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皇帝

一、历史：
1、早期经历：
朱厚熜是兴献王朱祐杬之次子。兴献王封地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明朝时是三大府之一的承天府，正德二年（1507年）9月16日，朱厚熜出生于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市）的兴王府。他的父亲朱祐杬是明宪宗第四子，于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487年7月30日）受封兴王，弘治七年九月十八日（1494年10月16日）就藩湖广安陆州。朱厚熜的母亲蒋氏是北京中兵马指挥使（追封玉田伯）蒋斅的女儿，她于1493年与朱祐杬成亲，1494年随朱祐杬就藩安陆。
朱厚熜幼时就聪敏过人，他父亲教他读诗几次后就能准确背诵。稍大以后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古籍，通《孝经》、《大学》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不仅如此，他父亲还让他参加王府的祭祀和典礼，因此他很小的时候便熟悉了各种礼仪和规范。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1519年7月13日），兴献王朱祐杬病薨，年仅12岁的朱厚熜袭为兴王，朱厚熜在长史袁宗皋的辅佐下接管王府。
2、朱厚熜承袭皇位
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0日，明武宗驾崩。由于明武宗没有子嗣，在其弥留之际，首辅杨廷和预料到之后的继承人问题，他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在武宗逝世前五天以皇帝的名义颁布敕令，令朱厚熜缩短为其父服丧时间，并承袭兴王爵位。武宗驾崩后的当天，杨廷和让司礼监请太后懿旨，正式宣布朱厚熜为皇帝继承人。
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2日，一个由司礼监、皇室和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安陆，朱厚熜以兴王的身份接见了使团并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王府接受诸臣行礼，随后同使团前往北京。
在朱厚熜及使团到达北京城外的良乡时，双方发生了第一轮冲突。根据杨廷和的安排，要礼部用太子的礼仪迎接朱厚熜，即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但朱厚熜并不接受这种方案，他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双方互不妥协，最后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
正德十六年（1521年）5月27日，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
即位不久后，嘉靖帝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嘉靖帝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嘉靖帝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长达三年半的大礼议之争。嘉靖帝不顾朝臣反对，追尊生父为兴献帝后又加封为献皇帝、生母为兴国皇太后，改称明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兴献帝被追尊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的牌位升袝太庙，排序在明武宗之上，改兴献王墓为显陵，大礼议事件至此以嘉靖帝的胜利最终结束。
3、朱厚熜嘉靖中兴
嘉靖帝统治前期，出现“嘉靖中兴”的局面。嘉靖帝力革前朝时弊，励志效法太祖、成祖推行“新政”，大刀阔斧推行了改革，政治上集异纳谏，勤于政务，打击权臣和封建地主贵族势力，大赦天下，诛杀了钱宁、江彬等佞臣，整顿朝纲，总揽内外大政，推行新政，裁抑司礼监的权力，撤废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重视任用张璁、夏言等贤臣，他吸取了前朝宦官当权乱政的教训，对宦官严加管束，中央集权得到复兴和加强，使朝政为之一新；经济上严革贪赃枉法，勘查皇庄和勋戚庄园，还地于民，鼓励耕织，重新整顿赋役，赈济灾荒，减轻租银，体恤民情，治理水灾，汰除军校匠役十万余人，极大地缓解了当时激烈的社会经济矛盾；军事上整顿军队团营，守兵东南，征剿倭寇，清除外患，整顿边防。文化上改革科举之弊，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这期间，“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文化和科技空前繁荣，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天下翕然称治”。
4、朱厚熜崇奉道教
