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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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8-01-11
察举制是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的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制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举士」（选拔人才）与「举官」（提拔官吏）没有分开。
察举制还有：（一）察举科目多，涵盖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选拔的范围也较广，为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较多晋身仕途的机会；（二）相对而言，察举制度执行严格，对举主和被举者均有赏罚，特别是举主，不得不谨慎行事，因而减少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察举制规定：（一）限年40岁以上才得举「孝廉」，此为「限年法」；（二）确定考试内容，「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三）对有特殊才干者，不限年龄。
察举制还有：（一）察举科目多，涵盖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选拔的范围也较广，为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较多晋身仕途的机会；（二）相对而言，察举制度执行严格，对举主和被举者均有赏罚，特别是举主，不得不谨慎行事，因而减少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察举制规定：（一）限年40岁以上才得举「孝廉」，此为「限年法」；（二）确定考试内容，「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三）对有特殊才干者，不限年龄。
第2个回答 2018-01-11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简介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年—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前87年），察举成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这说明以儒学为正统，从这时开始确立。这实际上是武帝的意见。
董仲舒是此次被察举者之一，由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认为治理天下，要靠皇帝的德政，不是靠天；并提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治天下不能光靠刑罚，又引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因此，治国以宣德政、施教化为主。此外，董仲舒还提出培育人才的方法：「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关于用人，他说用「天下之贤人」，量才授官。最后，董仲舒提出，要推「孔子之术」，对其他各家「皆绝其道」。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这篇对策，武帝听了非常信服，就定董仲舒为第，任为江都相。
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诏举贤良，董仲舒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举人之数，以及「四科」之制，被采纳。这是董仲舒对察举制正式确立和实行所作的贡献，并奠定了察举制度的基础。
演变
总述
汉代察举制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举士」（选拔人才）与「举官」（提拔官吏）没有分开。而且，「选举」与「考课」没有区分。察举的对象既有未入仕者（无官职者），也有入仕者（现任官吏）。选举科目的设置，也是对现任官吏的考课内容。总的来看，考试（考课）是辅助形式，不占主要地位。这说明汉代对选才、任职官吏的考核还未制度化、严格化。
到了东汉光武帝（公元25年—57年在位）时，开始对选拔与提拔的对象，施行「授试以职」，即进行文字方面的测试，内容有策、经、笺奏（章奏文体）等。初在部分科目，后向所有科目渗透，说明考试这一环节变得愈来愈重要。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诏辟四科，这所谓「四科」不是具体科目，而是与察举有关的四项标准。早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对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这两个时期提出的内容亦大体相同。
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时任尚书令的左雄提出「改察举之制」，主要内容是：
（一）「限年四十以上」；
（二）「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包括年龄及课试内容的规定。又提出「先诣公府」的办法，把考试分为两个层次，先在中央公府初试，再由尚书省复试。这是察举制度中考试环节的重大改革，是选才用才的一个进步。
东汉的察举人数
东汉时，由于察举制的弊端不断涌现，因而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其中察举的有关科目在人数上时有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各郡按人口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荐举名额。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各郡举明经之士，十万人以上推举五人，不满十万推举三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下诏，指幽、并、凉州等缘边地区，人口稀少，「良吏进仕路狭」，为此，令缘边各郡人口十万以上每年推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推举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推举一人。
不过，仍有不少科目是以郡为单位，不论人口多少，郡之大小，推举人数均相同。如：安帝本初元年（公元107年）令郡国举「敦厚质直」各一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国举「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国举「至孝笃行」各一人。
东汉时对「举主」任职年限，也有不同的规定。如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定「视事（解作任职）一岁以上至十岁」得举。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又定「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
年龄限制
汉代察举制度中，对被举者的年龄，在不同时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规定。这里简述东汉时的规定。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下诏规定：「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举」，规定举孝廉必须在40岁以上。但又规定：「其有茂才异行，不拘此例」，就是对有特殊才干者，可以放宽限制。上述规定，源于尚书令左雄的意见。左雄在关于察举改制的建议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对于「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龄」，即学识、才干特别高的人，年龄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对左雄的意见，但顺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终颁布了诏令。
