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中国治税收思想

国家税收，是指一个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按照法律预定的标准，强制无偿地向其管辖范围内的各类纳税人，征收实物或货币而形成的特定分配关系。税收的作用是税收职能在一定经济条件下的外在表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税收职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现阶段，税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税收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和工具 税收在保证和实现财政收入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能保证收入的稳定；同时，税收的征收十分广泛，能从多方筹集财政收入。2．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之一 国家通过税种的设置以及在税目、税率、加成征收或减免税等方面的规定，可以调节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三，税收是国家实现经济监督的重要手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思想，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造成冲击，更直接对税务部门建设和税务工作者个人思想产生激烈影响，面对挑战，优秀税务文化对于税务部门克服困难、应对挑战、加快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税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税机关进步与发展的标志，是推动国税事业发展的原动力，在当前社会经济和税收事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大力加强国税文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 中国古代税收的产生与发展
税收是一个古老的经济范畴，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税收是一个与国家发展有本质联系的分配范畴，它是随着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早在夏代我国就已经产生了国家凭借其政治力量进行强制课征的形式—贡，一般认为，贡是夏代王室对其所属部落或平民根据若干年土地收获的平均数按一定比例征收的农产物。到商代，贡逐渐演变为助法。到周代，助法又演变为彻法。夏、商、周三代的贡、助、彻，都是对土地收获原始的强制课征形式，在当时的土地所有制下，地租和赋税的某些特征，从税收起源的角度看，它们是税收的原始形式，是税收发展的雏形阶段。春秋时期，鲁国适应土地私有制发展实行的“初税亩”，标志着我国税收从雏形阶段进入了成熟时期。“初税亩”首次从法律上承认了土地私有制，是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也是税收起源的一个里程碑。除上述农业赋税外，早在商代，我国已经出现了商业手工业的赋税。商业和手工业在商代已经有所发展，但当时还没有征收赋税，即所谓“市廛而不税，并讥而不征。”
到了周代，为适应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开始对经过关卡或上市交易的物品征收“关市之赋”，对伐木、采矿、狩猎、捕鱼、煮盐等征收“山泽之赋”。这是我国最早的工商税收。
秦统一六国后，在原有赋税制度的基础上，对赋税制度进行了改进。田租、赋税是秦国家的重要财产来源。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封建国家实行了中央集权制度和常备军制度。君权扩张和政费膨胀，使得国君不得不实行专制课征，税收的专制色彩日益增强。赋役和力役是封建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赋役立法，隋及唐前期的赋税制度均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宋代仍沿袭唐两税法，但将两税分为田赋，同时宋盐税是国家主要财政收入，此外还对出海贸易的商舶及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商舶征税。到元代，开始对酒醋等也实行专卖并课税。另外还实行市舶课税法和商税法。明和历代一样，仍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农业税、田赋是国家最大的财政进项，明初年，为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户籍、土地状况进行了清查，编造了记载户籍的"黄册"和记载土地状况的"鱼鳞图册"，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国家仅次于赋役的税收，就是盐税。明代对内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十分发达。明政府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对投入流通的产品都依法征收赋税，国家由开始的法无明文规定任意征税到重视以法征税。清初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土地买卖的放开，将人口与土地绑缚在一起已经显得没有意义了。终于在康熙末年命令废止人丁税，实行地丁合一的制度。并且设立法案，表明这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决策更加有了法律保证。到民国时期为止，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及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税收制度逐渐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先是对城市工商业课征的间接税超过历史上的田赋，逐渐上升为主要的税收。比较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从外国引起了近代直接税。近代直接税于18世纪末的英国首先创立，19世纪在资本主义各国普遍推行。在我国，则从20世纪30和40年代才开始实行，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曾经为此专设了直接税署，起先是于1936年10月首次开征所得税，总结，中国赋税历史源远流长，夏代开始，就出现了贡。进入战国，以鲁国“初税亩”为标志，开始征收实物田税。租税制一直延续到秦、汉、两晋。北魏实行均田制，至唐发展成为租庸调制。安史之乱之后，唐开始实行以土地、财产为征税标准、分夏秋两季征收的“两税法”。“两税法”一直沿用到明代。明朝中期，张居正提出了将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的“一条鞭法”。清朝建立以后，在田赋征收上仍沿用“一条鞭法”，清朝中期实行“摊丁入地”，简化征收手续，完成了赋和役的合一。到近现代后逐渐引入西方的近代直接税，税收制度建设逐渐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二， 中国古代税收思想
