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吱～～伴着门枢的声响推开黑铁皮包裹的厚门，
昏暗的光线穿过窄小拦着铁棍的小窗，
打在高高的柜台一角上。
柜台布满的栅栏上，贴着绿纸上写“ 虫咬鼠伤各听天命，失票无保不能赎取 ”。
黑咕隆咚的，这是什么地鬼地方？
这是沈阳早湮灭历史尘埃无声无息的当铺。
其实，当铺门外写的标语远比高柜台旁边的字高大上多了，
通常书写“裕国便民”四字，穷人遇有急有难，可以拿东西去当铺换点快钱。
当然，王公大户落魄了也是这里的常客。
这是个低调而无声的行业：虎落平阳就怕丢人啊！
古代传统金融业，喜欢拉着当铺垫背。
在钱庄、票号的金融史中，最底层的就是当铺。
尽管处于生态链最末端，可当铺的历史要超过一千三四百年。
毕竟，这是众多的普通人的需求，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清代沈阳的当铺多是山西人开的，也一小部分属山东黄县人，
奉天的繁荣是由闯关东移民辛勤劳动构筑起来的。
精明的晋商有着开票号、钱庄的基因，但这些人都得是实力派，
开当铺虽不像票号需要大资金，但小本钱买卖也不是穷人开的。
旧时候的当铺被冠以一本万利的“百业之冠”。
当铺只赚不赔，却需要有通吃黑白两道的能力。
1930年代《奉天市商业汇编》，将当铺排在银行、钱业之后。
不是当铺产业规模多大，而是当铺带着金融天性。
以抵押物换取急需要的钱且“利息”很高。
借贷的商业信用活动，抵押交易都是金融思维。
当铺亦称典当、押店、印子铺等，是以动产质押、放款的高利贷机构。
最早的典当业是南朝时寺庙的和尚们所经营的。
历代有“质库”、“质肆”、“解库”、“长生库”等各种叫法。
不管叫什么，都是金融业的早期雏形。
当铺营业多是“辰开申闭”，早7点开门下午5点关张。
除夕一般直至凌晨，甚至大年初一早晨还有人典押取赎。
这个行业是特业，高至人鼻梁的柜台隔断内外，
伙计坐在柜后高凳上，能让那些意图闹事的地痞束手无策。
英国传教士司督阁回忆：“ 奉天钱庄和当铺的老板，把女眷留在遥远的山西⋯⋯一年只回家一次 ”。
当铺在清时尤盛行，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商人只身一人外出打拼，也是甘苦自知。
遇上当地混混以次诈当，真得凭脑力筹划解危。
民国初年，大南门里“德厚当”曾接了轴唐伯虎的画。
当铺司事大掌柜一时起贪念看走眼了，
一个赝品当价五百大洋，这是成心设套坑钱。
钱一付出，人家就让画成死当不再赎取，这可怎能办？
掌柜明知让人坑了，却心生一计：只能如此⋯⋯
不久，掌柜在老城名饭庄大摆宴席请人欣赏唐寅名画。
来的人都说：假画！掌柜也自认倒霉当众焚画并让报纸刊登消息。
没几天，典当人手持当票到柜，称要赎回家传之宝。
本想借此机会，再讹一笔更大的钱。
结果，掌柜微笑着收好当息银，拿出画辐“完壁归赵”。
光绪年间当铺当利一般是以月利2.5%起，到民国涨至3%。
五百大洋当金，俩月就收当息大洋30元。
此时，坑钱者连哭都找不到地方，只有自恨爹娘没给自己多生一个脑袋。
这个行当每天都上演无数的悲喜剧。
清乾隆十一年（1746）后，盛京内务府、水师营尚设立官铺，搞官办当铺。
可很快发现水太深了，不是让自己人骗就是被人坑。
没有点脑子这行当绝对是干不了。
1906年，奉天街头摆摊兑换俄羌贴、日人手票的小商人干起件大买卖。
张淦臣、毛韵桐几个人集资三万六千大洋办起了世合公银号。
说是叫银号，二三万元的资本在当铺中都是小门店。当然，老本行汇兑、钱币兑换业务一直在做。
一般当铺资金总得两到十万元。
从地摊起步的小商贩凭聪明抓住了风口。
1916年，已在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地开设立分号，在日本横滨设了办事处。
1924年，世合公银号向奉天当局申请，将银号升级成银行。
“九一八”事变后，张淦臣在沈阳等地开设8处当铺。
1940年1月，虽然奉天世合公银行倒闭，却见证了一个行业历史。
