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袁世凯杀宋说
袁害怕宋教仁以合法手段取得权利,后见收买不成,便布置歹徒,对宋教仁下了毒手
《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右图)(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中收录了,案发前后,应桂馨和袁世凯,洪述祖来往的电报。 3月13日,应夔臣给洪述祖发电报称“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而后应桂馨给洪述祖的电报“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3月20日晚上10点40多分刺杀成功,两个半小时后(21日凌晨2点10分),应夔臣发电报向洪述祖报告:“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21日9点20分再次发报:“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电报内容已经赤裸裸说明袁世凯杀宋教仁的意图
《张浦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说: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
据袁克文回忆,袁世凯曾说:我代人受过多的很,从未辩过。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因为我而见杀,怎么辩呢!明事理的人一定察觉出,如果我想杀他,不必一定招其来而杀之。我完全可以等他来了后,陷他以罪杀他,何必要数次邀请他,乘他将行而杀之?这明明是授人以柄,愚夫也不会做这等傻事。
以当时国民党在国会的得票率,还不能肯定宋教仁一定能够组阁,也就不存在谁怕谁、非要杀谁的问题。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虽为参众两院第一大党。但是都没过半。而支持袁世凯的进步党,以及“其它党派” 组成的“拥袁”派却过了半数。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其它党派”的性质。其成员大多由袁大总统直接点派的“蒙藏等地议员”组成。
何况当时跨党人士比比皆是。引退后的伍廷芳,就被先后拉入11个党。国民党议员的组成也是“什么人都有”。到关键时刻伍廷芳式的议员会投哪个党的票?
陈其美杀宋说
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由此,陈其美等铁杆拥孙派对宋颇为怀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与孙处处相反。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
俩人政见也大相径庭:孙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主法式责任内阁。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于是,作为国民党内的激进派,陈其美利用孙中山出国之机,在孙中山不知道的情况下,贸然杀宋,以造成既成事实,进而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近可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顺理成章地接孙的班,远可以激发党人国人,发起反袁“二次革命”。
陈其美、应桂馨都是共进会成员,他们不满宋教仁对国民党的领导。陈其美这个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帮的双重身分,为人一向胆大妄为,心狠手辣,谋刺李燮和、陶骏保、陶成章、夏瑞芳都有他的身影。
宋教仁临行之前,陈其美(英士)、应夔丞(桂馨)等人曾设宴饯行。宴席进行中间,陈其美询问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办法,宋教仁表示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
陈其美听了没有说话。应夔丞在一边骂道:“你这样做简单就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他一边说话,一边从怀里掏手枪。在场的其他人劝住了他。
宋教仁说:“死无惧,志不可夺。”大家只好不欢而散。
时党人沈翔云曾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夔丞(应桂馨)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
时袁世凯为稳定政局,正在全国“打黑”,应桂馨出面发起的共进会,也是带有黑帮性质的组织。负责打黑的洪述祖南下之后,应桂馨同他达成交易,愿受政府招安,并自告奋勇承担“毁宋”任务。洪述祖护主心切,“假托政府名义”向应桂馨下达指令,以致回京后秘密函电往来。但应桂馨脚踩两只船,一面跟洪述祖联络,一面向同门大哥陈其美透露了“毁宋”计划,陈其美巧妙利用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毁宋”计划,安排应桂馨和一班党人成功地实施了“杀宋”计划。
当时上海是陈其美势力的大本营,宋案从刺杀到审判都发生此处。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几乎要用难以置信来形容。
而凶手武士英在监狱的神秘死亡,似乎也与陈其美有关。当时看守武士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国民党人黄郛的部队。而陈其美、黄郛和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
这一切不禁使人开始怀疑上了陈其美。
1913年3月27日,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令娴)的家信中:“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
反方:陈其美和宋教仁交情深厚,又同为一个战壕里的同志,而且宋被刺时,陈就在身边,事后表现也可圈可点。在宋案中,虽然陈其美疑点重重,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就是杀宋的幕后黑手。那些宋陈恩怨都是捕风捉影。
宋案已发生了近百年,这样的争吵在私底下就从来没有停过。
因为宋案当年没有真正经过司法程序开庭审理,二次革命就爆发了,所以从法律的角度讲,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黑手。
这一百年来,人们情愿花大量的时间在“谁杀了……”上,谁也不愿意花时间想想,宋的事业为什么随着这个31岁年轻人的肉体消失,再也不能于“我国”引起哪怕一点点的涟漪? 辛亥革命后,国内和国际舆论一致认为:中国当时的局面,只有袁世凯有资格、有能力出面收拾。这个能力,主要是指他拥有武装力量。
据美国陆军参谋处资料,当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部队大约有16.4万人;而南方革命党的民军,据日本陆军武官估计约有40万人——人数的优势与它的缺乏训练、纪律不良、军械庞杂、缺少合格官佐的劣势相抵消。
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外务部大楼,两天前还不肯剪辫子的袁世凯兴致勃勃,让蔡廷干为他剃了个光头。两天里发生了许多大事: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象征着旧时代的辫子可以革掉了。
掌握政权时,袁世凯53岁。他深知怎样使旧制度运转,但对新制度所知有限。事实上,他是一个旧式人物,孝顺、迷信、封建。
1912年,中国多数爱国人士都接受一个观点: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西方,因此必须迎头赶上,应该有一个国会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主持行政。
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并组内阁。这些阁员觉得他们应该听命于袁总统而不是唐总理,一如北洋嫡系“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这个总理没有预算,没有党组织,没有靠山,没有权力。到6月,他只好辞职。
同盟会领袖宋教仁深深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理想,他已经起草了一部临时宪法。1912年8月,他发动同盟会4个小党派联合组成新党——国民党。他搞过一次全国性选举,大约5%的人口有选举资格。宋教仁希望用立宪手段管理国会,“驾驭袁世凯”,把他变成傀儡。
1913年3月20日夜,年方31岁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击身亡。6天后,国民党人在长沙的追悼会上称袁世凯是“绝大之凶犯”。
暗杀,大约是20世纪初从日本舶来的,常与革命党人或“侠”如影相随,成为清末民初的一道风景。袁世凯坐在马车上遭遇过炸弹;晚清预备立宪,随五大臣出国考察的袁克定也见识过著名的人体炸弹吴樾(生前写过《暗杀时代》);袁世凯的手下搞过暗杀,孙中山、陈其美、黄兴、蒋介石的手下也都搞过暗杀。
宋教仁案破得很快,3天里水落石出,牵连出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但在庭审之前,凶手嫌疑人武士英突然暴毙在特别法庭的监狱里,几位涉案犯或下落不明,或逃到租界,人证都消失了。一时间,《民立报》、《民权报》上满是国民党人的讨袁檄文。一年后,赵总理被神秘地毒死,继任者是段祺瑞。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陈其美最后也是在上海被暗杀的。
而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则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一血案:应桂馨是中华国民共进会(1912年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帮会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会长,在社会转型中角色与地位与革命党形成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决定了他不幸被选为报复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