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问题上，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大多主张以赋税收入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北宋的李觏提出了“国之所宝，租税也”。而有的则主张将财政收入来源的重点放在非税的经济收入上，比如《管子》一书反对强求的征籍，主张扩大经济收入以代替租税收入。至于如何扩大经济收入，《管子》一书提出了出乎一般人想象的卓越见解，主张用货币、价格、贸易等政策增加非税
的经济收入。在税收方面，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大多主张“轻税”，比如孔子和孟子提出的“轻徭薄赋”，隋文帝时期苏威提出的“轻赋役”，朱元璋轻徭薄赋以“阜民之财、息民之力”，丘浚提出的“上之取于下，固不可太过，亦不可不及”的思想等等。此外，按照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先秦时期的税收思想主要受春秋战国时期各思想家的影响，例如， 以孔子、孟子、荀况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主张薄赋敛，反对重税课。 先秦法家提倡通过法治以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反映在税收方面，不赞成无区别地轻税，主张运用税收的轻课与重课，推行其重农抑商的政策。秦朝至清朝时期，随着封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央集权统治的不断加强，税收成为维护封建统治加强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清后期体现尤为明显，税收思想的专制色彩日益增强。明代开始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经济逐步走向崩溃，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财政税收思想领域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当政者经常以重商原则作为处理国家财政税收事务的指针,当时国家的税收主要来源也有土地税负开始逐渐向商业税负转变。综合看来税收的属性本是国家的职能，而且以强制性、无偿性为其基本特征，中国古代的财税主张和措施客观上或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也反映了人民大众一定的要求和愿望，但归根结底是为了“取之于民”，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所以说收税者和纳税者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一致的。古代税制，尤其是重农抑商这一封建统治政府奉行的行政政策和税收原则，从经济上压抑了商品经济的自然发展，从政治上强化了封建统治的专制化和集权化，也是我国近现代时期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
三，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税制改革
建国以来，我国的税制体系基本上建立了双主体税复合税制的模式，即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辅之以其他税种的税制体系。特别是以1994年税制改革为分水岭，我国税制进入了全面改革和深化的阶段，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税制。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同时伴随着税制改革，1978年以前的这一阶段的税制发展，基本上是合并、简化的趋势。主要因为： 一是与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公有制经济处于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对税收的经济杠杆等调节分配作用认识还不够。尽管如此，我国这一阶段的税制还是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1979年以后，随着农村经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出现和逐步推广，对农业税制进行了适应性的改革和完善。1980年9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1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同时明确规定涉外企业继续沿用修订后的工商统一税，并要缴纳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至此，我国的涉外税制初步建立起来。1980年9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1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同时
明确规定涉外企业继续沿用修订后的工商统一税，并要缴纳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至此，我国的涉外税制初步建立起来。1984年国家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即对工商税制进行全面改革。两步利改税完成后，一方面基本理顺了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固定下来，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增强了企业活力，也使国家财政有了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初步确立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1994年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改革的方案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税制改革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积极借鉴外国税制建设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的，推行以后从总体上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经过这次税制改革和后来的逐步完善，到20世纪末，中国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收制度，对于保证财政收入，加强宏观调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些改革，中国的税制进一步简化、规范，税负更加公平，宏观调控作用增强，在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税收的连年大幅度增长。
四， 对古代税收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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