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4-02-09
试论唐朝藩镇长期割据的原因
摘要:从唐中央与藩镇两个方面来分析唐朝藩镇长期存在的原因,认为唐朝藩镇长期存在的原因也就是唐朝中央为什
么无力消灭骄藩的原因。
关键词:唐朝;藩镇;割据;
唐自安史之乱以后,地方上形成了藩镇跋扈割据的局面,
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削弱,藩镇割据与南衙北司之争、朋党之争
一同成为唐朝后期主要的政治危机,直至黄巢起义,唐朝灭
亡。因此,探讨唐朝藩镇长期割据的原因,对于唐代藩镇问题
的继续深入研究,无疑是必要的。
一、唐朝藩镇的基本情况
《新唐书·方镇表》共列藩镇42个,实际上远不止此,藩镇
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卢龙三镇,时称“河朔
三镇”,各拥强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
赋税不供中央,节度使的职位也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
中央只能事后追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还有淄青镇等
藩镇也多效仿河朔三镇,割据称雄,专横跋扈。
河朔型藩镇公开与唐中央对抗,被称为叛镇。除叛镇外,
其它藩镇可分为三种类型:(1)中原型藩镇:主要有汴宋、武宁
等镇。从地理位置来看,控扼河朔,屏障关中,对河朔叛镇起防
范作用,所以在这里驻有重兵。河朔镇叛乱,唐政府主要从中
原藩镇征调兵马进行讨伐。唐政府从东南地区剥削的财富,须
经过武宁(治徐州)、汴宋、陕虢境内的漕运线运抵关中,所以
中原型藩镇还负有保障唐中央财源的重要作用。(2)边疆性藩
镇:西北主要有凤翔等镇;西南主要有山南西、西川等镇。主要
是为了防遏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而设置的。(3)东南型藩镇:
主要有浙东、浙西等镇。东南地区养兵少,军费低,地方税收大
部分上供中央,是唐王朝重要的财赋来源地。以上三类藩镇虽
大体还服从唐中央的政令,割据性较弱,但有时也与唐中央兵
戎相见,发生叛乱。
二、唐朝藩镇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
唐朝藩镇割据与动乱的历史,是从安史之乱以后开始的,
所谓“安史平而方镇之祸方始。”(王应麟.玉海卷一三八《兵制
三》)黄巢起义以后,“天下分裂而无纪”。唐朝藩镇之所以能够
长期存在,一方面与藩镇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享有的种种特
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藩镇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盟、与中央的微
妙政治态度有很大关系。
首先,政治方面,藩镇割据各拥强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
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节度使的职位也是父死子继,或由部
下拥立,一般唐中央只能事后追认,不能更改。如魏博、成德、
卢龙三镇节度使前后凡五十七人,唐廷所任者仅四人,(岑仲
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268)其余都是父死子继、兄
终弟及或偏裨擅立。
其次,经济条件方面,本来唐朝的边镇多进行屯田或营
田。这种屯田或营田的土地是封建国家的土地。以后节度使多
带度支、营田使,而节度使的财赋,像河北诸镇,不归唐朝中央
掌握,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些屯田、永营田的土地事
实上就成为节度使所有。如幽州节度使所朱滔,使部下刘怦
“广垦田,节用度”,(《新唐书》卷二一二《刘泙传》)这些屯垦的
土地,就是为幽州节度使所掌握的。又如山南东道节度使来
稹,唐朝欲调他为淮西节度,他上表说“臣去秋种的麦,请待收
麦毕,赴上”,(沈昫.旧唐书卷———四《来稹传》)结果是推辞不
去。可以推测,来稹在镇一定掌握了大量屯田或营田的土地。
节度使不但掌握着大量屯田或营田的土地,而且自己还有大
量的土地,是大土地私有者或者是大庄园主。为了维持本镇庄
园主对农民的剥削利益,不让唐朝中央或他镇染指,因而这种
地方割据的藩镇军阀得以维持并发展起来。
并且,藩镇掌握了本镇财政权,在本镇内经济、财政上有
自己的一套,赋税完全不交到唐朝中央去,这首先其余河北、
山东诸镇。《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说:“[承嗣]重加税