1930年代，沈阳约有65家当铺，
除了大南门（德盛门）里的“世合公当”“德厚当”外，
还有小南门里的“益生当”，四平街鼓楼南的“公济当”。
而小北门里有名的当铺是“会德当”，大南关的是“德兴当”。
那会儿，不少名当铺都扎堆在北市场。
1915年，由王辅周投资的顺源当，是北市场的第一家当铺。
1920年代，北市场刚刚建立时，当铺在册的只有两家。
北市到了1930年代，涌现永茂当、民生当、永安当、东兴当、永德当等。
清诗人缪东霖《沈阳百咏》有当铺的描述。
所说的衣服住高楼大瓦房，指的是当铺的“质库”。
字面虽浅，可并非见者即能释解。
1909年，美国旅行家盖洛来华奇怪当铺库房几高于教堂尖塔。
这是旧制：老当铺均会自建高大坚固的铁门库房。
但当铺清代时的旧俗到了民国正逐渐崩坏。
从当息、年税到领官府发的“当帖”（执照）费用都有变化。
星移斗转，变化是一种常态。
上面照片是奉天省财政厅1916年的当帖，每年当税一百大洋，
而这种当铺执照，在光绪年间差不多要三百大洋。
再看下面1918年同一部门发的执照，年当税五十大洋。
仅仅相隔两年时间，当息也由月3%涨到4%。
东北作家迟子建推出长篇力作《伪满洲国》，
为大篇幅描写沈阳一家叫“丰源当”的场景，她曾进行大量研究。
她介绍说：当铺不同其他商铺，许多有两个招幌，
常挂的是长方形木牌写有“当”字招幌，四角用铜片包饰，
另一种幌只是逢雨雪天才挂名为“雨牌”。
无橱窗无货架的当铺业迵异其他商号，
最值钱的当品是黄金，其次是皮袄，民国时西服仅值原价的一成。
那时沈阳许多估衣铺所卖的裘装、成衣，多是当铺处理的“死当”。
1940年代，沈阳不少当铺都更换了新主人。
北市场康泰街天福当、德合当，厚生街福声当、正益当，18经路公益当都是一家公司开的。
1949年以后，当铺就基本上在沈阳消失了。
为解决旧物抵押贷款需求，1957年北市场永宜北开了信托商店。
信托是现代金融业的概念，与典当有本质区别。
旧时当铺转变成寄卖店、信托公司是大趋势，
老当铺早已化作历史尘埃。
昏暗的光线穿过窄小拦着铁棍的小窗，
打在高高的柜台一角上。
柜台布满的栅栏上，贴着绿纸上写“ 虫咬鼠伤各听天命，失票无保不能赎取 ”。
黑咕隆咚的，这是什么地鬼地方？
这是沈阳早湮灭历史尘埃无声无息的当铺。
其实，当铺门外写的标语远比高柜台旁边的字高大上多了，
通常书写“裕国便民”四字，穷人遇有急有难，可以拿东西去当铺换点快钱。
当然，王公大户落魄了也是这里的常客。
这是个低调而无声的行业：虎落平阳就怕丢人啊！
古代传统金融业，喜欢拉着当铺垫背。
在钱庄、票号的金融史中，最底层的就是当铺。
尽管处于生态链最末端，可当铺的历史要超过一千三四百年。
毕竟，这是众多的普通人的需求，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清代沈阳的当铺多是山西人开的，也一小部分属山东黄县人，
奉天的繁荣是由闯关东移民辛勤劳动构筑起来的。
精明的晋商有着开票号、钱庄的基因，但这些人都得是实力派，
开当铺虽不像票号需要大资金，但小本钱买卖也不是穷人开的。
旧时候的当铺被冠以一本万利的“百业之冠”。
当铺只赚不赔，却需要有通吃黑白两道的能力。
1930年代《奉天市商业汇编》，将当铺排在银行、钱业之后。
不是当铺产业规模多大，而是当铺带着金融天性。
以抵押物换取急需要的钱且“利息”很高。
借贷的商业信用活动，抵押交易都是金融思维。
当铺亦称典当、押店、印子铺等，是以动产质押、放款的高利贷机构。
最早的典当业是南朝时寺庙的和尚们所经营的。
历代有“质库”、“质肆”、“解库”、“长生库”等各种叫法。
不管叫什么，都是金融业的早期雏形。
当铺营业多是“辰开申闭”，早7点开门下午5点关张。
除夕一般直至凌晨，甚至大年初一早晨还有人典押取赎。
这个行业是特业，高至人鼻梁的柜台隔断内外，
伙计坐在柜后高凳上，能让那些意图闹事的地痞束手无策。
英国传教士司督阁回忆：“ 奉天钱庄和当铺的老板，把女眷留在遥远的山西⋯⋯一年只回家一次 ”。