大光明殿 嘉靖帝统治后期，由于国家承平日久，逐步丧失进取精神，日益腐化，滥用民力大事兴建，而且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方士、道士们利用嘉靖帝梦想长生不死和灵瑞现象的迷信，屡行诈骗之术，愚弄嘉靖帝，使每年不断修设斋醮，造成巨大的靡费。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爆发“壬寅宫变”，几死于宫女之手，嘉靖帝移居西苑修玄。
在用人上 ，嘉靖帝“ 忽智忽愚”、“忽功忽罪”，态度变化很大，对于权力把握很强，对于文官集团控制也很强。晚年嘉靖帝疏远严嵩，起用徐阶为内阁首辅，国家才再次走上了正轨。嘉靖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厘革缩弊、振兴纲纪等改革措施，下令退还一些被侵占的民田，汰除军校匠役10万余人，开创了嘉靖年间的“新政”时期，得到朝野上下的拥护。
5、朱厚熜去世
随着嘉靖帝年龄增大加之长期服用有砒霜，水银，雄黄，朱砂的丹药，嘉靖帝的身体每况愈下。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方士王金等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制长生妙药献嘉靖帝。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嘉靖帝大怒，下狱论死，为徐阶所救。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567年1月23日），嘉靖帝驾崩于乾清宫，年60岁。庙号世宗，谥号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葬北京昌平永陵。
二、简介：
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出生地湖广布政司安陆州（今湖北钟祥）汉族，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的堂弟。明朝第十一位皇帝，1521年—1566年在位，年号嘉靖，后世称嘉靖帝。
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0日，明武宗驾崩，由于武宗死后无嗣，因此张太后（明武宗的母亲）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由近支的皇室、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帝驾崩，享年60岁。庙号世宗，谥号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 葬于北京明十三陵的永陵。在位时间在明代皇帝中仅次于其孙明神宗。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明世宗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皇帝，有人说他英明神武堪比朱元璋，也有人说他昏庸无能，痴迷于炼丹。但是，不能否认，明世宗在他最初登基的几年确实是有所作为的，即便是后期常年痴于修道，他也并没有完全不理会朝政。他打击旧朝臣和皇族、勋戚势力，总揽内外大政，皇权 高度集中。他还重视内阁作用，注意裁抑宦官权力。但与此同时，他日渐腐朽，不仅滥用民力大事营建，而且迷信方士，尊尚道教。二十一年更移居西苑(今北京北海、中南海)，一心修玄，日求长生，不问朝政，首辅严嵩专国20年，吞没军饷，吏治败坏，边事废弛，倭寇频繁侵扰东南沿海地区，造成极大破坏。在长城以北，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二十九年甚至兵临北京城下，大肆掠夺。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王朝的莫大祸患。 在用人上 ，世宗“ 忽智忽愚”、“忽功忽罪”，功臣、直臣多遭杀害、贬黜。户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世宗怒不可遏，下瑞诏狱。 明世宗是个极其聪明并且自信的皇帝，能与之打交道的，也只有严嵩这类的官场老手。总而言之，明世宗不是一个好皇帝，却也不是个无能的昏君。 朱厚熜是兴王朱佑杬的独子，幼时聪敏，兴王亲授书史，通《孝经》、《大学》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重礼节，遇事有主见。其母子入宫前与礼部已有两次争议。即位后，在如何尊崇其父母的问题上与礼部及众多朝臣又发生冲突，史称“大礼议”，经过两年多的争辩，最后以君权的高压结束，朱厚熜的意愿终于得以实现。这些事充分显露出了朱厚熜少年时即刚愎自用、专横暴虐的性格。 朱厚熜初承大统时，对国事尚有所作为，除采取了历代新君例行的大赦、蠲免、减贡、赈灾等措施外，还扭转了正统以来形成的内监擅权、败坏朝政的局面，并曾下令清理庄田，“不问皇亲势要，凡系冒滥请乞及额外多占者悉还之于民”等。但这种善政并没有保持多久，一年以后，即有“十渐”等奏疏出现。特别是经“壬寅宫变”幸得未死，他被吓得失魂落魄，躲在西苑，设醺炼丹，迷信几个道士的邪说，养生修道，二十余年不敢回大内，置朝政于不顾，使贪赃枉法的首辅严嵩横行乱政20年，形成北方蒙古侵扰不断，有识的官员不能为国出力，甚至惨遭屠戮。另在宫内外兴建大量宫殿庙宇，加重百姓的负担，使得国家财政危机愈益深重。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嘉靖与“红铅丸”

