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晚就要答案,明天就要考试了,知道的谢谢咯,这可是我现在全部的积分了
伊斯兰原教旨主意产生的历史背景
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形成的社会原因
伊斯兰教是非洲、阿拉伯地区人们的传统信仰,又是一种人生哲学和民风民俗。伊斯兰具有其它思想、制度无可比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呼吁复兴伊斯兰,并掀起广泛运动,这并不仅仅是由宗教因素引起的。
各种政治模式探索失败的起因。伊斯兰国家独立或半独立后,赶走了西方殖民者。在30多年时间里,穆斯林国家探索着发展和建设自己家园的道路,采取过各种政治模式。
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独立初采用了自由主义的宪法和议会制。但民主的产生不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增加或贸易上的需要,也不是由于公民施加了压力。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和印尼,自由主义是不在位的地主、城市名流和大商人的特殊领域,是与商业有联系的城市律师和政府官员的领域。所以,传统的庇护制仍然盛行,人民大众被当作受庇护者,没有享受到西方式民主。由于这种自由不能处理伊斯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问题,于是议会民主作为民族发展模式受到贬损。一旦遇到较长时间经济危机或军事失利,议会自由主义就会崩溃。由于其许诺的现代化理想与显微成效间的差距,议会民主的合理性受到怀疑。
20C上半叶欧洲曾盛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对于爱国主义意识不甚强烈的亚、非和拉美一些国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模式。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曾被认为是为那些把经济振兴和文化复苏作为目标的国家提供了最理想的解决方法。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各国的青年运动。但两次世界大战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强烈影响,成了这些国家的分水岭。新政治精英们对传统殖民势力(英、法)的衰落感觉更加强烈。战争和经济危机把伊斯兰社会推向新时代的泥潭。很快,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不再吸引他们。美苏的全球性影响取代了殖民主义的欧洲。
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软弱而不稳定。由于部落传统的庇护制与国家正规宪法之间存在矛盾,政治空间扩大了,出现了许多党派和组织。改革在社会福利方面收效甚微,却扩大了军队,建起了学校。为了刺激工业生产,相对有效的政治管理应运而生。在军人、教师、官员、医生、工程师和新生的工人阶级等阶层中,涌现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思想。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和政党提倡或采用了社会主义形式。到1950年,传统赛莱菲式的爱国主义及多党议会民主制被社会主义和战斗的民族主义取代。但这些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并非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人说它是重商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恩克鲁玛的泛非社会主义、赛古·杜尔的村社社会主义、尼雷尔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和工人自管主义、纳瑟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索马里的社会主义等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资本密集型工业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不利本地开发;以沿海为主的工业布局不合理;奢侈品或半奢侈品的生产没有给广大群众带来好处;农业受到损失,政府税收减少,粮食不能自给,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国有化部门如石油、矿山仍然为国际跨国公司的需要服务,非洲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减少,而从中产生的官僚阶级利用职权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扩大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鸿沟。
1950-1970年间,伊斯兰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家作为复兴和改革的中心机构变得日益重要,其改革重点是现代化、工业化和土地改革。宗教不得不屈从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人民大众及众多新目标。土耳其第一位总统凯末尔(1881-1973)于1922年和1924年分别废除了奥斯曼苏丹和哈里发,用世俗的欧洲法律代替了沙里亚 。国家从法制上摆脱了宗教对国家的控制,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和不受限制的夫权,建立了一夫一妻制和较为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教育改革旨在使教育摆脱宗教控制,建立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世俗国家这些不敬神的改革使伊斯兰教在政坛上失势了。因此,复兴伊斯兰教这个民族的基本信仰成了新一代信徒的当务之急。
以上种种“舶来品”(exotic)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没有给伊斯兰国家带来期望中的效果。物质没有富裕,精神失去依托,政治专制腐败未能根除。因此,在群众之中产生了向伊斯兰回归的倾向,希望通过第三条道路——伊斯兰道路——来改变此种面貌。
经济困扰和贫富悬殊的导因。独立以来,伊斯兰国家为发展本国经济采用了多种形式。但由于脱离本国国情,一些国家盲目接受了“超越发展”理论,搞“社会主义”或实行西方“消费社会”发展模式,以致造成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产业结构中,农业的比例下降,但总增长率没有提高,生产力没有发展。农业总收成虽有所增加,但由于内战、边界冲突和自然灾害,粮食仍然短缺。
独立后,中东地区曾特别注重工业发展,但发展速度仍然很慢。由于殖民统治者强迫被奴役国家生产他们所需产品,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是畸形的,独立后仍很难改变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形式。大多数国家依靠一两种初级商品出口。这种单一经济结构最易受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或其他国家因素的影响。
社会结构方面,人口的迅速增长、城市化、传统价值观和不适宜当地的现代主义的影响,导致城乡差距扩大,消费畸形结构。由于人口增长快,经济发展的费用就相应减少以便用于赡养等福利问题。人口结构也不合理。另外,由于农村经济被破坏,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引起就业困难,居民经济和社会观念发生变化。面临贫困和失业的人们极易转向原教旨主义,尤其是青年人,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如此之少,更容易走上极端道路。
许多国家负债累累,远远超出了偿还能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产油国积累了巨额石油财富,但却落入了王公贵族、部落酋长和军政要员手里。当权者照搬西方模式,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有些要员和商人合伙,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从中得利。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与伊斯兰平均主义产生冲突,使宗教势力重新抬头。原伊朗国王巴列维因为实行“白色革命”即全盘西化而被逐出国外。