其实以上的规定也不尽然。如在征诏博士人才时，年龄限制则为50以上。到质帝（公元145年—146年）时，又令郡国举明经之士，年龄限制在50以上，70以下。从以上例子可见，东汉时期对被举者年龄的限制，普遍偏高，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因为此举无疑是对于青年才俊仕途的压抑。
培养机制的建立
汉代察举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确立，但如果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想获得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必须建立相应的培养机制，而这个机制由西汉武帝开始，至东汉时期发展至高峰。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提出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说明董仲舒是很有远见的学者。而且把养士（教育）与选士相结合的做法，从长远看，对改善行政官员的质素，至为重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都城长安（今西安）设立了太学──国家最高学府。进入太学的称为「博士弟子」，条件是年龄18岁以上，仪表端正。甄选方法有二：
（一）由中央有关部门
（太常）典选；
（二）由地方郡县长官推荐。
博士弟子在太学里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有《诗》、《书》、《易》、《礼》、《春秋》等。每一年考试一次，是选拔性考试，通「一艺」（一种儒家经典）以上，可以任官，考获较高等级的能任「郎中」。如「一艺」也不通，该名博士弟子会被打发回家，而推选他的人还要受罚。这样严格的制度，不只能培养人才，还直接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官员。
太学刚成立时，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以后规模愈来愈大。主要原因是课程（经）门类增多（如《公羊》、《左传》、《尔雅》等等），一种经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公元前32年—前7年在位）时，博士弟子的名额增至3000员，东汉时更多达30000人，为太学规模之极盛时期。
魏晋时期
汉代之后是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20年到581年，长达300多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分裂纷争，政权交错。这时的选官制度，针对东汉后期大族名士主持乡闾评议及控制选举过程的流弊，改行「九品中正制」。但察举选士的办法仍在实行，不过退居次要地位。九品中正与察举本质上代表着两种选官导向。由于以九品中正为主，所以察举受到它的制约：由察举入仕者，也须经过中正品第，而且，入仕者的成分、升迁、地位等也受到相当的限制。
这时期的察举制，仍以举荐为中心环节，而当中有所变化：
（一）除岁科和常见的特科，如：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等继续延设外，其特科的设置更为灵活，范围扩大，增加了许多特诏科目。
（二）察举的对象，由原来的儒生、文吏两途，融合为一，儒生成为主体人选。这改变是从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开始的，规定「贡士以经学为先」。
（三）考试范围扩大、黜落程度加深。东汉时仅对孝廉一科的考试、黜落较严，西晋时扩大到秀才科。
（四）门第限制较宽松。魏晋南北朝时，下层人士通过察举入仕者，占了接近一半，在汉代仅占四分之一。至于高官子弟入仕，另有途径，不再通过察举了。总之，察举制的门第因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呈下降趋势的。
（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此外，汉代察举之得人，还要归功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在此之前，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加上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求贤若渴，于是大力推行察举制度，呈现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勃勃生机，造就了汉王朝成为当时的文明大国。
但由于汉朝选才之权集中在皇帝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员之手，人为因素对选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也是这一制度的根本弊端。当时被举者占四分之三是现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特别在东汉后期，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令流弊百出，察举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无遗。
简介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年—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前87年），察举成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这说明以儒学为正统，从这时开始确立。这实际上是武帝的意见。
董仲舒是此次被察举者之一，由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认为治理天下，要靠皇帝的德政，不是靠天；并提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治天下不能光靠刑罚，又引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因此，治国以宣德政、施教化为主。此外，董仲舒还提出培育人才的方法：「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关于用人，他说用「天下之贤人」，量才授官。最后，董仲舒提出，要推「孔子之术」，对其他各家「皆绝其道」。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这篇对策，武帝听了非常信服，就定董仲舒为第，任为江都相。
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诏举贤良，董仲舒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举人之数，以及「四科」之制，被采纳。这是董仲舒对察举制正式确立和实行所作的贡献，并奠定了察举制度的基础。
演变
总述
汉代察举制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举士」（选拔人才）与「举官」（提拔官吏）没有分开。而且，「选举」与「考课」没有区分。察举的对象既有未入仕者（无官职者），也有入仕者（现任官吏）。选举科目的设置，也是对现任官吏的考课内容。总的来看，考试（考课）是辅助形式，不占主要地位。这说明汉代对选才、任职官吏的考核还未制度化、严格化。
到了东汉光武帝（公元25年—57年在位）时，开始对选拔与提拔的对象，施行「授试以职」，即进行文字方面的测试，内容有策、经、笺奏（章奏文体）等。初在部分科目，后向所有科目渗透，说明考试这一环节变得愈来愈重要。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诏辟四科，这所谓「四科」不是具体科目，而是与察举有关的四项标准。早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对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这两个时期提出的内容亦大体相同。
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时任尚书令的左雄提出「改察举之制」，主要内容是：
（一）「限年四十以上」；
