时候电信和邮政还没有分开)总机给我一个声音说:“你是余华吗?”
我说:“是。”他说:“你有一个北京长途!”我一听心里就是一阵狂跳,我知道我们家在北京没有亲戚,有亲戚也不会给我打电话。肯定是稿子的事!但是我想不起我的稿子寄给哪家刊物了。太多,退稿也非常多。那个时候挂长途电话不是现在这样,你知道一个号码就可以拨了。那个时候《北京文学》的主编(她十年前已经去世了)叫周雁如,她是早上上班,就给我挂“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余华收”。然后北京邮电局就是一路一路的挂过去,挂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终于通了。
然后我拿起电话,电话里告诉我有一个北京长途,我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声音来了,她就告诉我说:她是《北京文学》的,她说她叫周雁如,我也不知道她是主编,《北京文学》和我联系过的编辑是王洁,她后来也离开了。周雁如说你给我们寄过两篇稿子。加上一篇别的我一共寄过三篇稿子,我自己都忘了。她说我们都看了,都很喜欢,但是有一篇稿子需要修改一下,你能不能到北京来改稿?
那时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谁给我出路费?”那个时候我的薪水是十六块钱一个月。周雁如是一位很好的编辑,浩然,陈建功,很多作家都是她发现的。她可能也知道我的心思,说我们给你出路费,还给你出住宿费,每天还有两块钱的补助。然后我马上就说好? 我知道我不能去我们那个卫生院的院长那儿请假,我要是给他一讲他肯定不会让我去。我就让我们单位的另一个人给我请假,让他明天替我说一下,我说他说什么你就别理他,剩下的事回来再说吧。我马上坐上汽车去上海(我们海盐没有火车站)在上海买了一张火车票。不敢买卧铺,当然那个时候也买不到卧铺。这样就到了北京。
这就是一个开始,文学道路的开始。从此以后就开始一篇一篇往下写。所以我发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生中的机遇很重要。假如没有当年那个电话,现在我肯定还在拔牙。一个人希望从事一个职业,那只是一个希望而已。一个再有耐心的人,我相信,十年以后要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话,他也会放弃,况且像我这样一个老是朝三暮四的人。改稿之后,好事接着就来了。
我一从北京改稿回来以后,我都不知道,我们那个小县城轰动了,说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你是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然后我们的宣传部长来跟我谈话,说我把你调文化馆去!于是我就去了那个文化馆上班。
我知道文化馆那些人上班不太准时,所以我第一次去上班时,还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到。我们那个时候上班都是每天八小时,早晨都是七点钟必须去,因为那是小县城。不像在大城市,有时候是九点,比较晚,北京也大概比较晚,小地方上班都早一点。我想它如果七点上班,我到九点半去,第一次上班我就迟到两个半小时,看看会怎么样。结果九点半我一去,一个人都没有,我知道我来对地方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从1984年年初开始,到现在为止吧,我一直过着这种自由的生活。后来又去了文联,后来又去了作协,也是没人管的那种生活,到了1993年的时候我就干脆辞职了,所以我就彻底没人管了。
1993年到现在,我就一直靠小说养活自己,没有别的收入了。 我现在靠小说活着。(余华)
等曾经被张艺谋搬上银幕,这使得他更加迅速地在中国上升为一流作家。
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是1983年、1984年,那是中国的文学杂志最辉煌的时候,什么刊物都能发行几十万册,但是已经开始进入尾声了。那个时候的编辑们还是比较认真地在那里读一些自由来稿,所以像我的稿子自然也被他们看到了。
那时候我还在南方浙江一个小镇子上当牙医,整天拔牙,也没什么事可干。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嘛,只有20岁刚多一点,特别希望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可是我永远看到的是张开的嘴,那里边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风景可看的,所以我就非常不喜欢那份工作。
我们那个医院就在一个街道上,是我们小县城里最繁华的一条街,当然肯定不如北京的那个王府井繁华,可在我们县里已经是最繁华的一条街了。我整天站在窗口很迷茫地看着在下面街道上走来走去的人,我不知道我的今后应该怎么办!就在那时候,我发现有几个我认识的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天在大街上闲逛。
后来有一次我就问其中一个作曲的,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就不上班?”
