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吱~~伴着门枢的声响推开黑铁皮包裹的厚门,
昏暗的光线穿过窄小拦着铁棍的小窗,
打在高高的柜台一角上。
柜台布满的栅栏上,贴着绿纸上写“ 虫咬鼠伤各听天命,失票无保不能赎取 ”。
黑咕隆咚的,这是什么地鬼地方?
这是沈阳早湮灭历史尘埃无声无息的当铺。
其实,当铺门外写的标语远比高柜台旁边的字高大上多了,
通常书写“裕国便民”四字,穷人遇有急有难,可以拿东西去当铺换点快钱。
当然,王公大户落魄了也是这里的常客。
这是个低调而无声的行业:虎落平阳就怕丢人啊!
古代传统金融业,喜欢拉着当铺垫背。
在钱庄、票号的金融史中,最底层的就是当铺。
尽管处于生态链最末端,可当铺的历史要超过一千三四百年。
毕竟,这是众多的普通人的需求,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清代沈阳的当铺多是山西人开的,也一小部分属山东黄县人,
奉天的繁荣是由闯关东移民辛勤劳动构筑起来的。
精明的晋商有着开票号、钱庄的基因,但这些人都得是实力派,
开当铺虽不像票号需要大资金,但小本钱买卖也不是穷人开的。
旧时候的当铺被冠以一本万利的“百业之冠”。
当铺只赚不赔,却需要有通吃黑白两道的能力。
1930年代《奉天市商业汇编》,将当铺排在银行、钱业之后。
不是当铺产业规模多大,而是当铺带着金融天性。
以抵押物换取急需要的钱且“利息”很高。
借贷的商业信用活动,抵押交易都是金融思维。
当铺亦称典当、押店、印子铺等,是以动产质押、放款的高利贷机构。
最早的典当业是南朝时寺庙的和尚们所经营的。
历代有“质库”、“质肆”、“解库”、“长生库”等各种叫法。
不管叫什么,都是金融业的早期雏形。
当铺营业多是“辰开申闭”,早7点开门下午5点关张。
除夕一般直至凌晨,甚至大年初一早晨还有人典押取赎。
这个行业是特业,高至人鼻梁的柜台隔断内外,
伙计坐在柜后高凳上,能让那些意图闹事的地痞束手无策。
英国传教士司督阁回忆:“ 奉天钱庄和当铺的老板,把女眷留在遥远的山西⋯⋯一年只回家一次 ”。
当铺在清时尤盛行,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商人只身一人外出打拼,也是甘苦自知。
遇上当地混混以次诈当,真得凭脑力筹划解危。
民国初年,大南门里“德厚当”曾接了轴唐伯虎的画。
当铺司事大掌柜一时起贪念看走眼了,
一个赝品当价五百大洋,这是成心设套坑钱。
钱一付出,人家就让画成死当不再赎取,这可怎能办?
掌柜明知让人坑了,却心生一计:只能如此⋯⋯
不久,掌柜在老城名饭庄大摆宴席请人欣赏唐寅名画。
来的人都说:假画!掌柜也自认倒霉当众焚画并让报纸刊登消息。
没几天,典当人手持当票到柜,称要赎回家传之宝。
本想借此机会,再讹一笔更大的钱。
结果,掌柜微笑着收好当息银,拿出画辐“完壁归赵”。
光绪年间当铺当利一般是以月利2.5%起,到民国涨至3%。
五百大洋当金,俩月就收当息大洋30元。
此时,坑钱者连哭都找不到地方,只有自恨爹娘没给自己多生一个脑袋。
这个行当每天都上演无数的悲喜剧。
清乾隆十一年(1746)后,盛京内务府、水师营尚设立官铺,搞官办当铺。
可很快发现水太深了,不是让自己人骗就是被人坑。
没有点脑子这行当绝对是干不了。
1906年,奉天街头摆摊兑换俄羌贴、日人手票的小商人干起件大买卖。
张淦臣、毛韵桐几个人集资三万六千大洋办起了世合公银号。
说是叫银号,二三万元的资本在当铺中都是小门店。当然,老本行汇兑、钱币兑换业务一直在做。
一般当铺资金总得两到十万元。
从地摊起步的小商贩凭聪明抓住了风口。
1916年,已在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地开设立分号,在日本横滨设了办事处。
1924年,世合公银号向奉天当局申请,将银号升级成银行。
“九一八”事变后,张淦臣在沈阳等地开设8处当铺。
1940年1月,虽然奉天世合公银行倒闭,却见证了一个行业历史。
1930年代,沈阳约有65家当铺,
除了大南门(德盛门)里的“世合公当”“德厚当”外,
还有小南门里的“益生当”,四平街鼓楼南的“公济当”。