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
……户版不藉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
成德镇的李宝臣,也是“意在以土地传付子孙,不禀朝旨,
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卢龙
镇的李怀仙,也是“供赋不入于朝廷”。(《旧唐书》卷一四三《李
怀仙传》)宪宗时,虽曾暂时削平藩镇的反抗,但藩镇仍专擅财
赋。《旧唐书》卷一六五《殷侑传》说:“自元和末,收复[李]师道
十二州,为三镇,朝廷务安反侧,征赋所入,尽留赡军,不入王
府。”可见藩镇节度使一直是专有本镇的财赋,形成财政上的
独立状态。
既然藩镇代表着本镇大地主私有者的利益,代表着庄园
主的利益;并且,节度使又完全掌握着本镇的财赋,不想唐朝
中央上供,形成财政上独立状态,这就造成藩镇割据的物质条
件,使藩镇割据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藩镇割据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节度使握有一支强悍
的牙兵。安禄山召募番落健儿为曳落河,养以为假子,事实上
就是牙兵。以后田承嗣在魏博镇养兵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
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
衙兵就是牙兵,当时的的牙兵是十分强悍的,如《旧唐书》卷一八一《罗弘信传》对魏博镇牙兵的强悍,就有很好的说明:
“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
贝等六州,招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
不胜娇宠。年代寖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
夺,俞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儿戏。”
这种牙兵,就是地方上强宗豪族的子弟兵,他们一方面是
节度使的牙兵,是藩镇割据的核心武装力量;但另一方面他们
代表着本地区庄园主的力量,要是节度使违背了他们的利益
时,他们就变易主帅,如同儿戏了。因此,形成“兵骄则逐帅,帅
强则叛上”的情形。(《新唐书》卷五零《兵志》)
藩镇割据的第四个重要原因,就是藩镇之间的政治军事联
盟。唐朝的藩镇之间因其“势同患均”利害一致,“邻道平居或相
猜忌,及闻代易,必合为一心,盖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
故也”,(《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元和四年七月)所以结成了稳
定的政治军事联盟。比如德宗朝的“四镇之乱”就是这一情况的
典型表现,建中年间因李惟岳擅承力宝臣节度使之职,李纳擅
承李正己节度使之职,唐朝不允,于是山南东道梁崇义、淄青李
纳、魏博田悦、成德李惟岳,四镇联合抗唐。梁崇义、李惟岳虽败
死,接着卢龙朱滔称翼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魏博田悦称魏
王,淄青李纳称齐王,四镇又联合抗唐,而以朱滔为盟主。唐朝
讨伐无功,唐德宗只好下赦令,四镇因去王号,名义上归唐,事
实上仍各据一方。不久,淮西李希烈又自称楚帝,唐发兵进讨,
调泾原(甘肃泾原县)节度兵东下,路经长安,唐朝以粗粝饷军,
激起泾原兵变,攻入长安,拥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帝,国号为秦
(后改为汉),德宗逃至武功。唐费去很大力气才收复长安,消灭
了朱泚。但各处藩镇的割据,唐朝依然无法打平。宋人孙甫说:
“德宗尝以魏博叛逆,遣将讨之,凡至大乱;宪宗又以镇定拒命,
出兵伐之,卒不能平;盖三镇相为势援,复结河南叛臣,胶固其
力,不可卒破也”。(《唐史论断》下:《李绛料魏博事势》)一针见
血地指明了河朔诸镇之间的联盟与其长期割据的关系。
最后,藩镇割据的重要原因还在于:诸镇不否定中央统治
的政治态度,这样就使诸镇避免了与唐中央处于势不两立的
地位。如德宗朝“四镇之乱”时,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分别
称王,但仍尊唐中央为正统,而朱泚在长安称帝,却是企图取
唐而代之,所以唐廷宁可赦肇乱的河北而讨朱泚。兴元大赦,
对田悦等“待之如初”;对朱泚则说他“大为不道,弃义灭恩”。
(《陆宣公集》卷一《奉天改元大赦刺》)态度极其鲜明。
三、唐中央无力消灭骄藩的原因
唐朝藩镇长期存在的原因也就是唐朝中央为什么无力消
灭骄藩的原因。因此,不仅要分析藩镇方面的各种割据条件,