他说:“我这就是在上班!”
我说:“你们文化馆是在大街上上班吗?”
他说:“文化馆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
我想:这工作我也喜欢。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像你一样上班?
我们那个时候个人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利,都是国家分配的,不像现在大学毕业后自己找工作。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也有我们自己的好处,就是我们很安静,我们没有一种焦虑的感觉,反正是听天由命,但是也太不自由。所以我就问他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可以调到文化馆?他说:“你跟我学作曲。”我心想我可是不敢跟他学这个,因为我非常了解他的历程:他在农场干了十多年,一心学作曲,干了十多年才进入文化馆。而我是希望明天就进去!我没那个耐心啊!十多年后,我多大了啊,再进文化馆?所以我说:“还有没有更快的?”他说:“更快的?要不你就学绘画。”可是绘画也一样啊,你也起码学十多年以后才能够有希望进文化馆。他说:“都不行那么就写小说吧!”
我一想这倒是可以。当时我大概认识四五千个汉字了吧,我估计大概可以写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写小说了。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真是属于那种目标很明确的。后来我发现文学很难说是可以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包括我后来开始上网也是一样,遇到问题了,你再去查查参考书,看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不遇到问题你根本没必要去学,学了也没用。我就是带着问题去学。首先不是学小说怎么写,而是看引号是怎么打的。“文革”耽误了我的学习,所以,我在“文革”十年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干这个。我是“文革”第一年上的小学,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一年,中学毕业,刚好十年。日子当然也很愉快,就是几乎没怎么上课。到那个时候我就没办法了,我不想拔牙,我得去换一份工作,为此我就在那儿闷头写。
写到了什词候差不多可以换段了,我就又发愁了,不知道怎么办?再就是的、地、得什么的,刚开始总是用错,真是一切都从头来?刚开始写了以后,拿到文化馆给我们一位管创作的人去看。他说:“你的错别字太多了!”又说“这没办法,因为你没写过那么长的文章啊!”我以前在学校里写作文也就写一千字,撑死了就一千字,那就算是很长了。
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曾经这样说过:“只有余华才能写那么长的作文!”如今在海盐他还说这样的话,“所有的作文里余华写得最长。”所以他就认为我是最有才华的。
我一开始写小说就写了一个一万字的,那肯定是错别字就增加了十倍了。然后,到我写到大约四、五篇的时候错别字就很少了,后来文化馆的朋友就开始表扬我了。我非常幸运,我第一篇小说就发表了。那也是很奇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寄稿件是不用付钱的,你只要把一个信封剪一个角儿,我寄到《北京文学》,《北京文学》就给我付钱,就是邮资总付。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计划经济的受益者。
我刚开始写小说也比较狂妄,我也瞧不上我们浙江省的刊物。我就寄给《人民文学》、《收获》。它们退了以后,我把它们那个信封翻过来再剪一个角,再给《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逐渐一步一步的往下来,就是先寄名气最大的刊物,再寄名气小的。
我发现,我还是非常幸运,总是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些好事。大概是在1983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海盐已经进入冬天了,已经有点冷了。大概是下午刚上班的时候,电话来了。我们那个拔牙的医院有30多个人,就只有一部电话机,而且那时候电话机是手摇的。
我们整个海盐县只有一个总机,要通过它转的,反正那个时候电话不能拿起来摇,要摁着它摇。所以我后来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拨那种程控的直拨电话,我就摁着它拨,奇怪!怎么没反应?所以,科学进步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既然你过去是摁着摇,以后发展了也应该摁着摇嘛!它怎么就拿起来摇了?科学的进程是最不讲逻辑的,因此它经常给人以震撼。那天突然说楼下有一个电话,我以为又是我们县里的一个什么人给我打来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基本上是三心二意的,虽然进入了改革开放,大家还是吊儿郎当的,没怎么好好干事。 拿起电话以后,却是我们邮局的(那个时候电信和邮政还没有分开)总机给我一个声音说:“你是余华吗?”