当铺在清时尤盛行，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商人只身一人外出打拼，也是甘苦自知。
遇上当地混混以次诈当，真得凭脑力筹划解危。
民国初年，大南门里“德厚当”曾接了轴唐伯虎的画。
当铺司事大掌柜一时起贪念看走眼了，
一个赝品当价五百大洋，这是成心设套坑钱。
钱一付出，人家就让画成死当不再赎取，这可怎能办？
掌柜明知让人坑了，却心生一计：只能如此⋯⋯
不久，掌柜在老城名饭庄大摆宴席请人欣赏唐寅名画。
来的人都说：假画！掌柜也自认倒霉当众焚画并让报纸刊登消息。
没几天，典当人手持当票到柜，称要赎回家传之宝。
本想借此机会，再讹一笔更大的钱。
结果，掌柜微笑着收好当息银，拿出画辐“完壁归赵”。
光绪年间当铺当利一般是以月利2.5%起，到民国涨至3%。
五百大洋当金，俩月就收当息大洋30元。
此时，坑钱者连哭都找不到地方，只有自恨爹娘没给自己多生一个脑袋。
这个行当每天都上演无数的悲喜剧。
清乾隆十一年（1746）后，盛京内务府、水师营尚设立官铺，搞官办当铺。
可很快发现水太深了，不是让自己人骗就是被人坑。
没有点脑子这行当绝对是干不了。
1906年，奉天街头摆摊兑换俄羌贴、日人手票的小商人干起件大买卖。
张淦臣、毛韵桐几个人集资三万六千大洋办起了世合公银号。
说是叫银号，二三万元的资本在当铺中都是小门店。当然，老本行汇兑、钱币兑换业务一直在做。
一般当铺资金总得两到十万元。
从地摊起步的小商贩凭聪明抓住了风口。
1916年，已在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地开设立分号，在日本横滨设了办事处。
1924年，世合公银号向奉天当局申请，将银号升级成银行。
“九一八”事变后，张淦臣在沈阳等地开设8处当铺。
1940年1月，虽然奉天世合公银行倒闭，却见证了一个行业历史。
1930年代，沈阳约有65家当铺，
除了大南门（德盛门）里的“世合公当”“德厚当”外，
还有小南门里的“益生当”，四平街鼓楼南的“公济当”。
而小北门里有名的当铺是“会德当”，大南关的是“德兴当”。
那会儿，不少名当铺都扎堆在北市场。
1915年，由王辅周投资的顺源当，是北市场的第一家当铺。
1920年代，北市场刚刚建立时，当铺在册的只有两家。
北市到了1930年代，涌现永茂当、民生当、永安当、东兴当、永德当等。
清诗人缪东霖《沈阳百咏》有当铺的描述。
所说的衣服住高楼大瓦房，指的是当铺的“质库”。
字面虽浅，可并非见者即能释解。
1909年，美国旅行家盖洛来华奇怪当铺库房几高于教堂尖塔。
这是旧制：老当铺均会自建高大坚固的铁门库房。
但当铺清代时的旧俗到了民国正逐渐崩坏。
从当息、年税到领官府发的“当帖”（执照）费用都有变化。
星移斗转，变化是一种常态。
上面照片是奉天省财政厅1916年的当帖，每年当税一百大洋，
而这种当铺执照，在光绪年间差不多要三百大洋。
再看下面1918年同一部门发的执照，年当税五十大洋。
仅仅相隔两年时间，当息也由月3%涨到4%。
东北作家迟子建推出长篇力作《伪满洲国》，
为大篇幅描写沈阳一家叫“丰源当”的场景，她曾进行大量研究。
她介绍说：当铺不同其他商铺，许多有两个招幌，
常挂的是长方形木牌写有“当”字招幌，四角用铜片包饰，
另一种幌只是逢雨雪天才挂名为“雨牌”。
无橱窗无货架的当铺业迵异其他商号，
最值钱的当品是黄金，其次是皮袄，民国时西服仅值原价的一成。
那时沈阳许多估衣铺所卖的裘装、成衣，多是当铺处理的“死当”。
1940年代，沈阳不少当铺都更换了新主人。
北市场康泰街天福当、德合当，厚生街福声当、正益当，18经路公益当都是一家公司开的。
1949年以后，当铺就基本上在沈阳消失了。
为解决旧物抵押贷款需求，1957年北市场永宜北开了信托商店。
信托是现代金融业的概念，与典当有本质区别。
旧时当铺转变成寄卖店、信托公司是大趋势，
老当铺早已化作历史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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