更重要的还应该深入研究唐朝中央在逃叛中的各个环节。
首先,唐王朝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力求得暂时苟
安,措置失当,“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新唐书》卷二一零
《藩镇魏博传序》)使安史降将摇身一变成了由中央任命的地
方节度使,朝还对内地掌握兵权的刺史多加节度使称号,造成
了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大保存了相当大的离心势力。《旧唐
书》卷一四三《李怀仙传》载:
“怀恩私欲树党,以固兵权,为保怀仙可用。代宗复授幽州
大都督府长史,检校侍中,幽州卢龙等节度使,与贼将薛蒿、田
承嗣、张志忠等,分河朔而帅之。既而怀恩叛逆,西藩入寇朝廷
多故。怀仙等四将,各招合遗孽,治兵缮邑,部下各数百劲兵,文
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朝廷
细集,姑务怀安,以是不能制。”
所以藩镇割据,首先起于安史降将。而且,在平定安史之
乱的过程中,唐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新唐书》,卷五
零,《兵志》)的严重局面。例如四镇之乱时来稹、梁崇义的相继
节度山南东道,侯希逸、李正己的先后霸占山东,李灵曜的占
据汴州,甚至在长安附近的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也抗拒
唐朝命令,并且大言说:“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
舒足,恐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令诸侯,惟周智光能之”。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皇帝》中之上)可见藩镇的跋扈,
不仅是安史降将所领的河北诸镇,并且替唐朝平定安史之乱
的内地节度使,也据地自专,嚣张跋扈起来。
其次,军费开支地方化、对东南财赋的过分依赖以至中央
无雄厚且灵活的财政力量。也是唐中央无力消灭骄藩的原因
之一。在安史之乱以前的租庸调时代,全国财赋由中央统一调
配,安史之乱却完全打乱了唐朝的统治秩序,战争期间,唐中
央自身难保,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控制和调拨衣粮来供应
所在作战军队。因而至德元载朝廷下令:所在军镇“应须士马、
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
载七月)从而把军费的筹集一下子推给了地方。比如大历三
年,马璘在泾原,军费不给,其解决办法并没有“以内地租税及
运金帛以助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三年十一月)而是
让他“遥领郑颍二州”。(《新唐书》卷六四《方镇表一》)郑颍距
泾原甚远,遥领的目的也就是使军费自供。这就体现了军费开
支地方化的原则。
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
尤其是两税法施行后,唐朝两税的收入,几乎全部落在江南
八道的人民身上,故《唐会要》卷八四《虎口数杂录》说:“每岁
县赋入倚办,止于浙西、浙东、宣颌、淮南、江西、鄂岳、福建、
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只户,
四分有一。”
正因为唐中叶以后的赋税主要限于东南诸道,对悬远的
东南财赋得过分依赖,才使得唐廷的财政周转缺乏灵活性,漕
运稍梗,顿即会陷入全面恐慌。如德宗时期,山东藩镇曾派兵
到运河要冲甬桥“令兵守甬桥、涡口,江、淮进奏船千余支,泊
涡下,不敢过”。(《旧唐书》卷一五二《张万福传》)唐德宗赶快
派兵援救。宪宗时,并因甬桥一带是运河要冲,特制宿州,《元
和郡县图志》卷九说:
“宿州,本徐州符离县也。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以其
南临汴河,有甬桥,为轴舻之会,运漕所历,防虞是资。是以蕲
县北属徐州,疆界阔远。有诏割符离、蕲县及泗州之虹县,置
宿州”。
宿州的设置,益见两税法实施后唐朝对运河的重视。因
此,正由于唐中央无雄厚的财政力量,才使得平定叛乱割据终
因“财尽力竭”而屡屡草草收场。
再次,军队外重内轻,也是唐政府无力消除藩镇割据的重
要原因之一。唐前期中央禁军很少,而且当时府兵和募兵都是
受中央严密控制的耕战结合的军种,不会形成地方军阀势力,
因而尽管中央没有强大的常规部队,也不至于尾大不掉。
开元以后,边疆的募兵队伍渐增,但中央的军队却没有在
质量上和数量上有所变通,外重内轻问题于是显著起来,据统
计,当时藩镇驻军再加上其它边地兵力达49万,而京师和内