伊斯兰文化认同感丧失的反应。随着殖民入侵的深入,以人文科学和自由主义为特色的西方文化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渗入到伊斯兰世界,对伊斯兰传统文化结构产生了强烈冲击。有识之士开始反省自己的过去、传统及文化,倡导宗教政治改革,借鉴和采用西方实证科学思想以谋求伊斯兰社会现代化。他们把人的现代化放在仅次于经济现代化的位置,主张发展教育。改革中心是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传统教育,如男女学生同窗共读,妇女可以不带面纱、享有工作权及婚姻自主权等。这些改革改变了社会意识和人的观念。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增加,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随之而来,西方生活中的腐朽内容冲击着古老传统和习惯,统治阶层过着西方化的享乐生活。为了对付原教旨主义,一些西方国家有意识地进行了文化渗透。伊朗对此不安,其宗教领袖最近向新老志愿者指出了新的敌人:“文化侵略者已粉墨登场,他们带来了电影、诗歌和文学,那些假文人的言论试图污染革命的一代。”这些人花钱拍摄色情片并免费提供给伊朗青年。伊朗是原教旨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家,西方的这些措施是为了动摇青年的意志。
在世俗国家,统治阶层西方化的生活使中下层人民想起了殖民时代和帝国主义,引起他们深深的憎恨;前者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效仿又损害了穆斯林对自身的认同。很多所谓西方化了的穆斯林对于还未成为不折不扣的西方人似乎甚感无所适从,他们有一种照搬舶来品的感觉。按照他们的形象,他们既非西方人又非穆斯林,因此就无从谈起他们自己的任何认同。
原教旨主义把伊斯兰文化的失范和穆斯林认同的丧失、社会的腐化堕落及一切邪恶、不义之举都归咎于西方价值观念的植入和偏离伊斯兰正道。他们认为,要摆脱自身目前困境,要有效地抵抗西方文化侵略,只有在宗教上返回原典,在文化上返祖归根。伊斯兰教具有强大的认同功能和整合性功能,它能将宗教、政治和文化凝聚在一起。它既是一种精神信仰,又是一套政治制度;既是一种神学学说,又是一种生活哲学;既是一套伦理规范,又是一套生活方式。原教旨主义的发展与伊斯兰教的特殊性不无关联。它既是穆斯林们内在幻灭感和失衡感的外在表现,又是宗教道德使命感的内在驱动。
某些国际因素激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精神。阿拉伯国家独立后,曾以民族精神为纽带,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的侵略。但由于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原因,未能采取有效的联合行动,致使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有力量进行扩张。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丧失了大片领土,包括西奈、戈兰高地和约旦河两岸。那以后,埃及单方面与以色列媾和,签订了埃以和约,这被认为是丢了穆斯林的脸。萨达特因此被当作穆斯林世界最大的异教徒而于1981年被埃及原教旨主义组织刺杀。但他的“耶路撒冷”之行却结束了阿以长期全面对抗的局面,开始了就巴勒斯坦问题同以色列的谈判。埃及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许多阿拉伯国家同它断绝了关系。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是阿以冲突的相持阶段,阿拉伯放弃了“三不政策”,以色列自恃强大军事力量和美国袒护,仍持强硬态度,美苏从各自利益出发玩弄“零合游戏”。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标志着阿以冲突步入和平解决阶段。由于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冷战时代宣告结束。在美国推动下,中东和会如期举行。在第八轮谈判中,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组织哈马斯绑架并杀害了以色列边防警官,以当局报复而驱赶了418名巴勒斯坦人,致使谈判双方不欢而散。阿以冲突的人拖不决很伤穆斯林的感情。
海湾战争、苏联解体使中东政治格局发生了二战以来最令人瞩目的变化。美国曾因偏袒以色列而得罪过大批阿拉伯国家。1990年8月,它取得了海湾战争的胜利而改善了其在中东的战略处境,政治影响明显上升。苏联解体使美国在中东失去了对手,两极对峙旧格局被打破,美趁机把中东作为它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试验场,以形成美国领导下的中东新格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共运遭受挫折,一些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已放弃或将放弃社会主义,这些国家积聚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激化。美、法等西方国家利用它们政治软弱、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等一些暂时困难,强迫它们实行多党民主,使这些地区发生有利于西方的变革。西方国家还将民主与援助挂钩、人权与合作联系,推销其民主以彻底消灭社会主义在非洲的影响。在此情况下,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减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试图填补这一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人们对苏联和东欧的变化感到惶恐,对西方施加的压力感到愤慨,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西方代表富裕的穆斯林来同贫穷的穆斯林作战。原教旨主义势力在这一民主化过程中异常活跃,发展迅速,它们利用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过渡,分享权力或夺取政权。由于有民众的支持,在选举中它们很容易取得成功。
总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潮并在90年代再次高涨都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于阿拉伯国家内部长期经济困扰、政治专制、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贫富悬殊加剧、思想混乱及文化失范等社会矛盾激化引起。原教旨主义在民主化过程中的高涨又与冷战结束、世界处于新格局形成中的国际大气候密切相关。
伊斯兰教是非洲、阿拉伯地区人们的传统信仰,又是一种人生哲学和民风民俗。伊斯兰具有其它思想、制度无可比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呼吁复兴伊斯兰,并掀起广泛运动,这并不仅仅是由宗教因素引起的。
各种政治模式探索失败的起因。伊斯兰国家独立或半独立后,赶走了西方殖民者。在30多年时间里,穆斯林国家探索着发展和建设自己家园的道路,采取过各种政治模式。
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独立初采用了自由主义的宪法和议会制。但民主的产生不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增加或贸易上的需要,也不是由于公民施加了压力。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和印尼,自由主义是不在位的地主、城市名流和大商人的特殊领域,是与商业有联系的城市律师和政府官员的领域。所以,传统的庇护制仍然盛行,人民大众被当作受庇护者,没有享受到西方式民主。由于这种自由不能处理伊斯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问题,于是议会民主作为民族发展模式受到贬损。一旦遇到较长时间经济危机或军事失利,议会自由主义就会崩溃。由于其许诺的现代化理想与显微成效间的差距,议会民主的合理性受到怀疑。
20C上半叶欧洲曾盛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对于爱国主义意识不甚强烈的亚、非和拉美一些国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模式。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曾被认为是为那些把经济振兴和文化复苏作为目标的国家提供了最理想的解决方法。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各国的青年运动。但两次世界大战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强烈影响,成了这些国家的分水岭。新政治精英们对传统殖民势力(英、法)的衰落感觉更加强烈。战争和经济危机把伊斯兰社会推向新时代的泥潭。很快,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不再吸引他们。美苏的全球性影响取代了殖民主义的欧洲。
