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明王朝刚刚建立时，田野荒芜，经济凋敝，到处是破烂不堪的景象。河北平原遭受战争的破坏最为严重，很多地方道路榛塞，积骸成丘，人烟断绝。文化一向比较发达的汉中地区，也是荒草丛生，虎豹啸吟。往昔的繁荣胜地扬州，被朱元璋的军队攻占时，城中仅余居民十八家。人民力竭财尽了，地主贵族难以榨取到地租，封建政府的税源也近于枯竭。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朱元璋下决心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即位之初，他就召见各地来朝的府州县官，对他们说：“天下刚刚平定，百姓财力都很困乏，像刚学飞的小鸟，拔不得羽毛，新栽的树木，碰不得根，应该让他们休养生息，搞好生产。”他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并规定官吏的考核都要上报农桑的治绩，违反的官员要降职、处罚。
农业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受到朱元璋的特别重视。在封建时代，恢复和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是奖励垦荒和实行屯田。经过元末农民战争，不少官僚地主死亡逃散，他们霸占的土地有的回到农民手里，有的荒废了。朱元璋下令，凡是战争中抛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如果原来的田主回来，由官府另外拨给同等数量的荒地作为补偿。这实际上是对农民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果实的一种承认。对那些无主荒地，朱元璋则鼓励农民积极开垦。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各处的荒闲土地，允许百姓开垦，永为己业，免除徭役三年。过了两年，又规定北方郡县的近城荒地，授予无业的农民耕种，每户给十五亩，另给菜地二亩，有余力多种的，则不限亩数，并全部免除三年租税。类似的政策也施行于南方某些地区，如苏州府太仓每丁授田十六亩。后来还规定，在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允许农民尽力开垦荒地，官府不得征派赋税。许多逃亡农民，纷纷回乡垦荒，变成了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
明政府还大力推行屯田。屯田分为民屯、军屯和商屯三种。民屯主要是迁徙无业农民和降民、罪徒，从地狭人稠的地区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去垦荒屯种，由政府发给路费，有的还发给耕牛、农具和种子，三年不征赋税。如洪武三年（1370年），即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四千多户到凤阳屯垦，又迁沙漠遗民三万二千余户到北平屯种，还迁山西泽州（今晋城）、潞州（今长治）农民到河北。
整个洪武时代，屯垦的移民有数字可考的达到一百六十多万人，实际数字可能是此数的一倍还多。他们后来大多也变成了小自耕农。军屯由卫所军队承担，当时规定边地的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士由政府拨给五十亩土地，并发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屯种的头几年不必纳税，后来每亩交税一斗，其余的收获物留本卫所作军粮。明初一百多万军队的军粮，大部分出自军屯的收入，朱元璋曾自夸说：“我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商屯是军屯的一种补充。开始，明政府实行“中盐法”，令商人运粮到边境的卫所，然后发给价值相等的盐引，商人再持盐引到产盐地领取食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后来，商人干脆在边塞地区募民屯垦，就地缴粮，以减省运费，这便出现了商屯。
军屯和商屯的发展，使大量的荒闲土地得到了开发。
为了推动农业的发展，朱元璋非常注意水利的建设。即位当年，他就下令：
“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奏报。”后来，又特地指示工部大臣：“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涝的，都需根据地势加以修治。”洪武年间，兴修了许多大规模的灌溉工程，有的工程投入人工达数十万，可灌溉田地万顷至数万顷。如洪武六年（1373年）疏浚开封府自小木到陈州沙河口一十八闸，投入人工达二十五万，两年后疏浚泾阳洪渠堰，可灌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一带田地二百余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治理定海、鄞县的东湖，可灌田数万顷，次年开凿溧阳银墅东坝河道四千三百多丈，从嘉兴等州调集的民工多达三十五万九千七百人。更重要的是督促各地的官吏组织劳力，利用农闲，大力修建中小型的灌溉工程。例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派遣国子监生分赴全国各地，督促吏民兴修水利，到第二年底，全国即修治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河流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零四十八处。
朱元璋在位不过三十一年，就修建了这么多的水利工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另外，朱元璋还很注意水利工程的保护。明朝的法律规定，对盗决河防、圩岸陂塘者都要处以重刑，负责水利的官吏不修河防、圩岸或者修治不及时的，也要处刑。
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朱元璋还采取措施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元朝的农民对地主存在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法律规定佃户见地主要行仆人对主人之礼，地主打死佃户只受到杖一百七十下的刑罚，再交纳烧埋银五十两，便可了事。明政府规定，佃户见地主行小辈对长辈之礼，并取消了元律关于地主打死佃户只科以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的规定。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了一定的松弛。元代蓄奴的风气很盛，权贵勋戚都拥有大量的奴婢、驱口、驱丁，有的多达数千名。在元末农民战争的风暴中，不少奴隶摆脱了主人的束缚，赢得了自由，但也有一些农民因为饥荒又沦为奴隶。朱元璋下令，凡是在战乱中被迫为奴的，主人必须立即释放，恢复他们的自由民身份。并下令由政府出钱，赎还因饥荒而典卖为奴的男女。洪武十九年（1386年），仅河南布政使司即赎还了开封等府典卖为奴的男女二百七十四人。明朝法律还规定：功臣之家蓄养奴婢不得超过二十人；庶民之家不得养奴，否则要受到杖一百下的刑罚，并将奴婢放还为民；凡收留人家迷失的子女、在逃的子女卖作奴婢，或冒认自由民为奴婢的，都要处以重刑。