地兵力总共才8万,不到边镇1/6,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战后
边疆与中央皆宿重兵,保证了内外局势的平衡,但是由于唐朝
中央仍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所赖以维持均势的,是各个
藩镇之间的平衡,而不是象宋代那样有一支中央掌握的强大
禁兵。它采取的军事行动都是依靠那些骄横跋扈的地方军将,
而这些地方军是以骄藩叛镇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他们在讨
叛战争中必然是观望不前,不肯力战。李吉甫说:“中兴三十年
二兵未戢着,将帅养寇藩身也”。(《新唐书》卷一三六《张伯仪
传》)可谓洞察其中就里。
最后,唐朝中枢机构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对讨叛战
争的严重干扰和牵制,也是不能消灭藩镇割据局面的一个重要
因素。肃代之际,平叛功臣、宦官、宰相及皇权之间复杂的矛盾
斗争,曾大大影响到唐廷对安史旧将的处置,并为其发展提供
了有利时机。如当史朝义邺城败退时,唐朝用铁勒族将领仆固
怀恩、仆固锡父子为大将,率兵追击,怀恩父子和唐朝朝廷间有
矛盾,为了养寇固位,接受了安史部下许多大将的投降,并且,
表请这些降将就地担任本处的节度使,也就是将安史旧部的残
余力量都保存了下来。而且在德宗时期还把中央禁军神策军等
军完全交与宦官主管。《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序说:
“德宗避泾师之难,幸山南,内官窦文场、霍仙鸣拥从。贼
平之后,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
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负,分掌禁军。以文昌、仙鸣
为两中尉。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
此外,中枢政局内部的朋党之争也愈演愈烈,所谓“建中
之初,山东向化,只缘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仇,
卢杞为刘晏报怨,兵连祸结,天下不平”。(《旧唐书》卷一五九
《韦处厚传》)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政治角逐对讨叛战争的恶劣
影响。元和以后,牛李两党勾心斗角、南衙与北司相为水火,使
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更加复杂化、激烈化。唐廷已经为这
种无休止的纷争弄得精疲力尽,自顾不暇,根本谈不上消灭河
北藩镇。文宗说:“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旧唐书》
卷一七六《李宗闵传》)从侧面说明了党争对藩镇割据的影响。
藩镇割据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连年战争,使人民横遭
兵祸,生产受到破坏,兵饷赋役也日益繁多,加重了人民的负
担,同时各地节度使为扩充自己的势力,更是增兵冲饷不止,
加剧了统治阶级同人民之间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到宪宗时,
唐朝改行两税法,财政收入增加,“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
(杜佑.《通典》卷六《赋税下》)并且由于一再整顿漕运,通过运
河从江淮转运了大批钱财,唐朝中央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力量,
提供了打平藩镇的物质条件,同时在政治、军事上也略有改
革,贯彻了打平藩镇反抗的政策,因而先后平定了四川的刘
辟,浙西的李崎,淮西的吴元济,淄青的李师道;就是河北三镇
也展示归顺,藩镇嚣张割据的气势暂时敛迹。此后中央与藩镇
间的斗争从未停止,直至后周世宗柴荣时,才开始扭转藩镇跋
扈的局面。北宋在后周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
式,接触藩帅兵权,并施行了一系列的中央集权的措施,藩镇
割据的局面才最终结束。
参考文献:
[1]朱绍侯.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2]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3]张国刚.试论唐代藩镇的类型划分与动乱特点[A].研究生论
