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率部众从辽阳迁都沈阳。作为都城象征的皇宫,也就是被称为盛京宫阙的沈阳故宫是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清朝的史料中都没有记载。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学界各执一词,俱言之凿凿,令人无法判断。
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三,努尔哈赤率部众越过浑河从辽阳迁都沈阳。从此,沈阳城从一个边陲小城发展为一代帝王都城。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中,这里发生过太多的事件,也因此产生了许多传说故事。即使在今天,故宫里仍然有众多史料中没有记载的谜团。
沈阳故宫沈阳地处东北之要冲,是关东之枢纽与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戍守之城。汉时属辽东郡,称为“侯城”,因屯兵而筑土城;金代因战火硝烟而土城被焚;元时被称为沈阳路;明为中卫城,仍以戍守为主。沈阳的地理位置优于辽阳,它“源钟长白、秀结巫闾、沧海南回,混同北注”。如果以松辽平原为腹地,它既控制东北诸邦之民,又跨驭关外六合之众,其优越的战略地位是辽阳无法比拟的。正如书中所载,沈阳为“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地实要冲,东北一都会”。如此的战略优势,对于誓与明朝争分天下的后金来说,是个能攻能守,进退两宜之地。因此,努尔哈赤毅然进入沈阳城筑城定都。
然而,作为都城象征的皇宫,也就是被称为盛京宫阙的沈阳故宫是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清朝的史料中都没有记载。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解释,这可能是因为修建皇宫是劳民伤财的举动,尤其在当年战乱纷争、百姓生活困难的时候,刚刚定都沈阳就修建皇宫不像是明君所为。所以,史官对建皇宫这样劳民伤财的大事采取了回避态度。
学者们一般认为应将努尔哈赤突然决定弃辽阳新城而迁都沈阳的时间,定为沈阳盛京皇宫的始建年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4卷第6页载:“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廓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乃于(天命十年三月)初三日出东京,宿虎皮驿(今沈阳以南的十里河),初四日至沈阳”。从明史和朝鲜李朝实录的情况证实,这一记载也是准确无误的。既然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1625)迁都盛京,那么盛京皇宫的建造年代就无疑应该是在天命十年(1625)了。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佟悦认为:因为努尔哈赤是早上决定迁都,当日下午就动身的,这决定了没有定下迁都之前不可能开始建宫殿。
目前出版的关于沈阳故宫的书籍无一不是采用这样的说法。1957年出版的《沈阳故宫博物馆展览内容简介》(甲)故宫建筑:“1621年定都辽阳。1625年又迁至沈阳”,“这时候的宫室仅是草创”。1973年出版的《沈阳故宫简介》:“沈阳故宫是除北京故宫外,全国仅存的比较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于后金天命十年(1625)开始修建,清崇德元年(1626)基本建成”。1983年出版的《沈阳故宫》:“一六二一年,后金攻下了辽阳和沈阳,并且迁都辽阳,筑东京城,建宫殿。一六二五年三月,又迁沈阳,并且开始修筑沈阳故宫”。持以上观点的主要是认为努尔哈赤决定弃辽阳东京迁都沈阳的决定比较突然,不可能事先建都,还有的认为由于当时经济状况,沈阳盛京城的八角殿是拆辽阳八角殿而移建的等等,因此自然也就把沈阳盛京城的始建年代定在了天命十年(1625)。
但是对于这一观点,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支运亭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持上述观点的依据只是一种推测,而并非是真实的历史。根据史籍多方佐证,沈阳故宫的始建年代应该早于努尔哈赤迁都盛京。理由如下:
一、努尔哈赤弃辽阳新东京城迁都沈阳的时间是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也就是公历的四月初,这时沈阳时令正值春寒料峭。事先如果没有初具规模的新都城,是无法安顿朝野上下人等的,更不用说处理朝政诸事。另据阎崇年所著《天命汗》一书中载:“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居住在一座二进式宫院里,其前有宫门三楹,门内为一进院,院里正中突起高台,上有穿堂”。尔后,为二进院,中为正殿三楹。均为悬山夹脊前后廊式建筑(《盛京城阙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组建筑俗称汗王宫。努尔哈赤因为典礼与议政的需要同时兴建了大政殿十王亭。这就说明努尔哈赤在迁都沈阳之前就已经修建了有非常规范的辽金以来的帐殿式建筑群。同时他的后宫是与前殿截然分开的。非常符合赫图阿拉与东京城的建筑布局。
二、努尔哈赤突然决定从辽阳新东京城迁都沈阳的决定,究其原因主要趋于两个方面:一是内部民族矛盾不断加深;二是明王朝不断增兵与其作战。他为了缓解民族矛盾,集中全力与明抗衡,必须选择一个进退都非常有利的战略根据地。历史证明这也是努尔哈赤英明和成功之举。不幸的是他在全力与明军作战中,未能速战速决,积于忧愤身得大病,于1626年就故去了。因此,在迁都沈阳后,面对严重的战时环境,不可能拿出时间和精力、财力来建筑宫殿,因此,宫殿的兴建应在迁都沈阳之前。
三、新近发现的《侯氏宗谱》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说法。辽阳东京城和沈阳的盛京城都是由山西迁居来的侯氏家族负责设计、施工兴建的。在该书中,关于修建辽阳东京城与沈阳盛京城的记载非常详细,原文是:“余侯氏居于晋地,历来科甲。及我大清长白发祥,而创业于东土,即升于始祖时,虎公以为辽东宁卫都指挥使,特授骠骑将军。是以余曾祖振举公随任辽东,以同辅弼太祖高皇帝。兴师讨伐,以得辽阳,即建新都东京。东京于天命七年造八角殿,需用琉璃龙砖彩瓦,即命余曾祖振举公,董都其事,特授夫千总之职。后于天命九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龙楼凤阙……又赐于壮丁六百余名……曾祖振举公竭力报效,夙夜经营其事”。这可以算是证明沈阳故宫兴建于天命九年的最为直接的证据。
根据以上三点,支运亭认为沈阳故宫的始建年代应为天命九年(1624)。
显然,传统的天命十年说与支运亭的天命九年说都有其道理,因此,关于沈阳故宫的始建年代之谜尚有待于新的档案资料的发掘,以及更为令人信服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