（二）「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包括年龄及课试内容的规定。又提出「先诣公府」的办法，把考试分为两个层次，先在中央公府初试，再由尚书省复试。这是察举制度中考试环节的重大改革，是选才用才的一个进步。
东汉的察举人数
东汉时，由于察举制的弊端不断涌现，因而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其中察举的有关科目在人数上时有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各郡按人口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荐举名额。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各郡举明经之士，十万人以上推举五人，不满十万推举三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下诏，指幽、并、凉州等缘边地区，人口稀少，「良吏进仕路狭」，为此，令缘边各郡人口十万以上每年推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推举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推举一人。
不过，仍有不少科目是以郡为单位，不论人口多少，郡之大小，推举人数均相同。如：安帝本初元年（公元107年）令郡国举「敦厚质直」各一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国举「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国举「至孝笃行」各一人。
东汉时对「举主」任职年限，也有不同的规定。如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定「视事（解作任职）一岁以上至十岁」得举。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又定「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
年龄限制
汉代察举制度中，对被举者的年龄，在不同时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规定。这里简述东汉时的规定。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下诏规定：「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举」，规定举孝廉必须在40岁以上。但又规定：「其有茂才异行，不拘此例」，就是对有特殊才干者，可以放宽限制。上述规定，源于尚书令左雄的意见。左雄在关于察举改制的建议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对于「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龄」，即学识、才干特别高的人，年龄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对左雄的意见，但顺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终颁布了诏令。
其实以上的规定也不尽然。如在征诏博士人才时，年龄限制则为50以上。到质帝（公元145年—146年）时，又令郡国举明经之士，年龄限制在50以上，70以下。从以上例子可见，东汉时期对被举者年龄的限制，普遍偏高，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因为此举无疑是对于青年才俊仕途的压抑。
培养机制的建立
汉代察举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确立，但如果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想获得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必须建立相应的培养机制，而这个机制由西汉武帝开始，至东汉时期发展至高峰。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提出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说明董仲舒是很有远见的学者。而且把养士（教育）与选士相结合的做法，从长远看，对改善行政官员的质素，至为重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都城长安（今西安）设立了太学──国家最高学府。进入太学的称为「博士弟子」，条件是年龄18岁以上，仪表端正。甄选方法有二：
（一）由中央有关部门
（太常）典选；
（二）由地方郡县长官推荐。
博士弟子在太学里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有《诗》、《书》、《易》、《礼》、《春秋》等。每一年考试一次，是选拔性考试，通「一艺」（一种儒家经典）以上，可以任官，考获较高等级的能任「郎中」。如「一艺」也不通，该名博士弟子会被打发回家，而推选他的人还要受罚。这样严格的制度，不只能培养人才，还直接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官员。
太学刚成立时，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以后规模愈来愈大。主要原因是课程（经）门类增多（如《公羊》、《左传》、《尔雅》等等），一种经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公元前32年—前7年在位）时，博士弟子的名额增至3000员，东汉时更多达30000人，为太学规模之极盛时期。
魏晋时期
汉代之后是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20年到581年，长达300多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分裂纷争，政权交错。这时的选官制度，针对东汉后期大族名士主持乡闾评议及控制选举过程的流弊，改行「九品中正制」。但察举选士的办法仍在实行，不过退居次要地位。九品中正与察举本质上代表着两种选官导向。由于以九品中正为主，所以察举受到它的制约：由察举入仕者，也须经过中正品第，而且，入仕者的成分、升迁、地位等也受到相当的限制。
这时期的察举制，仍以举荐为中心环节，而当中有所变化：
（一）除岁科和常见的特科，如：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等继续延设外，其特科的设置更为灵活，范围扩大，增加了许多特诏科目。
（二）察举的对象，由原来的儒生、文吏两途，融合为一，儒生成为主体人选。这改变是从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开始的，规定「贡士以经学为先」。
（三）考试范围扩大、黜落程度加深。东汉时仅对孝廉一科的考试、黜落较严，西晋时扩大到秀才科。
（四）门第限制较宽松。魏晋南北朝时，下层人士通过察举入仕者，占了接近一半，在汉代仅占四分之一。至于高官子弟入仕，另有途径，不再通过察举了。总之，察举制的门第因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呈下降趋势的。
（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此外，汉代察举之得人，还要归功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在此之前，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加上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求贤若渴，于是大力推行察举制度，呈现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勃勃生机，造就了汉王朝成为当时的文明大国。
但由于汉朝选才之权集中在皇帝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员之手，人为因素对选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也是这一制度的根本弊端。当时被举者占四分之三是现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特别在东汉后期，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令流弊百出，察举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