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侯和周天子的关系。

正如《史记•吴泰伯世家》所言，彼时，早年为避王位之争而奔吴的泰伯、仲雍，已经在远离周天子领地的蛮夷建起了自己的国家---“勾吴”。武王克殷之后，他迅速找到了泰伯、仲雍的后人，他的堂侄，已经做了吴国的第五代君主---周章。

同样，面对危境的周公的目光也投向了南方的勾吴国。成王的堂兄，已经“君吴”的周章。尽管刚刚吃过家族内耗的苦果，但他依旧坚信血缘亲情的神奇和忠诚。尽管此前，周武王最初对“吴国”和“虞国”的分封已经完成了周家嫡长子泰伯仲雍后人的认祖归宗之路。《汉书•地理志》在“河东郡•大阳”下标注说：“吴山在西，上有吴城，周武王封泰伯后于此，是为虞公，为晋所灭，有天子庙”。

但这一次，深受家国礼仪润染的周公和成王，给了泰伯后人更尊贵的礼遇。

按照大周朝通行的作法，周家兄弟嫡系元子外放，成为王朝的遍布四海的小宗，次子或其他子留在王城几内。他让周章的弟弟虞仲承继了仲雍世家的贵族爵位，依旧做“虞公”。他将已经“君吴”的周章进行了徙封，从原先享受 “王几”内贵族待遇的“吴君”变成了有战争杀伐权利的一方诸侯—“宜侯”。

宜侯

周朝的礼制，分封的诸侯不再享受世袭的待遇，就如同周公的儿子伯禽分封在鲁地不叫“鲁公”而叫“鲁侯”，徙封到郉地的周公四子“郉侯”一样，再一次被分封的周章有了自己的新头衔---“宜侯”。周成王，宜侯周章，鲁侯伯禽，郉侯，他们都是堂或嫡亲兄弟。从此，宜侯周章开始了自己偏居一隅拱卫王城的职业生涯。

彼时，被周公剿灭的东夷残余，一部分被迁到了薄姑，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青州附近，让周公的儿子“鲁公”伯禽监管。而另一部分则逃到了紧靠“勾吴”地界的江南“淹城”，也就是今天的江苏镇江、常州武进一带。想当年，这个东夷曾经搅得殷商若干年来不得安宁，也正是因为商王纣亲率众多邦国征讨东夷、耗尽国力刚刚归来，然后率疲惫之师匆忙迎周敌，才给了周王朝大好时机而一举灭了殷商。现在将东夷安置在自家嫡长子伯禽、自家的堂侄儿周章（也是嫡长子）眼皮底下看（此处念第四声）着，周公终于放下了这颗始终悬着的心了。

这一段历史，在《吕氏春秋》上有明确记载：“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师逐之，至于江南。”而且，由此及彼，周公以高瞻远瞩的视界，在周朝的边边角角，都布下了自己的诸侯国。从此，这些诸侯国像一粒粒棋子，洒落在周朝辽阔的疆土上。也因此，大大小小如“宜”一样的诸侯国，他们以血缘亲情，以君臣之宜，让宗族姻亲，前朝遗民，互为表里，紧密结合。国家层面，实行严格的分封制。家族层面，实行严格的宗法制。71个诸侯国，如同枝繁叶茂的“藩篱”，形成了一丛丛坚实的屏障，众星捧月般地拱卫着大周朝。

小邦国“宜”国也是。按照周朝的礼制，每逢大事，王都要占卜。也即：“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征战如此，分封也是如此。因此，像这样的徙封“周章”到“宜地”担当一方诸侯，也一定有这样的仪式。果然，在宜侯夨簋的铭文中，开头就是，王带着“虞侯”去到祖庙看武王成王伐商图，又顺带看了东国地图，命令“虞侯”迁到“宜”。

走马上任的“宜侯”， 如同“宜侯夨簋”真实地记录下的这段历史所说，从此，他也将在自己的封地上开疆拓土，建国立业，像吴国的列祖列宗一样，开始了护佑着“宜”地子民们新的征程。

事实上，从司马迁留下的千年谜案开始，对于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所出土的器物年份，不仅仅是两位大咖，国内众多考古学家或者历史学者都在试图揭开这个千年之谜，但说着说着，他们自己也是模棱两可。如，早年的陈梦家，在他的《西周铜器断代》书中，陈梦家在整体分类部分将宜侯夨簋分在了“成王”器，而在眉批上又将其改为“康王”器。而且，陈梦家对“郉侯簋”的年份判断上也有着自己的观点。比如，郭沫若在他的《大系》和唐兰的《史征》上一致考证“郉侯簋”为康王器，而陈梦家则将其明确定为成康时器。

闲说宜文化

但我个人觉得，无论是从传世文献，还是历史史实，还是器物文字上所展示的物品，我都倾向于“宜侯”是周公和成王时代徙封的。

首先，从国内形势来判断。有鉴于“三监之乱”和“东夷之乱”的历史教训，漫长的江南防线需要有一个坚实的屏障，让自己的嫡亲来站岗，当是必然的选择。

其次，倘若这个“簋”是在康王时候所铸造，按照周朝的礼制，但凡有重大事项，都必将会在当世的青铜器上有所反映，比如“何尊”的“武王伐纣”之大事记，“利簋”上的“成周落成”、“宅滋中国”等记载。而作为周王室嫡长子的后人，新封的“宜侯”，无论如何没有理由不在“簋”上记下这“成周迁都”或者“周公还政于成王”这些重大事项的。没有记录，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当时还没有发生，或者是时光已经久远记忆漫灭。由此推断，“簋”当铸在周公摄政期间。

第三，周王徙封时候，在惯常的“授土、授民、授器”条目下，赫然列出“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而这些器物在周朝，都具有军事色彩。在同期徙封的伯禽的赏赐品中，按“禽簋”内壁上的铭文解释：“王伐奄侯，周公谋禽祝，禽有脤祝，王赐金百寽。禽用作宝彝”。在同期的“郉侯簋”也真实地记录了那一次分封，“更郉侯服，易臣三品：州人、 人、庸人”，令郉侯易服就是让郉侯改换领地别居他处的意思，同样也是徙封。因为，只有当徙封或者分封的邦国处于不安定的状况，才会给予诸侯“代行天下之令”的军事杀伐权利。

显然，面对这3000多年前的疑案，无论怎样的努力，后来者都只是从历史或者文字的角度去推演这段历史。要对历史做出负责任的诠释，史学家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应当去遵循，即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必须是以“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好在，我只是闲说，也不怕，当然，更是期待，期待各位史学专家们的指点、拍砖。

痴迷于“宜侯夨簋上”的铭文研读愈多，愈加感觉“簋”所承载的故事愈发神秘，让人欲罢不能。比如周公，这样一个对大周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物，又有哪些印痕留在东乡的历史文脉里呢？欲知后事，敬请期待下一期《周公zhi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