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软弱而不稳定。由于部落传统的庇护制与国家正规宪法之间存在矛盾,政治空间扩大了,出现了许多党派和组织。改革在社会福利方面收效甚微,却扩大了军队,建起了学校。为了刺激工业生产,相对有效的政治管理应运而生。在军人、教师、官员、医生、工程师和新生的工人阶级等阶层中,涌现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思想。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和政党提倡或采用了社会主义形式。到1950年,传统赛莱菲式的爱国主义及多党议会民主制被社会主义和战斗的民族主义取代。但这些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并非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人说它是重商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恩克鲁玛的泛非社会主义、赛古·杜尔的村社社会主义、尼雷尔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和工人自管主义、纳瑟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索马里的社会主义等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资本密集型工业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不利本地开发;以沿海为主的工业布局不合理;奢侈品或半奢侈品的生产没有给广大群众带来好处;农业受到损失,政府税收减少,粮食不能自给,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国有化部门如石油、矿山仍然为国际跨国公司的需要服务,非洲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减少,而从中产生的官僚阶级利用职权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扩大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鸿沟。
1950-1970年间,伊斯兰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家作为复兴和改革的中心机构变得日益重要,其改革重点是现代化、工业化和土地改革。宗教不得不屈从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人民大众及众多新目标。土耳其第一位总统凯末尔(1881-1973)于1922年和1924年分别废除了奥斯曼苏丹和哈里发,用世俗的欧洲法律代替了沙里亚 。国家从法制上摆脱了宗教对国家的控制,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和不受限制的夫权,建立了一夫一妻制和较为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教育改革旨在使教育摆脱宗教控制,建立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世俗国家这些不敬神的改革使伊斯兰教在政坛上失势了。因此,复兴伊斯兰教这个民族的基本信仰成了新一代信徒的当务之急。
以上种种“舶来品”(exotic)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没有给伊斯兰国家带来期望中的效果。物质没有富裕,精神失去依托,政治专制腐败未能根除。因此,在群众之中产生了向伊斯兰回归的倾向,希望通过第三条道路——伊斯兰道路——来改变此种面貌。
经济困扰和贫富悬殊的导因。独立以来,伊斯兰国家为发展本国经济采用了多种形式。但由于脱离本国国情,一些国家盲目接受了“超越发展”理论,搞“社会主义”或实行西方“消费社会”发展模式,以致造成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产业结构中,农业的比例下降,但总增长率没有提高,生产力没有发展。农业总收成虽有所增加,但由于内战、边界冲突和自然灾害,粮食仍然短缺。
独立后,中东地区曾特别注重工业发展,但发展速度仍然很慢。由于殖民统治者强迫被奴役国家生产他们所需产品,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是畸形的,独立后仍很难改变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形式。大多数国家依靠一两种初级商品出口。这种单一经济结构最易受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或其他国家因素的影响。
社会结构方面,人口的迅速增长、城市化、传统价值观和不适宜当地的现代主义的影响,导致城乡差距扩大,消费畸形结构。由于人口增长快,经济发展的费用就相应减少以便用于赡养等福利问题。人口结构也不合理。另外,由于农村经济被破坏,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引起就业困难,居民经济和社会观念发生变化。面临贫困和失业的人们极易转向原教旨主义,尤其是青年人,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如此之少,更容易走上极端道路。
许多国家负债累累,远远超出了偿还能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产油国积累了巨额石油财富,但却落入了王公贵族、部落酋长和军政要员手里。当权者照搬西方模式,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有些要员和商人合伙,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从中得利。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与伊斯兰平均主义产生冲突,使宗教势力重新抬头。原伊朗国王巴列维因为实行“白色革命”即全盘西化而被逐出国外。
伊斯兰文化认同感丧失的反应。随着殖民入侵的深入,以人文科学和自由主义为特色的西方文化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渗入到伊斯兰世界,对伊斯兰传统文化结构产生了强烈冲击。有识之士开始反省自己的过去、传统及文化,倡导宗教政治改革,借鉴和采用西方实证科学思想以谋求伊斯兰社会现代化。他们把人的现代化放在仅次于经济现代化的位置,主张发展教育。改革中心是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传统教育,如男女学生同窗共读,妇女可以不带面纱、享有工作权及婚姻自主权等。这些改革改变了社会意识和人的观念。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增加,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随之而来,西方生活中的腐朽内容冲击着古老传统和习惯,统治阶层过着西方化的享乐生活。为了对付原教旨主义,一些西方国家有意识地进行了文化渗透。伊朗对此不安,其宗教领袖最近向新老志愿者指出了新的敌人:“文化侵略者已粉墨登场,他们带来了电影、诗歌和文学,那些假文人的言论试图污染革命的一代。”这些人花钱拍摄色情片并免费提供给伊朗青年。伊朗是原教旨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家,西方的这些措施是为了动摇青年的意志。
在世俗国家,统治阶层西方化的生活使中下层人民想起了殖民时代和帝国主义,引起他们深深的憎恨;前者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效仿又损害了穆斯林对自身的认同。很多所谓西方化了的穆斯林对于还未成为不折不扣的西方人似乎甚感无所适从,他们有一种照搬舶来品的感觉。按照他们的形象,他们既非西方人又非穆斯林,因此就无从谈起他们自己的任何认同。
原教旨主义把伊斯兰文化的失范和穆斯林认同的丧失、社会的腐化堕落及一切邪恶、不义之举都归咎于西方价值观念的植入和偏离伊斯兰正道。他们认为,要摆脱自身目前困境,要有效地抵抗西方文化侵略,只有在宗教上返回原典,在文化上返祖归根。伊斯兰教具有强大的认同功能和整合性功能,它能将宗教、政治和文化凝聚在一起。它既是一种精神信仰,又是一套政治制度;既是一种神学学说,又是一种生活哲学;既是一套伦理规范,又是一套生活方式。原教旨主义的发展与伊斯兰教的特殊性不无关联。它既是穆斯林们内在幻灭感和失衡感的外在表现,又是宗教道德使命感的内在驱动。