1、宫女弑君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明朝皇宫发生了一起罕见的宫女起义。

当时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为求长生不老药，命方士炼丹。朱厚熜认为未有经历人事的宫女的月经可保长生不老，因此大量征召十三、四岁宫女，并命方士利用她们的处女月信来制丹药。

为保持宫女的洁净，宫女们不得进食，而只能吃桑、饮露水。所以，被征召的宫女苦不堪言。结果，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们决定起义，趁嘉靖帝熟睡之时，用麻绳希望勒死。谁知在慌乱之下，宫女们将麻绳打成死结，结果只令嘉靖帝吓昏，而未有毙命。在这时其中一个胆小的宫女因害怕，报告给周皇后。周皇后赶到，将宫女们制服、并下令斩首。而且，连当时服侍嘉靖帝之端妃，也一并斩首。由于此事发生在在嘉靖壬寅年，所以后世史学家称之为“壬寅宫变”。

2、红铅药丸

明世宗朱厚璁迷信道教，前期主要为了长生，后期主要“研究”房中术。在道士的理论中，房中术本身就是养生术的一种，只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服用密制的丹药，并且多与童贞的处女交配，就可以达到采阴补阳、延年益寿的效果。据说，嘉靖时的道士们主要任务，就是炮制“红铅丸”。

那么什么是红铅呢，它是怎么炼制的呢？

“红铅者，天癸水也。”什么是天癸？《黄帝内经》：“月事以时下，谓天癸也。”其实，“红铅”不是一般的女子月经，而是处女的第一次月经。

为了炼药，有关部门大肆采选民间十三四岁豆蔻年华的少女入宫，一方面为炼制红铅丸提供原料，另一方面也充当世宗以泄欲进行采补的工具。

红铅丸的成分除了“首经”，还有多种中草药、矿物质以及“秋石”等。秋石，有说是童男子的小便，有说是童男、童女的小便均有。

此外，明世宗还命令宫女们每天天不亮就去御花园为他采集“甘露”，很多宫女因此累倒、病倒。也有说为了获取红铅的原料，给那些年幼的宫女大量服用催经药物，对宫女们的身心造成极大摧残。这是导致宫女哗变弑君的导火索。

3、龙驭归天

论说，明世宗也是一位小有作为的皇帝。他即位之初，革除先朝敝政，朝政为之一新。但不久与杨廷和等朝臣在议兴献王尊号的问题上发生礼议之争。史称“大礼议”之争。他打击旧朝臣和皇族势力，总揽内外大政，高度集权。他还重视内阁作用，注意裁抑宦官权力。

后来，他一心乞求长生不老之药，不问朝政，首辅严嵩专国20年，吞没军饷，吏治败坏，边事废弛，倭寇频繁侵扰东南沿海地区，造成极大破坏。在长城以北，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甚至兵临京城，大肆掠夺。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大明王朝的莫大祸患。 在用人上 ，世宗“忽智忽愚”、“忽功忽罪”，功臣、直臣多遭杀害、贬黜。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世宗大怒，下狱论死，后被徐阶所救。海瑞上疏之事，让嘉靖十分郁闷，脾气越来越坏，许多大臣动辄被杀头或廷杖，人人自危；另外，由于长期服用 “红铅丸”等丹药，嘉靖皇帝身体越来越差；他为了修炼，又大肆建造宫殿，国库极度空虚。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这位一心想长生不老的皇帝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时年60岁。

嘉靖是明代一个绕不过去的皇帝，在位时间很长，45年，仅次于他的孙子万历(神宗朱翊钧)，在中国历史上排名也很前。历代皇帝在位的年头，康熙最长，61年；乾隆次之，60年；第三汉武帝，54年；第四明万历，48年；嘉靖排在第五名。

不过，嘉靖在位时间虽长，政绩却乏善可陈。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时任户部云南司主事的海瑞，向嘉靖皇帝呈上了轰动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户部主事官