文选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4]乌廷玉.隋唐史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5]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6]白寿彝.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宋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摘要:从唐中央与藩镇两个方面来分析唐朝藩镇长期存在的原因,认为唐朝藩镇长期存在的原因也就是唐朝中央为什
么无力消灭骄藩的原因。
关键词:唐朝;藩镇;割据;
唐自安史之乱以后,地方上形成了藩镇跋扈割据的局面,
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削弱,藩镇割据与南衙北司之争、朋党之争
一同成为唐朝后期主要的政治危机,直至黄巢起义,唐朝灭
亡。因此,探讨唐朝藩镇长期割据的原因,对于唐代藩镇问题
的继续深入研究,无疑是必要的。
一、唐朝藩镇的基本情况
《新唐书·方镇表》共列藩镇42个,实际上远不止此,藩镇
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卢龙三镇,时称“河朔
三镇”,各拥强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
赋税不供中央,节度使的职位也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
中央只能事后追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还有淄青镇等
藩镇也多效仿河朔三镇,割据称雄,专横跋扈。
河朔型藩镇公开与唐中央对抗,被称为叛镇。除叛镇外,
其它藩镇可分为三种类型:(1)中原型藩镇:主要有汴宋、武宁
等镇。从地理位置来看,控扼河朔,屏障关中,对河朔叛镇起防
范作用,所以在这里驻有重兵。河朔镇叛乱,唐政府主要从中
原藩镇征调兵马进行讨伐。唐政府从东南地区剥削的财富,须
经过武宁(治徐州)、汴宋、陕虢境内的漕运线运抵关中,所以
中原型藩镇还负有保障唐中央财源的重要作用。(2)边疆性藩
镇:西北主要有凤翔等镇;西南主要有山南西、西川等镇。主要
是为了防遏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而设置的。(3)东南型藩镇:
主要有浙东、浙西等镇。东南地区养兵少,军费低,地方税收大
部分上供中央,是唐王朝重要的财赋来源地。以上三类藩镇虽
大体还服从唐中央的政令,割据性较弱,但有时也与唐中央兵
戎相见,发生叛乱。
二、唐朝藩镇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
唐朝藩镇割据与动乱的历史,是从安史之乱以后开始的,
所谓“安史平而方镇之祸方始。”(王应麟.玉海卷一三八《兵制
三》)黄巢起义以后,“天下分裂而无纪”。唐朝藩镇之所以能够
长期存在,一方面与藩镇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享有的种种特
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藩镇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盟、与中央的微
妙政治态度有很大关系。
首先,政治方面,藩镇割据各拥强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
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节度使的职位也是父死子继,或由部
下拥立,一般唐中央只能事后追认,不能更改。如魏博、成德、
卢龙三镇节度使前后凡五十七人,唐廷所任者仅四人,(岑仲
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268)其余都是父死子继、兄
终弟及或偏裨擅立。
其次,经济条件方面,本来唐朝的边镇多进行屯田或营
田。这种屯田或营田的土地是封建国家的土地。以后节度使多
带度支、营田使,而节度使的财赋,像河北诸镇,不归唐朝中央
掌握,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些屯田、永营田的土地事
实上就成为节度使所有。如幽州节度使所朱滔,使部下刘怦
“广垦田,节用度”,(《新唐书》卷二一二《刘泙传》)这些屯垦的
土地,就是为幽州节度使所掌握的。又如山南东道节度使来
稹,唐朝欲调他为淮西节度,他上表说“臣去秋种的麦,请待收
麦毕,赴上”,(沈昫.旧唐书卷———四《来稹传》)结果是推辞不
去。可以推测,来稹在镇一定掌握了大量屯田或营田的土地。
节度使不但掌握着大量屯田或营田的土地,而且自己还有大
量的土地,是大土地私有者或者是大庄园主。为了维持本镇庄
园主对农民的剥削利益,不让唐朝中央或他镇染指,因而这种