在改善农民地位的同时，朱元璋又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通过元末农民战争，朱元璋认识到对百姓如果榨取过甚，就会激起强烈的反抗，懂得了“步急则踬（摔跤），弦急则绝，民急则乱”的道理。即位之后，他反复强调，要把赋税徭役的征派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不可只顾眼前的利益，竭泽而渔，把老百姓榨得一干二净。明初制定的赋役法，规定民田一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按当时亩产最低一石而论，为三十税一。徭役的征派也比元末减轻许多。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元代的户口和土地簿籍已大部丧失，保存下来的也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地主便乘机隐瞒丁口和田产，逃漏徭役和赋税，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官吏也上下其手，乘机舞弊贪污，额外地加重农民的负担。朱元璋下令在全国普遍清查户口，丈量土地，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和洪武二十年（1387年）编制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a，作为征派赋役的依据。黄册编定后，又对徭役做了一番整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地主隐瞒丁口田产、逃避赋役的状况，使负担相对均平，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朱元璋出身贫苦，深知物力的艰难，农民的辛劳。他说：“士农工商四业之民，算农民最为辛苦。他们终年勤苦劳作，难得休息。遇到丰收年头，还可以吃饱，碰上水旱灾害，则全家挨饿。我穿件衣裳吃顿饭，总要想到种地织布的艰难劳累。”因此，他比较体恤民情，注意勤俭节约，力戒奢侈，惜用民力，以便减轻百姓的负担。有个内侍穿着新靴在雨中走路，朱元璋把他训斥了一顿。另一个散骑舍人穿着一件极华丽的新衣，朱元璋问他：“这衣裳花费多少钱？”他回答说：“五百贯。”朱元璋就说：“五百贯，这是一个数口之家的农民一年的费用，你却用来做一件衣裳，如此骄奢，实在是太糟蹋东西了。”他不仅要求别人节俭，对自己也是如此，他说：“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洪武八年（1375年）改建大内宫殿，他指示左右大臣：“我现在只要求把宫殿建得安全牢固，不追求华丽，凡是雕饰奇巧，一概不用。只有朴素坚壮，才可传之永久，使我的后代子孙，世守为法。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这是我所不为的！”他祭祀郊庙，拜褥的褥心用红布做成；乾清宫睡的御床，金龙画得很淡，若有若无，与中产人家的卧榻没有多大区别，每日早膳，只用蔬菜就餐。在他的影响下，后妃也都注意节约，穿的都是洗过几次的旧衣裳，从不盛装打扮，唯恐暴殄天物，剥伤民财。朱元璋还严格控制大规模的营建工程，地方上修建大型工程，一律要报请批准，才许动工。凡是不急需的工程，都尽量缓建。
一般工程，也尽可能安排在农闲时进行，以免耽误农时。他还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多次下令减免赋役，遇到灾情，则赈济钞、布、粮食，帮助农民度过灾荒。
这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除了农业，朱元璋对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颇为重视。朱元璋在抓农业时，特别注意抓经济作物的种植。明朝建立前，他在江南占领区就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种桑、麻、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按比例递加。明朝建立后又把这个命令推广到各地。后来，还让户部命令全国百姓多种桑、枣、柿和棉花，每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违令的全家充军。多种棉花的免税。为了鼓励农民尽量多种，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还下令，洪武二十六年以后栽种的桑、枣果树，不论多少，都免除赋税。经济作物的发展，特别是棉花的普遍种植，既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料，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朱元璋还改革了元代工匠常年服役的制度。洪武十九年（1386年）规定，工匠每三年赴京服役一次，每次三个月。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制定更加详密的工匠服役法，将工匠按工种的不同和赴京路程的远近重新编定班次，分为五年、四年、三年、二年或一年一班制，每班服役三个月，这种工匠称为轮班匠。另外一些固定在京城或各地官府做工的工匠，称住坐匠，每月服役十天。工匠在服役的时间之外，可以自由营业。在商税方面，朱元璋也做了整顿，规定三十税一，书籍农具免税，并裁撤税课司局三百六十四处。
“休养生息”政策的实行，使濒临绝境的社会经济慢慢复苏和发展起来了。
农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全国的垦田面积大量增加，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达到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比洪武元年（1368年）扩大了一倍多。比北宋最高的耕地数字增加了三百多万顷（元代没有全国耕地数字可作比较）政府的税粮收入也随着增加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达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石，比元朝一年的税粮收入增加了近两倍。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日趋发达。人口数字也迅速上升，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统计，全国共有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比元朝极盛时期的元世祖时代增加了一百九十五万户，七百万人。随着生产的发展，“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给人足，乐于为农”。在洪武年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在以后的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继续上升，从而形成了“明初盛世”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