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庆历年间，吕夷简罢相，宋仁宗对进行朝廷中枢做了较大的调整。宋仁宗以晏殊和章得象共担宰相，并将范仲淹、韩琦、夏竦等人调入京城，后来以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杜衍任枢密使，富弼和韩琦为枢密副使，而原打算任枢密使的夏竦却还没有上任就被外放。
当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欧阳修等人纷纷上任之时，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也将拉开序幕。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向宋仁宗递交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章，。十月，宋仁宗下诏开始实施新政。不过，新政仅实施半年，朝廷之中开始兴起朋党的争议，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等改革派纷纷被弹劾结党。在压力之下，范仲淹与韩琦等人继续深化改革。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富弼深陷谋反案，于八月自求外调出京。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之后，范仲淹、韩琦、杜衍纷纷被罢职，外调出京，庆历新政走向失败。
整个庆历新政的过程不过仅一年零四个月时间，很多措施压根没来得及实施就宣告失败。这不免让人觉得惋惜，甚至觉得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
那么庆历新政为何会失败呢？说起原因，很多人或许会想到是新政触犯旧地主、旧贵族势力的利益，最终导致失败，其实未必。原因有两点：
1.先看看改革派的阵容你就明白了，晏殊是富弼的岳父，章得象虽不属改革派，但也绝对不是旧势力代表，范仲淹、杜衍、富弼、韩琦已都是副相之职，欧阳修、蔡襄等御史也是支持变法的。这么一看，改革派已经把整个朝廷中枢几个重要的官职都占了，朝廷之事除了宋仁宗之外，都是改革派说了算，宋仁宗本人也已支持变法。都说反对派强大如斯，其实反对派的领袖人物能数出名字的也就贾昌朝、夏竦等几个人，但此时这些人的权势绝对比不上改革派。
2.庆历新政很多政令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实施，又怎么会触犯到所谓的旧势力的利益呢？与王安石变法不同，王安石变法十几年，早已影响到宋朝的每一个角落。庆历新政大多数政令是胎死腹中，根本就不会触犯到多少人的利益，自然也不会真有多少人会反对。所以我不认为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跟所谓的旧势力有多大关系。其真正原因是庆历四年（1044年）四年兴起的朋党之争。有意思的是，这场朋党之争虽然是反对改革的大臣弹劾改革派引起的，但最早抛出这个话题的却是改革派的一个超级粉丝石介。
石介是北宋时代著名的思想家、理学先驱者，他与富弼、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交情非常深厚。范仲淹、韩琦等人回朝主持变法时，石介任国子监直讲，即在国子监当老师。不过，石介在朝廷中却没有任职，不参与变法，他对庆历新政也比较支持，所以说他是庆历新政的一个超级粉丝。石介对庆历新政的拉开序幕可谓是欣喜若狂，跟打了鸡血一样，写了一篇赋，叫《庆历圣德颂》。在这篇赋中，石介对富弼、欧阳修、范仲淹等改革派人物大唱赞歌，却贬低保守派。石介在国子监讲学，手下有数千青年学子，影响力不小。这篇赋一经流传，很快就传到朝堂之上，引起轩然大波。
石介这篇《庆历圣德颂》的文学价值极高，但在内容上是有很大问题的：
1.赋中列举了11个石介认可的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并对他们大加赞扬，这11人是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蔡襄、欧阳修、章献太后、宋仁宗。光这11人的名单就足以让石介成为众矢之的了。他夸奖宋仁宗没关系，把章献太后也写进去，却忘了宋仁宗是比较反感章献太后，石介此举得罪了宋仁宗。另外，石介点名赞扬了其他9人，那么这9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呢？石介成功地把这9个人拉到其他朝臣的对立面。这9人虽位高权重，也必为别人嫉妒。