而小北门里有名的当铺是“会德当”,大南关的是“德兴当”。
那会儿,不少名当铺都扎堆在北市场。
1915年,由王辅周投资的顺源当,是北市场的第一家当铺。
1920年代,北市场刚刚建立时,当铺在册的只有两家。
北市到了1930年代,涌现永茂当、民生当、永安当、东兴当、永德当等。
清诗人缪东霖《沈阳百咏》有当铺的描述。
所说的衣服住高楼大瓦房,指的是当铺的“质库”。
字面虽浅,可并非见者即能释解。
1909年,美国旅行家盖洛来华奇怪当铺库房几高于教堂尖塔。
这是旧制:老当铺均会自建高大坚固的铁门库房。
但当铺清代时的旧俗到了民国正逐渐崩坏。
从当息、年税到领官府发的“当帖”(执照)费用都有变化。
星移斗转,变化是一种常态。
上面照片是奉天省财政厅1916年的当帖,每年当税一百大洋,
而这种当铺执照,在光绪年间差不多要三百大洋。
再看下面1918年同一部门发的执照,年当税五十大洋。
仅仅相隔两年时间,当息也由月3%涨到4%。
东北作家迟子建推出长篇力作《伪满洲国》,
为大篇幅描写沈阳一家叫“丰源当”的场景,她曾进行大量研究。
她介绍说:当铺不同其他商铺,许多有两个招幌,
常挂的是长方形木牌写有“当”字招幌,四角用铜片包饰,
另一种幌只是逢雨雪天才挂名为“雨牌”。
无橱窗无货架的当铺业迵异其他商号,
最值钱的当品是黄金,其次是皮袄,民国时西服仅值原价的一成。
那时沈阳许多估衣铺所卖的裘装、成衣,多是当铺处理的“死当”。
1940年代,沈阳不少当铺都更换了新主人。
北市场康泰街天福当、德合当,厚生街福声当、正益当,18经路公益当都是一家公司开的。
1949年以后,当铺就基本上在沈阳消失了。
为解决旧物抵押贷款需求,1957年北市场永宜北开了信托商店。
信托是现代金融业的概念,与典当有本质区别。
旧时当铺转变成寄卖店、信托公司是大趋势,
老当铺早已化作历史尘埃。
昏暗的光线穿过窄小拦着铁棍的小窗,
打在高高的柜台一角上。
柜台布满的栅栏上,贴着绿纸上写“ 虫咬鼠伤各听天命,失票无保不能赎取 ”。
黑咕隆咚的,这是什么地鬼地方?
这是沈阳早湮灭历史尘埃无声无息的当铺。
其实,当铺门外写的标语远比高柜台旁边的字高大上多了,
通常书写“裕国便民”四字,穷人遇有急有难,可以拿东西去当铺换点快钱。
当然,王公大户落魄了也是这里的常客。
这是个低调而无声的行业:虎落平阳就怕丢人啊!
古代传统金融业,喜欢拉着当铺垫背。
在钱庄、票号的金融史中,最底层的就是当铺。
尽管处于生态链最末端,可当铺的历史要超过一千三四百年。
毕竟,这是众多的普通人的需求,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清代沈阳的当铺多是山西人开的,也一小部分属山东黄县人,
奉天的繁荣是由闯关东移民辛勤劳动构筑起来的。
精明的晋商有着开票号、钱庄的基因,但这些人都得是实力派,
开当铺虽不像票号需要大资金,但小本钱买卖也不是穷人开的。
旧时候的当铺被冠以一本万利的“百业之冠”。
当铺只赚不赔,却需要有通吃黑白两道的能力。
1930年代《奉天市商业汇编》,将当铺排在银行、钱业之后。
不是当铺产业规模多大,而是当铺带着金融天性。
以抵押物换取急需要的钱且“利息”很高。
借贷的商业信用活动,抵押交易都是金融思维。
当铺亦称典当、押店、印子铺等,是以动产质押、放款的高利贷机构。
最早的典当业是南朝时寺庙的和尚们所经营的。
历代有“质库”、“质肆”、“解库”、“长生库”等各种叫法。
不管叫什么,都是金融业的早期雏形。
当铺营业多是“辰开申闭”,早7点开门下午5点关张。
除夕一般直至凌晨,甚至大年初一早晨还有人典押取赎。
这个行业是特业,高至人鼻梁的柜台隔断内外,
伙计坐在柜后高凳上,能让那些意图闹事的地痞束手无策。
英国传教士司督阁回忆:“ 奉天钱庄和当铺的老板,把女眷留在遥远的山西⋯⋯一年只回家一次 ”。
当铺在清时尤盛行,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商人只身一人外出打拼,也是甘苦自知。
遇上当地混混以次诈当,真得凭脑力筹划解危。
民国初年,大南门里“德厚当”曾接了轴唐伯虎的画。
当铺司事大掌柜一时起贪念看走眼了,
一个赝品当价五百大洋,这是成心设套坑钱。
钱一付出,人家就让画成死当不再赎取,这可怎能办?