价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在当时则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明代官制，户部有尚书一人，正二品，相当于部长。侍郎二人，正三品，相当于副部长。这三个，都叫“堂官”，由皇帝直接领导。部以下，设司(户部有十三个司)。司的官员，有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和主事(正六品)，都叫“司官”。再下面，则有一大群八品、九品的办事员，比如照磨、检校之类，是为“吏员”。部里的工作，大事有堂官做主，小事有吏员张罗，司官的任务并不重。何况自明孝宗弘治(嘉靖的伯父)以来，治理司务的只有郎中一人，员外郎和主事只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实际上是闲差。然而海瑞虽然级别不高，责任不重，事情不多，却“位卑未敢忘忧国”，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充满担忧。他在户部无所事事，就琢磨朝政。这一琢磨不要紧，海瑞发现，嘉靖一朝的政治，竟然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堪称一塌糊涂。而且天下的臣民，对嘉靖皇帝也极其不满(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甚至用他的年号来挖苦他，说什么“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堪称民怨沸腾。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究其所以，就因为嘉靖这个皇帝不好。怎么个不好？昏聩多疑(心惑)、刚愎残忍(苛断)、自私虚荣(情偏)。随便举个例：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老头子病重，太医徐伟奉旨前往诊治。当时嘉靖坐在小床上，龙袍垂地，徐伟迟疑不敢前进。嘉靖问他为什么不走过来。徐伟说，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诊视完毕，嘉靖就下了一道手诏给内阁，表扬徐伟。嘉靖说，徐伟的话，最能体现他对君父的忠爱之情。因为他说的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而不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下”。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嘉靖说，区别很大——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听到传达，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地上地下，这在一般人那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平时说话，也是地上地下不分，哪有那么多讲究？按照嘉靖的逻辑，臣下一言不慎，岂不是就要招来灭顶之灾？

嘉靖要求臣下极其苛刻，对待自己却极其放纵。他这个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倒有半数以上年头是不上朝的。他从嘉靖十八年(公元1439年)起就不视朝，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起就不进宫。干什么呢？躲在西苑，修斋建醮，整天和道士鬼混。而且，他听信道士的鬼话，也不和皇后、太子见面，因为据说他们父子二人命相相克。所以海瑞认为，嘉靖不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从伦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父亲、好丈夫。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来衡量一下，就会发现原本应该成为全体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纲都谈不上： 任意怀疑、谩骂、屠杀臣僚，是不君(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对亲生儿子毫无教诲养育，连面都不见，是不父(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与皇后分居，躲在西苑炼丹，是不夫(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这样一个人，能把国家治理好，那才是咄咄怪事！

实际上嘉靖也无心治国。他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或者说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够岁数，二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够女人。只要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即便把整个帝国都押上去，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们据说就能够帮助嘉靖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道教主张的，正是长生不老，甚至肉体飞升，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加妙不可言的是，道教“养身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正是所谓“房中术”。按照嘉靖宠信的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的理论，养生是不必节欲的。相反，如果掌握了房中秘术，多次与童贞处女性交，还能起到采阴补阳、延年益寿的作用。这实在是太对嘉靖的胃口了。对于他来说，长寿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必须禁欲，活那么长又有什么意思？现在好了。纵欲和养生竟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真让皇帝陛下心花怒放。

然而这种以少女身体为炼丹鼎炉的“采阴补阳”，对于女性而言无异于身心摧残。何况宫女们还要黎明即起，在日出时分采集甘露供嘉靖饮用；还要向嘉靖提供初潮的经血，供他炼丹。这种由少女经血、中草药和矿物质炼成的“红铅丸”，其实是一种壮阳药，内中含有从人尿(当然是童男童女的尿液)中提取的性激素。嘉靖服用以后，便要在这些少女身上发泄兽欲。这实在让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发生了“壬寅宫变”。十月二十日晚上，以杨金英、邢翠莲为首，十余名宫女决定谋杀嘉靖，而且差一点就用黄绫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我们知道，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弑君，也是要判剐刑的。所以，许多公卿将相即便大权在握，也不敢轻易动此念头，何况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不难想象，如果不是嘉靖太过荒淫暴戾，她们断然不会铤而走险。