某些国际因素激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精神。阿拉伯国家独立后,曾以民族精神为纽带,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的侵略。但由于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原因,未能采取有效的联合行动,致使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有力量进行扩张。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丧失了大片领土,包括西奈、戈兰高地和约旦河两岸。那以后,埃及单方面与以色列媾和,签订了埃以和约,这被认为是丢了穆斯林的脸。萨达特因此被当作穆斯林世界最大的异教徒而于1981年被埃及原教旨主义组织刺杀。但他的“耶路撒冷”之行却结束了阿以长期全面对抗的局面,开始了就巴勒斯坦问题同以色列的谈判。埃及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许多阿拉伯国家同它断绝了关系。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是阿以冲突的相持阶段,阿拉伯放弃了“三不政策”,以色列自恃强大军事力量和美国袒护,仍持强硬态度,美苏从各自利益出发玩弄“零合游戏”。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标志着阿以冲突步入和平解决阶段。由于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冷战时代宣告结束。在美国推动下,中东和会如期举行。在第八轮谈判中,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组织哈马斯绑架并杀害了以色列边防警官,以当局报复而驱赶了418名巴勒斯坦人,致使谈判双方不欢而散。阿以冲突的人拖不决很伤穆斯林的感情。
海湾战争、苏联解体使中东政治格局发生了二战以来最令人瞩目的变化。美国曾因偏袒以色列而得罪过大批阿拉伯国家。1990年8月,它取得了海湾战争的胜利而改善了其在中东的战略处境,政治影响明显上升。苏联解体使美国在中东失去了对手,两极对峙旧格局被打破,美趁机把中东作为它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试验场,以形成美国领导下的中东新格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共运遭受挫折,一些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已放弃或将放弃社会主义,这些国家积聚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激化。美、法等西方国家利用它们政治软弱、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等一些暂时困难,强迫它们实行多党民主,使这些地区发生有利于西方的变革。西方国家还将民主与援助挂钩、人权与合作联系,推销其民主以彻底消灭社会主义在非洲的影响。在此情况下,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减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试图填补这一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人们对苏联和东欧的变化感到惶恐,对西方施加的压力感到愤慨,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西方代表富裕的穆斯林来同贫穷的穆斯林作战。原教旨主义势力在这一民主化过程中异常活跃,发展迅速,它们利用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过渡,分享权力或夺取政权。由于有民众的支持,在选举中它们很容易取得成功。
总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潮并在90年代再次高涨都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于阿拉伯国家内部长期经济困扰、政治专制、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贫富悬殊加剧、思想混乱及文化失范等社会矛盾激化引起。原教旨主义在民主化过程中的高涨又与冷战结束、世界处于新格局形成中的国际大气候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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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1-04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前因后果(资料)
过去廿多年,在阿拉伯世界,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的现象,一直引起不少人兴趣。到目前为止,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掌权的国家,已经有伊朗、苏丹、阿富汗;正在发动着反对当地政府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有埃及、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及土耳其。
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评价也众说纷云。有自由派直指它就是法西斯主义,所以自由主义者应当站在原有政府一边去反对它;也有左翼认为它代表进步的反帝力量,所以应当支持它。
原教旨主义不是铁板一块
问题在于,不仅伊斯兰教,就连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本身,都不是铁板一块。原教旨主义之间自然有一些共同点,例如主张严厉执行古代回教的教规,例如禁酒、妇女戴面巾及不得工作,以至拒绝接受西方文化与音乐等。但是,这种宗教解释上的共同点并不能化为政治与社会立场上的共同点。沙特阿拉伯也一直严格执行旧的回教教规,但是它却一直亲美,还支持1991年美国攻击伊拉克,并因此同许多原教旨主义盟友,例如阿尔及利亚的回教党决裂。后来我们还知道,因此同沙特政权决裂的还有拉登呢。
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拒绝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性。但是拉登不也大量使用现代科技吗?伊朗的例子进一步说明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虽然在1979年「革命」的初期,霍梅尼政权严厉执行回教教规,但是不久之后就逐渐放宽。女性能否接受教育、出外工作及避孕。可算是「现代性」的标记。塔利班政权以回教之名坚决反对,但是今天在伊朗,女性公务员已经占三成(相当于「伊斯兰革命」前);女性避孕的有两成多。女性戴面纱的规定已经大为放宽;女性可以投票(而且也有女议员)、可以上学甚至接受军事训练。
伊朗的例子说明,同奉一本可兰经,并不能代表政治上的一致性,因为当代社会已经不是公元七世纪的牧民与行商的社会。资本主义越发展就难以避免吸纳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这又要求女性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结果就难免要放弃一些旧教规。同其它民族国家的竞争以至斗争也常常迫使统治者重新解释教规。就连霍梅尼在生时,他的最亲近门徒也一再反对最保守的教士,嘲笑后者不让自己的女儿受教育诚属无知,拒绝利用电视、电台等科技更是可笑。
所以,不仅回教徒不一定是恐怖主义,就连原教旨主义本身,也不必然具有共同的政治属性。在原教旨主义那里,从极右到极左,从亲帝到反帝都有。可以说,社会上有多少个社会集团,就有多少个回教。有属于半封建地主及控制了庙宇及土地的教士的回教,也有经营现代资本主义大企业的阿拉伯资本家的回教。当然也有广大的穷人、小资产阶级和学生的回教。不同人可以对可兰经各取所需(宗教语言的特点往往是抽象的及道德说教的,所以更容易这样),结果就是有各种政治立场的回教徒。
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曲折重重