掌柜明知让人坑了,却心生一计:只能如此⋯⋯
不久,掌柜在老城名饭庄大摆宴席请人欣赏唐寅名画。
来的人都说:假画!掌柜也自认倒霉当众焚画并让报纸刊登消息。
没几天,典当人手持当票到柜,称要赎回家传之宝。
本想借此机会,再讹一笔更大的钱。
结果,掌柜微笑着收好当息银,拿出画辐“完壁归赵”。
光绪年间当铺当利一般是以月利2.5%起,到民国涨至3%。
五百大洋当金,俩月就收当息大洋30元。
此时,坑钱者连哭都找不到地方,只有自恨爹娘没给自己多生一个脑袋。
这个行当每天都上演无数的悲喜剧。
清乾隆十一年(1746)后,盛京内务府、水师营尚设立官铺,搞官办当铺。
可很快发现水太深了,不是让自己人骗就是被人坑。
没有点脑子这行当绝对是干不了。
1906年,奉天街头摆摊兑换俄羌贴、日人手票的小商人干起件大买卖。
张淦臣、毛韵桐几个人集资三万六千大洋办起了世合公银号。
说是叫银号,二三万元的资本在当铺中都是小门店。当然,老本行汇兑、钱币兑换业务一直在做。
一般当铺资金总得两到十万元。
从地摊起步的小商贩凭聪明抓住了风口。
1916年,已在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地开设立分号,在日本横滨设了办事处。
1924年,世合公银号向奉天当局申请,将银号升级成银行。
“九一八”事变后,张淦臣在沈阳等地开设8处当铺。
1940年1月,虽然奉天世合公银行倒闭,却见证了一个行业历史。
1930年代,沈阳约有65家当铺,
除了大南门(德盛门)里的“世合公当”“德厚当”外,
还有小南门里的“益生当”,四平街鼓楼南的“公济当”。
而小北门里有名的当铺是“会德当”,大南关的是“德兴当”。
那会儿,不少名当铺都扎堆在北市场。
1915年,由王辅周投资的顺源当,是北市场的第一家当铺。
1920年代,北市场刚刚建立时,当铺在册的只有两家。
北市到了1930年代,涌现永茂当、民生当、永安当、东兴当、永德当等。
清诗人缪东霖《沈阳百咏》有当铺的描述。
所说的衣服住高楼大瓦房,指的是当铺的“质库”。
字面虽浅,可并非见者即能释解。
1909年,美国旅行家盖洛来华奇怪当铺库房几高于教堂尖塔。
这是旧制:老当铺均会自建高大坚固的铁门库房。
但当铺清代时的旧俗到了民国正逐渐崩坏。
从当息、年税到领官府发的“当帖”(执照)费用都有变化。
星移斗转,变化是一种常态。
上面照片是奉天省财政厅1916年的当帖,每年当税一百大洋,
而这种当铺执照,在光绪年间差不多要三百大洋。
再看下面1918年同一部门发的执照,年当税五十大洋。
仅仅相隔两年时间,当息也由月3%涨到4%。
东北作家迟子建推出长篇力作《伪满洲国》,
为大篇幅描写沈阳一家叫“丰源当”的场景,她曾进行大量研究。
她介绍说:当铺不同其他商铺,许多有两个招幌,
常挂的是长方形木牌写有“当”字招幌,四角用铜片包饰,
另一种幌只是逢雨雪天才挂名为“雨牌”。
无橱窗无货架的当铺业迵异其他商号,
最值钱的当品是黄金,其次是皮袄,民国时西服仅值原价的一成。
那时沈阳许多估衣铺所卖的裘装、成衣,多是当铺处理的“死当”。
1940年代,沈阳不少当铺都更换了新主人。
北市场康泰街天福当、德合当,厚生街福声当、正益当,18经路公益当都是一家公司开的。
1949年以后,当铺就基本上在沈阳消失了。
为解决旧物抵押贷款需求,1957年北市场永宜北开了信托商店。
信托是现代金融业的概念,与典当有本质区别。
旧时当铺转变成寄卖店、信托公司是大趋势,
老当铺早已化作历史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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