我说:“是。”他说:“你有一个北京长途!”我一听心里就是一阵狂跳,我知道我们家在北京没有亲戚,有亲戚也不会给我打电话。肯定是稿子的事!但是我想不起我的稿子寄给哪家刊物了。太多,退稿也非常多。那个时候挂长途电话不是现在这样,你知道一个号码就可以拨了。那个时候《北京文学》的主编(她十年前已经去世了)叫周雁如,她是早上上班,就给我挂“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余华收”。然后北京邮电局就是一路一路的挂过去,挂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终于通了。
然后我拿起电话,电话里告诉我有一个北京长途,我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声音来了,她就告诉我说:她是《北京文学》的,她说她叫周雁如,我也不知道她是主编,《北京文学》和我联系过的编辑是王洁,她后来也离开了。周雁如说你给我们寄过两篇稿子。加上一篇别的我一共寄过三篇稿子,我自己都忘了。她说我们都看了,都很喜欢,但是有一篇稿子需要修改一下,你能不能到北京来改稿?
那时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谁给我出路费?”那个时候我的薪水是十六块钱一个月。周雁如是一位很好的编辑,浩然,陈建功,很多作家都是她发现的。她可能也知道我的心思,说我们给你出路费,还给你出住宿费,每天还有两块钱的补助。然后我马上就说好? 我知道我不能去我们那个卫生院的院长那儿请假,我要是给他一讲他肯定不会让我去。我就让我们单位的另一个人给我请假,让他明天替我说一下,我说他说什么你就别理他,剩下的事回来再说吧。我马上坐上汽车去上海(我们海盐没有火车站)在上海买了一张火车票。不敢买卧铺,当然那个时候也买不到卧铺。这样就到了北京。
这就是一个开始,文学道路的开始。从此以后就开始一篇一篇往下写。所以我发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生中的机遇很重要。假如没有当年那个电话,现在我肯定还在拔牙。一个人希望从事一个职业,那只是一个希望而已。一个再有耐心的人,我相信,十年以后要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话,他也会放弃,况且像我这样一个老是朝三暮四的人。改稿之后,好事接着就来了。
我一从北京改稿回来以后,我都不知道,我们那个小县城轰动了,说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你是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然后我们的宣传部长来跟我谈话,说我把你调文化馆去!于是我就去了那个文化馆上班。
我知道文化馆那些人上班不太准时,所以我第一次去上班时,还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到。我们那个时候上班都是每天八小时,早晨都是七点钟必须去,因为那是小县城。不像在大城市,有时候是九点,比较晚,北京也大概比较晚,小地方上班都早一点。我想它如果七点上班,我到九点半去,第一次上班我就迟到两个半小时,看看会怎么样。结果九点半我一去,一个人都没有,我知道我来对地方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从1984年年初开始,到现在为止吧,我一直过着这种自由的生活。后来又去了文联,后来又去了作协,也是没人管的那种生活,到了1993年的时候我就干脆辞职了,所以我就彻底没人管了。
1993年到现在,我就一直靠小说养活自己,没有别的收入了。 我现在靠小说活着。(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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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0-07-28
那需要你有丰富的想象力,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小说中要有高潮与低落,当然你的小说要与众不同,要有丰富的故事情节,同时你的小说要能带动人们感情的,抓住现在人想要的。
第2个回答 2010-07-28
有东西写并且能一直坚持,那你写的东西总会有人看的。
第3个回答 2010-07-28
想成为作家,就要学会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