谋杀皇帝的宫女都被凌迟处死，嘉靖却也有了一个借口，从此不回大内。皇上不住在宫里，自然也不上朝。于是，他便在西苑永寿宫安营扎寨，修斋建醮，做起道士来。

修斋建醮也叫斋醮。什么是斋醮呢？就是建立道坛，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这时，必须向皇天上帝呈奉奏章祝词。这个奏章祝词通常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叫“青词”，也叫“绿章”。这事道士是干不来的，得靠词臣。最好的词臣自然是内阁大学士。我们知道，明清两代是没有宰相的。皇帝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直接领导六部。这当然忙不过来，得有人协理。协理的部门就叫“内阁”，其实是秘书处；协理的人就叫“大学士”，其实是高级秘书。不过，久而久之，六部离皇帝越来越远，内阁离皇帝越来越近。但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内阁垂询，交六部执行，大学士就从制度上的秘书变成了实际上的丞相，因此也可以打一个引号，称为“宰相”。

内阁大学士既然原本是秘书，主要工作是替皇帝披阅奏章起草文件，文字功夫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既然能够替皇帝草拟诏书，自然也能够替皇帝撰写青词。于是，以嘉靖的人生目标为中心，道士和阁臣开始分工合作。道士炮制春药，阁臣炮制青词；道士煽风点火，阁臣舞文弄墨。如此这般，嘉靖一朝的政治岂能不乌烟瘴气？

然而内阁大学士们心甘情愿。这些家伙比谁都清楚： 要想青云直上，就得讨好皇帝；要想荣华富贵，也得讨好皇帝；要想永保平安，还得讨好皇帝。皇上既然就好这一口，咱们又有的是时间精力聪明才智，何不奉献一点？所以，嘉靖一朝的阁臣，不少都是写青词的好手，甚至除了撰写青词，其实不会别的。比如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称作“青词宰相”。总之，在嘉靖治下，要想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就必须是青词写手。

严嵩当然也不例外。

严嵩的青词也是写得极好的，曾经一度无人能够望其项背。青词并不好写。那是一种赋体的文章，要求能够以极其华丽的文字表达出皇帝对上天神灵的敬意和诚心。嘉靖求仙心切，性子又急，所以青词总是供不应求，常常能把那些阁臣憋死。然而严嵩却有求必应，得心应手。这并不奇怪。严嵩原本就是颇负盛名的诗人，文学修养很高，自然长袖善舞。严嵩又尽心，使出浑身解数，殚精竭虑，揣摩铺张。结果一来二去，竟然只有严嵩一个人写的青词能让嘉靖满意(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于是严嵩“入阁拜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也就是“壬寅宫变”前两个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成了“宰相”。这时严嵩已经六十多岁，却“精爽溢发，不异少壮”。入阁以后的严嵩当然还要撰写青词，但更重要的还是“揣摩圣意”。嘉靖虽然是个混蛋，却不是昏君；虽然躲在西苑，却没有大权旁落；虽然整天求仙问药，却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朝廷的控制。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嘉靖都是自己已有成见才去咨询阁臣的。因此，阁臣的本事，就在于能够摸清嘉靖的心思，说出皇帝想说的话，甚至皇帝想说而不方便说的话。严嵩正好就有这样的本事。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差不多每次都能把嘉靖的心思猜个八九不离十，所奏自然“甚合朕意”。这在嘉靖看来，是严嵩父子忠心耿耿，勤于王事；在别人看来，则认为皇上对严嵩言听计从。至于严嵩，当然不会说穿其中的秘密。他们父子正好趁机欺上瞒下，以售其奸。

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奸者千虑，大约也难免一失。严嵩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一生，是成也青词，败也青词；成也揣摩，败也揣摩。当然，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一个更厉害的对手，一个能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他对付别人的办法来对付他，最后置他于死地的人。

摘自《帝国的惆怅》 作者：易中天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