2.石介竟直接指出保守派的人是奸臣，说改革派走马上任，叫“众贤之进，如茅斯拨”，保守派下台就叫“ 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所谓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大体上只是因为多种原因导致产生的政见不同，但并不代表改革派都是好人，保守派都是坏人，石介此举把保守派的人全部都得罪了。
其实石介对改革唱赞歌，以支持变法，其本意是没有错的。石介错的是在这篇赋中指名道姓，对人不对事，把改革派之外的人都一棍子打死。事实上，范仲淹等人开始进行庆历新政时，朝廷中并没有多大的反对意见，原因是大多数人并不能确定新政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会触犯到哪些人的利益。所以，朝廷中除了支持改革的人和反对改革的人之外，绝大多数大臣都是属于中间派，这些人选择坐观形势。石介这么一搞，实际上把朝廷中的中间派全部都往保守派推，使得改革派成为众矢之的了。
石介这篇《庆历圣德颂》很快就产生恶果，石介口中的所谓的“奸臣”发力了，他们开始疯狂地弹劾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等人结党营私，证据很充足，石介的《庆历圣德颂》把名单上都列了出来。宋朝是个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宋仁宗为了广开言路，对言官向来都十分纵容，御史台的言官纷纷弹劾，连欧阳修也不能幸免，欧阳修可是御史台的一把手。宋仁宗深知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压力，知道他们没有结党，被弹劾的原因是因为新政，所以仍然支持他们。那么站在改革派的人来看，应对这种局面有两步好棋：1.向宋仁宗表明改革的决心，坚定宋仁宗的信念，对于言官的弹劾，宋仁宗自己会压制；2.范仲淹、富弼等人应自证清白，平时除了公务之后，私下尽量少往来。言官的弹劾只要不动摇宋仁宗，时间一长，结党之说自然瓦解。
在这个时候，欧阳修却为了表明清白，向宋仁宗递交了他的流传后世的名作《朋党论》。在《朋党论》中，欧阳修论述了君子党和小人党的区别。欧阳修没料到的是，他的《朋党论》反而让宋仁宗起了疑心。欧阳修至少犯了几个错误：1.百姓有句俗话叫“粪坑越搅越臭”，被弹劾结党后，改革派的人不需要去反驳，因为越反驳只会让人觉得是在狡辩。范仲淹、韩琦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表明了范仲淹、韩琦等人在政治上的精明，相比之下，欧阳修就显得有些迂腐了；2.《朋党论》的内容有问题。
欧阳修说了君子党和小人党的区别，其意在表明改革派是君子党，对国家是有利的。不过在宋仁宗看来，欧阳修首先坐实了改革派结党的事实，其次欧阳修凭什么认为自己结的是君子党，别人结的就是小人党。欧阳修这种语气跟石介几乎如出一辙，总认为自己是好人，结的党就是君子党，别人全都是坏人，结的党就是小人党，这种说法就只会为自己拉来仇恨。
宋仁宗是皇帝，对手下大臣这种结党的行为本身就非常反感，认为这种结党会威胁到朝廷的统治，对朝廷不利，哪会管结的是君子党还是小人党？当宋仁宗对改革派起了疑心之后，那么庆历新政就很难实施了。一场谋反案给改革派致命一击。夏竦本来进京是当枢密使，如今却被杜衍取代，石介虽然没有点名，但明眼人都知道，夏竦就是《庆历圣德颂》中的大奸。夏竦丢了理想的官职，心中恐怕已对改革派产生怨恨，如今又被骂成奸臣、小人，可想而知他对改革派是多么痛恨。
据史料记载，夏竦派人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将信中的一句话“行伊、周之事”改了一个字，成为“行伊、霍之事”。这意思就大不一样了“伊、周”指的是商朝的伊尹和周朝的周公，两个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贤臣，石介的意思是勉励改革派学习伊尹和周公，尽心辅佐宋仁宗。霍指的是西汉的霍光，是个权臣，曾行废立皇帝之事，“行伊、霍之事”就成了让改革派学习霍光，废掉宋仁宗，另立新帝。
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谋反案，富弼、范仲淹等人被牵扯其间。且不说这封信本身疑点太多，例如封从何而来、夏竦又如何得到信等，但这封信至少造成朝廷之上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宋仁宗当然知道此信内容不可信，否则他早就把富弼、范仲淹、石介等人直接逮捕，但宋仁宗对范仲淹等人已起了疑心，他也无法压制朝廷舆论。富弼、范仲淹、石介等人为了自证清白，也只好自请离开京城，外调到地方为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庆历新政的主导人物一个一个地离开京城后，新政也逐步被废除。由此可见，庆历新政其实是毁在两个人的手中：一个是石介，另一个是欧阳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