地方割据的藩镇军阀得以维持并发展起来。
并且,藩镇掌握了本镇财政权,在本镇内经济、财政上有
自己的一套,赋税完全不交到唐朝中央去,这首先其余河北、
山东诸镇。《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说:“[承嗣]重加税
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
……户版不藉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
成德镇的李宝臣,也是“意在以土地传付子孙,不禀朝旨,
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卢龙
镇的李怀仙,也是“供赋不入于朝廷”。(《旧唐书》卷一四三《李
怀仙传》)宪宗时,虽曾暂时削平藩镇的反抗,但藩镇仍专擅财
赋。《旧唐书》卷一六五《殷侑传》说:“自元和末,收复[李]师道
十二州,为三镇,朝廷务安反侧,征赋所入,尽留赡军,不入王
府。”可见藩镇节度使一直是专有本镇的财赋,形成财政上的
独立状态。
既然藩镇代表着本镇大地主私有者的利益,代表着庄园
主的利益;并且,节度使又完全掌握着本镇的财赋,不想唐朝
中央上供,形成财政上独立状态,这就造成藩镇割据的物质条
件,使藩镇割据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藩镇割据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节度使握有一支强悍
的牙兵。安禄山召募番落健儿为曳落河,养以为假子,事实上
就是牙兵。以后田承嗣在魏博镇养兵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
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
衙兵就是牙兵,当时的的牙兵是十分强悍的,如《旧唐书》卷一八一《罗弘信传》对魏博镇牙兵的强悍,就有很好的说明:
“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
贝等六州,招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
不胜娇宠。年代寖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
夺,俞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儿戏。”
这种牙兵,就是地方上强宗豪族的子弟兵,他们一方面是
节度使的牙兵,是藩镇割据的核心武装力量;但另一方面他们
代表着本地区庄园主的力量,要是节度使违背了他们的利益
时,他们就变易主帅,如同儿戏了。因此,形成“兵骄则逐帅,帅
强则叛上”的情形。(《新唐书》卷五零《兵志》)
藩镇割据的第四个重要原因,就是藩镇之间的政治军事联
盟。唐朝的藩镇之间因其“势同患均”利害一致,“邻道平居或相
猜忌,及闻代易,必合为一心,盖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
故也”,(《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元和四年七月)所以结成了稳
定的政治军事联盟。比如德宗朝的“四镇之乱”就是这一情况的
典型表现,建中年间因李惟岳擅承力宝臣节度使之职,李纳擅
承李正己节度使之职,唐朝不允,于是山南东道梁崇义、淄青李
纳、魏博田悦、成德李惟岳,四镇联合抗唐。梁崇义、李惟岳虽败
死,接着卢龙朱滔称翼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魏博田悦称魏
王,淄青李纳称齐王,四镇又联合抗唐,而以朱滔为盟主。唐朝
讨伐无功,唐德宗只好下赦令,四镇因去王号,名义上归唐,事
实上仍各据一方。不久,淮西李希烈又自称楚帝,唐发兵进讨,
调泾原(甘肃泾原县)节度兵东下,路经长安,唐朝以粗粝饷军,
激起泾原兵变,攻入长安,拥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帝,国号为秦
(后改为汉),德宗逃至武功。唐费去很大力气才收复长安,消灭
了朱泚。但各处藩镇的割据,唐朝依然无法打平。宋人孙甫说:
“德宗尝以魏博叛逆,遣将讨之,凡至大乱;宪宗又以镇定拒命,
出兵伐之,卒不能平;盖三镇相为势援,复结河南叛臣,胶固其
力,不可卒破也”。(《唐史论断》下:《李绛料魏博事势》)一针见
血地指明了河朔诸镇之间的联盟与其长期割据的关系。
最后,藩镇割据的重要原因还在于:诸镇不否定中央统治
的政治态度,这样就使诸镇避免了与唐中央处于势不两立的
地位。如德宗朝“四镇之乱”时,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分别
称王,但仍尊唐中央为正统,而朱泚在长安称帝,却是企图取
唐而代之,所以唐廷宁可赦肇乱的河北而讨朱泚。兴元大赦,