像塔利班及拉登那样的回教教派当然是阿拉伯及世界人民的敌人。过去廿年,在许多回教国家,这种反动教派都有长足增加。这种「宗教狂热」本身是有深刻的政治与经济原因的。虽然二战前后许多伊斯兰国家都争取到独立及进行工业化,有一些甚至开始了世俗化及建设了形式上的议会选举,但是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由于本身的落后性,而及始终依附于由帝国主义操纵的世界资本主义,所以始终无法实现其完全现代化的承诺。民族独立已经完成了,但构成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的土地革命,却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能真正完成。即使像阿尔及利亚那样曾经产生过激进左翼政权的国家,八百万农村人口中只有二百万获得一点土地,其余大部份无地或少地农民不是继续留在农村过着赤贫生活,就是逃到城市找那极难找到的工作,而且其农民身份始终被城市居民视为异乡人,乡下佬。反观那些西化的统治精英,口说流利法语,占据了国家统治机器的职位,虽只占人口的百份之一,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在这种强烈对比下,越来越多破产的农村个体户被貌似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吸引,也就不难明白了。本来,这种教义过去首先吸引地主阶级,但是,由于不少农民对土地改革失望,所以他们开始转向,寻找新出路。而这时教士们向他们解释,他们的苦难来自西化及不敬真神,不读可兰经。经书不是教富人要对穷人慈悲为怀,缴纳济贫税吗?不是教穷人要尊重富人财产吗?如果富人穷人都能遵此训诲,又怎会有社会动荡、贫穷及战争?土地改革之所以行不通,正因为它背离了教义,使穷富之间发生战争。国家之所以危机处处,则是因为统治精英为西方文化所败坏。所以,阿尔及利亚的回教党的纲领就是反对工人罢工,反对土地革命。它虽也反对国家统治者,而且表面上很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它着重的是从宗教及文化上去反对:反对在伊斯兰国家说法语(阿国从前是法国殖民地),反对播放西方电影与音乐,强迫妇女回到家庭及戴上面纱。在统治精英所推行的现代化走投无路之际,原教旨主义者就靠一种「回到从前」去寻找安慰。
其它伊斯兰国家都或多或少经历这一过程。原教旨主义可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但包括其它阶层的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强烈而又思想混乱的抗议;抗议他们既未能成功摆脱帝国主义的间接操纵,又未能成功使国家现代化、却又只知残民自肥。伊朗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埃及总统沙特因展开与美国及以色列的和平谈判而被激进回教徒剌杀,阿富汗从1973年帝制被推翻之后的长达卅年的内战与动乱,都同上述因素有密切关系。
没有出路的青年学生拥抱原教旨主义
但原教旨主义的最主要政治力量来自青年学生。这里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是因为青年学生在衰败的资本主义与半封建主义的混合经济中,地位最不稳固,前途至为暗淡。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需要,许多回教国家都大力发展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新一代的高中及大专学生。从前大学生大多来自西方精英阶层;但是,过去几十年越来越多城市小资产阶级、小地主的子弟有了机会晋升大学。这些子弟较少西化,较多保存传统宗教信仰及习惯,而且往往因为受到西化精英的排挤而更自觉地强化原来的「传统」身份。连一些女大学生也以戴面纱为荣。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在毕业后却不容易找到较好工作。在阿尔及利亚,由于好工作往往被说法语的上层阶层所垄断,原教旨主义成为不少只说阿拉伯语的中下层学生的斗争旗帜。贬法语而扬阿拉伯语,不仅是宗教问题,而且首先是经济利益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大批没能升上大学的中学生。他们更陷于一种进退为谷的境界。但是,成为原教旨主义温床的,首先得数近二十年如雨后春笋般的宗教学校。许多回教国家都无法为人民提供起码的基本设施。在巴基斯坦,在1982至1992年的十一年间,人口增加了33%,但基本设施只增加6.9%。外资的涌入使农村破产加速。许多人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这时候,许多原教旨主义者借着财雄势大(许多人都有从事毒品买卖),在巴国及其它回教国家建立了许多宗教学校。在巴国,这种趋势还得到当年统治者齐亚将军的赞助,为的是拿原教旨主义者来反对左翼。1971年巴基斯坦只有900间宗教学校,但是到了齐亚将军统治末年,便已增至8000间,还有另外25000间没注册。这些宗教学校成为穷人子弟受教育的唯一机会,而且学校还往往提供住宿饮食,所以极受他们欢迎。这些学校教士往往以极严厉校规整治学生,包括以铁链锁住犯规学生,长年禁止外出,没完没了的诵经。许多学生一直到成年都不让见到女性,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有多大害处实在不难了解。事实上,阿富汗的塔利班一词,原意即为宗教学生。而许多塔利班人都是从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毕业的。这种封闭而野蛮的教育方式培育了一大批狂热、专横、缺乏独立思想的宗教信徒,他们对这个世界,对妇女以至对人类,仇恨心理可能比爱护心理更强烈。
美国、苏联与伊斯兰世界
不过,如果没有英美帝国主义的插手培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恐怖主义倾向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在战后印度尼西亚,美国中情局一直与右翼军人合作培植反共的回教党。回教党在1965年的政变中帮助了苏哈图屠杀了一百万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在埃及、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也都是这样。拉登本人更是美国中情局刻意培植来抵抗入侵阿富汗的苏军。(请参阅同期有关此题目的文章)
但是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及其一众中东共产党的叛卖,以及此一叛卖所最后导致的苏联的自我崩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不会在九十年代迅速发展。在五、六十年代,左派在中东(以及世界各地)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连一些中高层军官也因此亲苏左倾(最著名例子是埃及的纳塞尔),甚至想横仿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本来呢,斯大林本人不见得真心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帝。其实,他自己也是以色列的「教父」,因为他有份支持成立以色列国,尽管这违反了阿拉伯人民意愿。但是,在冷战时期,苏联毕竟好像代表了反帝的最重要力量,所以不少阿拉伯人似乎愿意忘记斯大林的罪恶。可是,斯大林死后及其往后几十年,苏联官僚统治者那种自私自利、不惜拿各国人民的利益作为同美国讨价还价的棋子的阴险做法,只有变本加厉,而无真正减少。早在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中,当埃及人民奋勇反击英、法、以侵略之时,苏联代表却与美国代表在联合国一起投票要「双方」停火,却不包括要以色列彻出占领区。这种背叛使整个中东都爆发群众示威,「苏联佬出卖了我们!」的口号响彻云霄。往后几十年,「苏联佬」依旧固我,而且越加傲慢,竟至于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诚然,后来的亲苏政权进行过一些进步改革,但是功不补患。廿世纪历史早证明,用枪杆子是建设不起社会主义的。所以,苏联在阿富汗的一败涂地,实际上也预兆了苏联自己的命运。连苏联自己也日益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日益亲美。难怪以苏为代表的那种「社会主义」左派,虽然在中东火红过一段时期,到了八十年代末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苏联崩溃之后,就更加信誉扫地。而中、俄两国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都不去阻止美帝攻击伊拉克(中国代表在安理会中只投弃权票,不投反对票),就足以令到阿拉伯人民心寒了。一方面,整个回教世界,从中东到印度尼西亚,从巴基斯坦到阿富汗,都陷入巨大社会及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原来吸引过无数热血青年的社会主义左派(斯毛版本),却又丧失了吸引力了,这种思想真空遂使「回到从前的教义」反而成为「新出路」。
不过,原教旨主义将比苏联式社会主义更快破产。毕竟,原教旨主义在反对甚么上还比较清楚,但是在支持甚么政治、经济立场上就非常混乱模糊。这本是很自然的,因为一部可兰经无法为当代社会提供甚么认真的指导。所以,在伊斯兰的共同旗帜下,事实上存在各种矛盾以至敌对解释及派系。而不论哪一派,都没能在依附性的落后资本主义之外寻找新出路。即使已经完成「伊斯兰革命」的国家伊朗,情况也不能令人萌生敬意。
