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众所周知,封建主义最理想的蓝图就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国寡民,因此“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居首、农次之、工第三、商居末,商是最贱之业。数千年来,历代统治者一直强调“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打压工商之民,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那么,作为史家传奇的司马迁,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出乎多数人的意料!
所谓“士农工商”,出自春秋《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认为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柱石,春秋之际四民平等,都是国家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晚期,孔子并不轻商,孔门弟子颇有几个经商的,比如孔子徒弟子贡另一个身份就是商人,被后世誉为儒商鼻祖,可见儒家轻商是后来的事。
但到战国时期,随着列国纷争加剧,列国首先需要确保粮食种植,所以“奖耕战”、“抑商贾”一度盛行,尤其当时显学法家非常轻视商工,《商君书》中有“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韩非子将商工列为“五蠹”之一,“其商工之民……邦之蠹(蛀虫)也”。秦始皇时期,将一些罪人、无用之人等送去戍边,即“七科谪”,其中就包括商人,汉武帝也用过这一招。可见,秦汉时代虽然还未形成“士农工商”的排位,但“重农抑商”已然盛行。
那么,在这一社会思潮之下,司马迁如何看待“士农工商”四民呢?
肯定人欲,顺应人欲
作为司马迁的毕生之作,《史记》既整理记录了历史,更体现了司马迁的价值取向,其中《史记·货殖列传》序文体现出来的思想颠覆传统认知:
司马迁认为“农工商虞”四民并重平等。所谓“虞”,就是对山泽的开发,包括木材的砍伐,在海里河里打鱼等的职业。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老子认为,治理国家的极致,就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国寡民,虽然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但却老死不相往来。但司马迁开宗明义就先批驳了老子治国思想,指出如今这么治国,几乎行不通。
太史公曰:历史上圣贤如何治国的呢?神农以前,已不可考,但根据《诗》、《书》记载,虞、夏以来还是能考证的,当时人们耳朵眼睛追求声色之乐,嘴里要吃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心里羡慕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即便用妙论挨户劝说,也无法改变。
司马迁肯定人之欲望,指出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顺应人欲,其次因势利导,再其次进行教育,再其次制定规章限制发展,最差的是与民争利。
人各其能,自由经济
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后世儒家思想相比,司马迁提倡顺应人欲的思想,简直就是一个异端。
既然应该顺应人欲,那么就需要社会提供满足欲望的各种物品。东南西北各地的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农民耕田种地,虞人开采山泽资源,工人制造器具,商人流通贸易,即各地农工虞出产物品,再由商人将之送到中国人民面前。“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努力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自然就会进行交易,自然定出价格贵贱,根本不是统治者教化而来的。总之,只要“
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让百姓各行其业,犹如水往低处流,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可见,司马迁已经产生了朴素的自由经济思想,希望政府不要干预社会经济。
农工商虞,富国富民
大家都知道,如今“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已经深入人心,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高度赞同这一思想,并指出“农、工、商、虞”并重平等,是国家缺一不可的柱石,可惜却得不到儒家与统治者的重视,后世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文人,偏偏要将人分为三六七等。
《史记·货殖列传序》:《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司马迁赞同《周书》观点,认为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必不可少。不仅如此,“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可谓富国富民。
尤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对万民逐利、致富予以肯定,“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即便富有的诸侯大臣等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与其他二十多部“正史”最大的不同是,除了司马迁不畏强权、坚持实录之外,还有《史记》中大量描写的小人物,将之与帝王将相士几乎并列,如游侠、隐者、食客、赘婿、卜者、商人等社会边缘人物,其中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为三十多位大商人立传,显示了司马迁平等对待万民的态度。
试想,如果从司马迁那个时代,真来一个“工农商虞”四者并重,那中国的古代史又将是一种什么局面?令人遗憾的是,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科举盛行,四民次序彻底固定,士居首、农次之、工第三、商居末,商是最贱之业,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