对田悦等“待之如初”;对朱泚则说他“大为不道,弃义灭恩”。
(《陆宣公集》卷一《奉天改元大赦刺》)态度极其鲜明。
三、唐中央无力消灭骄藩的原因
唐朝藩镇长期存在的原因也就是唐朝中央为什么无力消
灭骄藩的原因。因此,不仅要分析藩镇方面的各种割据条件,
更重要的还应该深入研究唐朝中央在逃叛中的各个环节。
首先,唐王朝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力求得暂时苟
安,措置失当,“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新唐书》卷二一零
《藩镇魏博传序》)使安史降将摇身一变成了由中央任命的地
方节度使,朝还对内地掌握兵权的刺史多加节度使称号,造成
了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大保存了相当大的离心势力。《旧唐
书》卷一四三《李怀仙传》载:
“怀恩私欲树党,以固兵权,为保怀仙可用。代宗复授幽州
大都督府长史,检校侍中,幽州卢龙等节度使,与贼将薛蒿、田
承嗣、张志忠等,分河朔而帅之。既而怀恩叛逆,西藩入寇朝廷
多故。怀仙等四将,各招合遗孽,治兵缮邑,部下各数百劲兵,文
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朝廷
细集,姑务怀安,以是不能制。”
所以藩镇割据,首先起于安史降将。而且,在平定安史之
乱的过程中,唐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新唐书》,卷五
零,《兵志》)的严重局面。例如四镇之乱时来稹、梁崇义的相继
节度山南东道,侯希逸、李正己的先后霸占山东,李灵曜的占
据汴州,甚至在长安附近的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也抗拒
唐朝命令,并且大言说:“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
舒足,恐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令诸侯,惟周智光能之”。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皇帝》中之上)可见藩镇的跋扈,
不仅是安史降将所领的河北诸镇,并且替唐朝平定安史之乱
的内地节度使,也据地自专,嚣张跋扈起来。
其次,军费开支地方化、对东南财赋的过分依赖以至中央
无雄厚且灵活的财政力量。也是唐中央无力消灭骄藩的原因
之一。在安史之乱以前的租庸调时代,全国财赋由中央统一调
配,安史之乱却完全打乱了唐朝的统治秩序,战争期间,唐中
央自身难保,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控制和调拨衣粮来供应
所在作战军队。因而至德元载朝廷下令:所在军镇“应须士马、
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
载七月)从而把军费的筹集一下子推给了地方。比如大历三
年,马璘在泾原,军费不给,其解决办法并没有“以内地租税及
运金帛以助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三年十一月)而是
让他“遥领郑颍二州”。(《新唐书》卷六四《方镇表一》)郑颍距
泾原甚远,遥领的目的也就是使军费自供。这就体现了军费开
支地方化的原则。
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
尤其是两税法施行后,唐朝两税的收入,几乎全部落在江南
八道的人民身上,故《唐会要》卷八四《虎口数杂录》说:“每岁
县赋入倚办,止于浙西、浙东、宣颌、淮南、江西、鄂岳、福建、
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只户,
四分有一。”
正因为唐中叶以后的赋税主要限于东南诸道,对悬远的
东南财赋得过分依赖,才使得唐廷的财政周转缺乏灵活性,漕
运稍梗,顿即会陷入全面恐慌。如德宗时期,山东藩镇曾派兵
到运河要冲甬桥“令兵守甬桥、涡口,江、淮进奏船千余支,泊
涡下,不敢过”。(《旧唐书》卷一五二《张万福传》)唐德宗赶快
派兵援救。宪宗时,并因甬桥一带是运河要冲,特制宿州,《元
和郡县图志》卷九说:
“宿州,本徐州符离县也。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以其
南临汴河,有甬桥,为轴舻之会,运漕所历,防虞是资。是以蕲
县北属徐州,疆界阔远。有诏割符离、蕲县及泗州之虹县,置
宿州”。
宿州的设置,益见两税法实施后唐朝对运河的重视。因
此,正由于唐中央无雄厚的财政力量,才使得平定叛乱割据终
因“财尽力竭”而屡屡草草收场。
再次,军队外重内轻,也是唐政府无力消除藩镇割据的重
要原因之一。唐前期中央禁军很少,而且当时府兵和募兵都是