越「革命」越依附帝国主义
伊朗在「革命」廿年多后的今天,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左翼及共产党给教士们摧残净尽了;在当年杀了100多个「性犯罪者」(包括同性恋者)之后,人民的生活习惯也「净化」了许多了。但教士们也终于承认,毕竟市场经济是最好的调节器。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是纹风不动。而伊朗经济结果怎样呢?它还是陷入了一切发展中国家所陷入的那样的死胡同: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之欠发展。国家仍要依赖石油作为主要的换汇商品,但是油价的持续下滑使换汇日益困难,因而也使入口先进设备日益困难。基本生活品物价飞涨,外债高达三百亿美元。为了偿债,统治者接受世界货币基金会的贷款,但要以实行私有化、开放市场给外资为代价。政治上高喊反帝多年,但回过头来还得在经济上向帝国主义出让经济主权。这就是为甚么前几年伊朗发生了人民骚乱及学生反政府示威。阿富汗即使没有九一一事件的冲击,它那套更荒唐的原教旨主义同样不能在依附性的落后资本主义之外找到新出路。
这当然不是说,原教旨主义会很快消失。只要真正的出路还没有找到,各种非理性的「激进」思想就会始终具有吸引力。(许由)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过去廿多年,在阿拉伯世界,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的现象,一直引起不少人兴趣。到目前为止,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掌权的国家,已经有伊朗、苏丹、阿富汗;正在发动着反对当地政府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有埃及、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及土耳其。
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评价也众说纷云。有自由派直指它就是法西斯主义,所以自由主义者应当站在原有政府一边去反对它;也有左翼认为它代表进步的反帝力量,所以应当支持它。
原教旨主义不是铁板一块
问题在于,不仅伊斯兰教,就连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本身,都不是铁板一块。原教旨主义之间自然有一些共同点,例如主张严厉执行古代回教的教规,例如禁酒、妇女戴面巾及不得工作,以至拒绝接受西方文化与音乐等。但是,这种宗教解释上的共同点并不能化为政治与社会立场上的共同点。沙特阿拉伯也一直严格执行旧的回教教规,但是它却一直亲美,还支持1991年美国攻击伊拉克,并因此同许多原教旨主义盟友,例如阿尔及利亚的回教党决裂。后来我们还知道,因此同沙特政权决裂的还有拉登呢。
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拒绝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性。但是拉登不也大量使用现代科技吗?伊朗的例子进一步说明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虽然在1979年「革命」的初期,霍梅尼政权严厉执行回教教规,但是不久之后就逐渐放宽。女性能否接受教育、出外工作及避孕。可算是「现代性」的标记。塔利班政权以回教之名坚决反对,但是今天在伊朗,女性公务员已经占三成(相当于「伊斯兰革命」前);女性避孕的有两成多。女性戴面纱的规定已经大为放宽;女性可以投票(而且也有女议员)、可以上学甚至接受军事训练。
伊朗的例子说明,同奉一本可兰经,并不能代表政治上的一致性,因为当代社会已经不是公元七世纪的牧民与行商的社会。资本主义越发展就难以避免吸纳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这又要求女性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结果就难免要放弃一些旧教规。同其它民族国家的竞争以至斗争也常常迫使统治者重新解释教规。就连霍梅尼在生时,他的最亲近门徒也一再反对最保守的教士,嘲笑后者不让自己的女儿受教育诚属无知,拒绝利用电视、电台等科技更是可笑。
所以,不仅回教徒不一定是恐怖主义,就连原教旨主义本身,也不必然具有共同的政治属性。在原教旨主义那里,从极右到极左,从亲帝到反帝都有。可以说,社会上有多少个社会集团,就有多少个回教。有属于半封建地主及控制了庙宇及土地的教士的回教,也有经营现代资本主义大企业的阿拉伯资本家的回教。当然也有广大的穷人、小资产阶级和学生的回教。不同人可以对可兰经各取所需(宗教语言的特点往往是抽象的及道德说教的,所以更容易这样),结果就是有各种政治立场的回教徒。
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曲折重重
像塔利班及拉登那样的回教教派当然是阿拉伯及世界人民的敌人。过去廿年,在许多回教国家,这种反动教派都有长足增加。这种「宗教狂热」本身是有深刻的政治与经济原因的。虽然二战前后许多伊斯兰国家都争取到独立及进行工业化,有一些甚至开始了世俗化及建设了形式上的议会选举,但是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由于本身的落后性,而及始终依附于由帝国主义操纵的世界资本主义,所以始终无法实现其完全现代化的承诺。民族独立已经完成了,但构成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的土地革命,却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能真正完成。即使像阿尔及利亚那样曾经产生过激进左翼政权的国家,八百万农村人口中只有二百万获得一点土地,其余大部份无地或少地农民不是继续留在农村过着赤贫生活,就是逃到城市找那极难找到的工作,而且其农民身份始终被城市居民视为异乡人,乡下佬。反观那些西化的统治精英,口说流利法语,占据了国家统治机器的职位,虽只占人口的百份之一,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在这种强烈对比下,越来越多破产的农村个体户被貌似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吸引,也就不难明白了。本来,这种教义过去首先吸引地主阶级,但是,由于不少农民对土地改革失望,所以他们开始转向,寻找新出路。而这时教士们向他们解释,他们的苦难来自西化及不敬真神,不读可兰经。经书不是教富人要对穷人慈悲为怀,缴纳济贫税吗?不是教穷人要尊重富人财产吗?如果富人穷人都能遵此训诲,又怎会有社会动荡、贫穷及战争?土地改革之所以行不通,正因为它背离了教义,使穷富之间发生战争。国家之所以危机处处,则是因为统治精英为西方文化所败坏。所以,阿尔及利亚的回教党的纲领就是反对工人罢工,反对土地革命。它虽也反对国家统治者,而且表面上很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它着重的是从宗教及文化上去反对:反对在伊斯兰国家说法语(阿国从前是法国殖民地),反对播放西方电影与音乐,强迫妇女回到家庭及戴上面纱。在统治精英所推行的现代化走投无路之际,原教旨主义者就靠一种「回到从前」去寻找安慰。
其它伊斯兰国家都或多或少经历这一过程。原教旨主义可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但包括其它阶层的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强烈而又思想混乱的抗议;抗议他们既未能成功摆脱帝国主义的间接操纵,又未能成功使国家现代化、却又只知残民自肥。伊朗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埃及总统沙特因展开与美国及以色列的和平谈判而被激进回教徒剌杀,阿富汗从1973年帝制被推翻之后的长达卅年的内战与动乱,都同上述因素有密切关系。
没有出路的青年学生拥抱原教旨主义
但原教旨主义的最主要政治力量来自青年学生。这里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是因为青年学生在衰败的资本主义与半封建主义的混合经济中,地位最不稳固,前途至为暗淡。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需要,许多回教国家都大力发展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新一代的高中及大专学生。从前大学生大多来自西方精英阶层;但是,过去几十年越来越多城市小资产阶级、小地主的子弟有了机会晋升大学。这些子弟较少西化,较多保存传统宗教信仰及习惯,而且往往因为受到西化精英的排挤而更自觉地强化原来的「传统」身份。连一些女大学生也以戴面纱为荣。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在毕业后却不容易找到较好工作。在阿尔及利亚,由于好工作往往被说法语的上层阶层所垄断,原教旨主义成为不少只说阿拉伯语的中下层学生的斗争旗帜。贬法语而扬阿拉伯语,不仅是宗教问题,而且首先是经济利益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大批没能升上大学的中学生。他们更陷于一种进退为谷的境界。但是,成为原教旨主义温床的,首先得数近二十年如雨后春笋般的宗教学校。许多回教国家都无法为人民提供起码的基本设施。在巴基斯坦,在1982至1992年的十一年间,人口增加了33%,但基本设施只增加6.9%。外资的涌入使农村破产加速。许多人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这时候,许多原教旨主义者借着财雄势大(许多人都有从事毒品买卖),在巴国及其它回教国家建立了许多宗教学校。在巴国,这种趋势还得到当年统治者齐亚将军的赞助,为的是拿原教旨主义者来反对左翼。1971年巴基斯坦只有900间宗教学校,但是到了齐亚将军统治末年,便已增至8000间,还有另外25000间没注册。这些宗教学校成为穷人子弟受教育的唯一机会,而且学校还往往提供住宿饮食,所以极受他们欢迎。这些学校教士往往以极严厉校规整治学生,包括以铁链锁住犯规学生,长年禁止外出,没完没了的诵经。许多学生一直到成年都不让见到女性,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有多大害处实在不难了解。事实上,阿富汗的塔利班一词,原意即为宗教学生。而许多塔利班人都是从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毕业的。这种封闭而野蛮的教育方式培育了一大批狂热、专横、缺乏独立思想的宗教信徒,他们对这个世界,对妇女以至对人类,仇恨心理可能比爱护心理更强烈。
美国、苏联与伊斯兰世界
不过,如果没有英美帝国主义的插手培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恐怖主义倾向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在战后印度尼西亚,美国中情局一直与右翼军人合作培植反共的回教党。回教党在1965年的政变中帮助了苏哈图屠杀了一百万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在埃及、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也都是这样。拉登本人更是美国中情局刻意培植来抵抗入侵阿富汗的苏军。(请参阅同期有关此题目的文章)
但是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及其一众中东共产党的叛卖,以及此一叛卖所最后导致的苏联的自我崩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不会在九十年代迅速发展。在五、六十年代,左派在中东(以及世界各地)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连一些中高层军官也因此亲苏左倾(最著名例子是埃及的纳塞尔),甚至想横仿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本来呢,斯大林本人不见得真心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帝。其实,他自己也是以色列的「教父」,因为他有份支持成立以色列国,尽管这违反了阿拉伯人民意愿。但是,在冷战时期,苏联毕竟好像代表了反帝的最重要力量,所以不少阿拉伯人似乎愿意忘记斯大林的罪恶。可是,斯大林死后及其往后几十年,苏联官僚统治者那种自私自利、不惜拿各国人民的利益作为同美国讨价还价的棋子的阴险做法,只有变本加厉,而无真正减少。早在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中,当埃及人民奋勇反击英、法、以侵略之时,苏联代表却与美国代表在联合国一起投票要「双方」停火,却不包括要以色列彻出占领区。这种背叛使整个中东都爆发群众示威,「苏联佬出卖了我们!」的口号响彻云霄。往后几十年,「苏联佬」依旧固我,而且越加傲慢,竟至于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诚然,后来的亲苏政权进行过一些进步改革,但是功不补患。廿世纪历史早证明,用枪杆子是建设不起社会主义的。所以,苏联在阿富汗的一败涂地,实际上也预兆了苏联自己的命运。连苏联自己也日益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日益亲美。难怪以苏为代表的那种「社会主义」左派,虽然在中东火红过一段时期,到了八十年代末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苏联崩溃之后,就更加信誉扫地。而中、俄两国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都不去阻止美帝攻击伊拉克(中国代表在安理会中只投弃权票,不投反对票),就足以令到阿拉伯人民心寒了。一方面,整个回教世界,从中东到印度尼西亚,从巴基斯坦到阿富汗,都陷入巨大社会及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原来吸引过无数热血青年的社会主义左派(斯毛版本),却又丧失了吸引力了,这种思想真空遂使「回到从前的教义」反而成为「新出路」。
不过,原教旨主义将比苏联式社会主义更快破产。毕竟,原教旨主义在反对甚么上还比较清楚,但是在支持甚么政治、经济立场上就非常混乱模糊。这本是很自然的,因为一部可兰经无法为当代社会提供甚么认真的指导。所以,在伊斯兰的共同旗帜下,事实上存在各种矛盾以至敌对解释及派系。而不论哪一派,都没能在依附性的落后资本主义之外寻找新出路。即使已经完成「伊斯兰革命」的国家伊朗,情况也不能令人萌生敬意。
越「革命」越依附帝国主义
伊朗在「革命」廿年多后的今天,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左翼及共产党给教士们摧残净尽了;在当年杀了100多个「性犯罪者」(包括同性恋者)之后,人民的生活习惯也「净化」了许多了。但教士们也终于承认,毕竟市场经济是最好的调节器。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是纹风不动。而伊朗经济结果怎样呢?它还是陷入了一切发展中国家所陷入的那样的死胡同: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之欠发展。国家仍要依赖石油作为主要的换汇商品,但是油价的持续下滑使换汇日益困难,因而也使入口先进设备日益困难。基本生活品物价飞涨,外债高达三百亿美元。为了偿债,统治者接受世界货币基金会的贷款,但要以实行私有化、开放市场给外资为代价。政治上高喊反帝多年,但回过头来还得在经济上向帝国主义出让经济主权。这就是为甚么前几年伊朗发生了人民骚乱及学生反政府示威。阿富汗即使没有九一一事件的冲击,它那套更荒唐的原教旨主义同样不能在依附性的落后资本主义之外找到新出路。
这当然不是说,原教旨主义会很快消失。只要真正的出路还没有找到,各种非理性的「激进」思想就会始终具有吸引力。(许由)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7-01-04
巴基斯坦学者拉尔·可罕在“9·11”事件发生前,曾发表题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与帝国主义伪善》一文,论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产生的原因。现根据2001年9月16日提供的版本,将其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在亚非大部分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经成为单极世界中政治活动的焦点,开始脱离“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控制。例如,从埃及、沙特到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经很快成为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
现代原教旨主义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发展的顶点。在文艺复兴运动晚期,大多数穆斯林世界开始了其长时期的衰落而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当时,存在几种以伊斯兰复兴为基础的、反对封建君主制而且随后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含有一些进步因素,但是它以历史上原始社会时期的意识形态为基础,所以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在反帝独立运动中,这些国家新生的无产阶级连同左翼意识形态开始占主导地位。但这些革命中途失败,这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强盛。