受中央严密控制的耕战结合的军种,不会形成地方军阀势力,
因而尽管中央没有强大的常规部队,也不至于尾大不掉。
开元以后,边疆的募兵队伍渐增,但中央的军队却没有在
质量上和数量上有所变通,外重内轻问题于是显著起来,据统
计,当时藩镇驻军再加上其它边地兵力达49万,而京师和内
地兵力总共才8万,不到边镇1/6,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战后
边疆与中央皆宿重兵,保证了内外局势的平衡,但是由于唐朝
中央仍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所赖以维持均势的,是各个
藩镇之间的平衡,而不是象宋代那样有一支中央掌握的强大
禁兵。它采取的军事行动都是依靠那些骄横跋扈的地方军将,
而这些地方军是以骄藩叛镇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他们在讨
叛战争中必然是观望不前,不肯力战。李吉甫说:“中兴三十年
二兵未戢着,将帅养寇藩身也”。(《新唐书》卷一三六《张伯仪
传》)可谓洞察其中就里。
最后,唐朝中枢机构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对讨叛战
争的严重干扰和牵制,也是不能消灭藩镇割据局面的一个重要
因素。肃代之际,平叛功臣、宦官、宰相及皇权之间复杂的矛盾
斗争,曾大大影响到唐廷对安史旧将的处置,并为其发展提供
了有利时机。如当史朝义邺城败退时,唐朝用铁勒族将领仆固
怀恩、仆固锡父子为大将,率兵追击,怀恩父子和唐朝朝廷间有
矛盾,为了养寇固位,接受了安史部下许多大将的投降,并且,
表请这些降将就地担任本处的节度使,也就是将安史旧部的残
余力量都保存了下来。而且在德宗时期还把中央禁军神策军等
军完全交与宦官主管。《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序说:
“德宗避泾师之难,幸山南,内官窦文场、霍仙鸣拥从。贼
平之后,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
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负,分掌禁军。以文昌、仙鸣
为两中尉。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
此外,中枢政局内部的朋党之争也愈演愈烈,所谓“建中
之初,山东向化,只缘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仇,
卢杞为刘晏报怨,兵连祸结,天下不平”。(《旧唐书》卷一五九
《韦处厚传》)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政治角逐对讨叛战争的恶劣
影响。元和以后,牛李两党勾心斗角、南衙与北司相为水火,使
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更加复杂化、激烈化。唐廷已经为这
种无休止的纷争弄得精疲力尽,自顾不暇,根本谈不上消灭河
北藩镇。文宗说:“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旧唐书》
卷一七六《李宗闵传》)从侧面说明了党争对藩镇割据的影响。
藩镇割据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连年战争,使人民横遭
兵祸,生产受到破坏,兵饷赋役也日益繁多,加重了人民的负
担,同时各地节度使为扩充自己的势力,更是增兵冲饷不止,
加剧了统治阶级同人民之间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到宪宗时,
唐朝改行两税法,财政收入增加,“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
(杜佑.《通典》卷六《赋税下》)并且由于一再整顿漕运,通过运
河从江淮转运了大批钱财,唐朝中央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力量,
提供了打平藩镇的物质条件,同时在政治、军事上也略有改
革,贯彻了打平藩镇反抗的政策,因而先后平定了四川的刘
辟,浙西的李崎,淮西的吴元济,淄青的李师道;就是河北三镇
也展示归顺,藩镇嚣张割据的气势暂时敛迹。此后中央与藩镇
间的斗争从未停止,直至后周世宗柴荣时,才开始扭转藩镇跋
扈的局面。北宋在后周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
式,接触藩帅兵权,并施行了一系列的中央集权的措施,藩镇
割据的局面才最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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