二战结束以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完全成为反动的和反革命的现象。在20世纪50—70年代,在伊斯兰世界又进行着剧烈的左翼运动。在群众运动的设法时期成为埃及总统的纳塞尔,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1950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英法屈辱地败在纳塞尔的手下。在穆斯林国家,存在其他一些相似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冲击波传到华盛顿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心。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就是资助、组织、武装和挑动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作为反对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的力量。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美国中情局和国防部大力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然而,当一波又一波左翼运动潮流席卷这些国家时,原教旨主义者发现很难得到群众支持。他们只能执行间谍行为、凶杀政策,成为反动的、反革命的主要工具。
中情局卷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大秘密行动是在阿富汗。在阿富汗中情局不仅给予原教旨主义者军事支援,而且帮助他们发展海洛因的生产和贸易。毒品和大量重武器的泛滥,把整个南亚地区搅得一团糟,这种情况孕育着极端的危险和空前的灾难。当苏联撤走后,美国把阿富汗抛弃在由美国造成的腐败与混乱状态中。自从斯大林主义崩溃后,西方帝国主义一直用他们自己制造商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怪物去恐吓西方国家的工人和群众。
拉登在一次采访中承认,“我最初在巴基斯坦的营地,那里的志愿人员由巴基斯坦和美国官员培训,武器由美国供应,资金由沙特提供”。
在严重的社会贫困、失业的背景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利用在群众中的反美反西方的情绪进一步扩张。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毒品交易和犯罪经济。在国家不能提供医疗保健、教育和工作的社会里,原教旨主义用非法所得来建立自己的力量。当国立学校制度崩溃后,宗教学校成为贫困家庭里儿童获得教育的惟一途径。塔利班(阿富汗宗教学生)就和设在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有渊源,并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资助。
伊斯兰国家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未能给群众带来食物、衣服和住房。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以成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傀儡为自豪。这些民主派统治者的腐败和掠夺进一步强化了原教旨主义繁荣的基础。
富有石油的穆斯林国家没能实现工业革命,伊斯兰现代化的所有努力都以削弱自己告终。因此,暴行与歇斯底里的疯狂就出现了。
在亚非大部分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经成为单极世界中政治活动的焦点,开始脱离“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控制。例如,从埃及、沙特到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经很快成为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
现代原教旨主义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发展的顶点。在文艺复兴运动晚期,大多数穆斯林世界开始了其长时期的衰落而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当时,存在几种以伊斯兰复兴为基础的、反对封建君主制而且随后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含有一些进步因素,但是它以历史上原始社会时期的意识形态为基础,所以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在反帝独立运动中,这些国家新生的无产阶级连同左翼意识形态开始占主导地位。但这些革命中途失败,这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强盛。
二战结束以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完全成为反动的和反革命的现象。在20世纪50—70年代,在伊斯兰世界又进行着剧烈的左翼运动。在群众运动的设法时期成为埃及总统的纳塞尔,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1950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英法屈辱地败在纳塞尔的手下。在穆斯林国家,存在其他一些相似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冲击波传到华盛顿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心。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就是资助、组织、武装和挑动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作为反对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的力量。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美国中情局和国防部大力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然而,当一波又一波左翼运动潮流席卷这些国家时,原教旨主义者发现很难得到群众支持。他们只能执行间谍行为、凶杀政策,成为反动的、反革命的主要工具。
中情局卷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大秘密行动是在阿富汗。在阿富汗中情局不仅给予原教旨主义者军事支援,而且帮助他们发展海洛因的生产和贸易。毒品和大量重武器的泛滥,把整个南亚地区搅得一团糟,这种情况孕育着极端的危险和空前的灾难。当苏联撤走后,美国把阿富汗抛弃在由美国造成的腐败与混乱状态中。自从斯大林主义崩溃后,西方帝国主义一直用他们自己制造商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怪物去恐吓西方国家的工人和群众。
拉登在一次采访中承认,“我最初在巴基斯坦的营地,那里的志愿人员由巴基斯坦和美国官员培训,武器由美国供应,资金由沙特提供”。
在严重的社会贫困、失业的背景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利用在群众中的反美反西方的情绪进一步扩张。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毒品交易和犯罪经济。在国家不能提供医疗保健、教育和工作的社会里,原教旨主义用非法所得来建立自己的力量。当国立学校制度崩溃后,宗教学校成为贫困家庭里儿童获得教育的惟一途径。塔利班(阿富汗宗教学生)就和设在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有渊源,并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资助。
伊斯兰国家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未能给群众带来食物、衣服和住房。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以成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傀儡为自豪。这些民主派统治者的腐败和掠夺进一步强化了原教旨主义繁荣的基础。
富有石油的穆斯林国家没能实现工业革命,伊斯兰现代化的所有努力都以削弱自己告终。因此,暴行与歇斯底里的疯狂就出现了。
第3个回答 2007-01-03
不能变成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所采取的政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