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953年，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曾经写下了关于近现代科学产生基础的著名论断：“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那些关注西方人眼里中国古代科学形态的人们或许会对爱因斯坦接下来的话不以为然“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居然(在西方)被做了出来。”
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科学家与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自己的论文《中国科学传统的贫乏和胜利》中引用了这段话。李约瑟的煌煌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里处处体现出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亦即为国人熟知的“李约瑟难题”，也与爱因斯坦对现代科学渊源的探求大有关联：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竟然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与其追究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不如去研究那些已成事实、已有共识的历史。陈方正教授新著《继承与叛逆》一书，借用内森·席文对“李约瑟难题”的洞识灼见，另辟蹊径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在陈教授看来，西方科学虽然历经转折、停滞、长期断裂与多次移植，但从其至为根本的方法、理念与内涵看，由古希腊至17世纪欧洲形成的是“一个前后相接续的大传统”。而且，现代科学的出现虽然必定受到李约瑟一再强调的社会、经济、技术等诸多外部因素影响，但其最为主要的动力依然是内在的这一传统本身。因此，要想回答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所提出的“为何中国科学发展落后”的大问题，就必须首先全面认识和深入了解现代科学赖以立基、传承、发展的整个西方科学传统，包括这一传统与哲学、宗教以及时代背景的互动关系。因此，这事实上是一部以叙述和讨论西方科学史为主体、却隐含着中西科学发展比较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妙作。
一个传统，两次革命
“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可谓千头万绪、千丝万缕，但陈教授认为可用“它是西方科学传统经历革命后的产物”一言以蔽之。西方科学这一“大传统”所具有的历时悠久、发展中心多次转移、与宗教关系密切以及两次革命性巨变的出现，是它最终能够蜕变为现代科学的四大宏观原因。
这并非单纯地复述历史作为解释的循环论证。其实质内涵在于西方科学传统的整体性：既包含了成体系的一整套理论、观察、论证、方法而非孤立的观念、学说、发明、技术、人物，又具有能蓬勃发展、能蛰伏再生、能推陈出新的强大延续性。正因如此，西方科学的演变，虽数经科学发展中心的回环游走，主导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多次转变，仍堪称一脉相承。而广义“西方世界”中复杂的地理环境，多种民族与文化并存的文明结构，没有大一统以至窒息科学自由发展的强大王朝长时间控制，还有宗教热诚、大学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都进一步促成了它最终走向现代科学。换言之，西方并不命中注定拥有现代科学，但现代科学却天然产生于西方。至于开创和结束这一大传统的两次革命，只不过是长链中重要而非决定性的一环，却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科学传统的整体性。
公元前4世纪通过毕达哥拉斯学派与柏拉图学园融合而形成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建立了新的科学体系，即以“严格论证”为核心的数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文学，其标志便是《几何原本》这一世界上最著名、最完整、流传最广并对西方科技与文化影响深远的著作。这无论在规模、深度、问题意识上，都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完全不能比拟的。
与“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属于同一层次的，则当数“牛顿革命”。以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为标志，宣告了数学、观测与思想三者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崭新的“实验哲学”的诞生，这并非一个孤立的学术或者一种单独的理论，而是一整套前所未有的科学观念、态度、理论和方法，即一个崭新的科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哥白尼革命”抑或是“爱因斯坦革命”，均难以与“牛顿革命”相提并论。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传统与两次革命、一面继承与一面叛逆的演进中，现代科学诞生了。两千年间，无数第一流的头脑心智“为之焚膏继晷、殚精竭虑”，雅典、亚历山大、巴格达、开罗、巴黎、牛津、剑桥等一个个响亮的地名则先后成为不断转移的科学发展中心。17世纪的革命与突破，只不过是这幅如繁星闪耀、似日月争辉般激荡人心的壮观图景里最后一抹激情的色彩。
壮丽的死胡同
在这幅图景中，古代中国的位置在焦虑不安和尴尬不已中依然难以找到。诚如陈教授所言，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数学，但是没有发展出以了解数目性质或者空间关系本身为目的、以严格证明为特征的纯数学；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对自然规律的探求，却没有将这种探求与数学结合起来。当我们为中国第一部天文学典籍《周髀算经》结合数学与天文学模型的思路而自豪时，却也不得不遗憾地看到它未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继续发展，先行者竟至成为绝响。因此，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野，在亚历山大数理科学的出现、甚至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了。
李约瑟曾将作为机械时器的宋代苏颂大水钟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国人早已耳熟能详的数项“大发明”并置，在比较中西方文明对“普世科学”的贡献示意图中特别标明。但曾经一起研究苏颂水钟的普莱斯早已发现了一个同样复杂、精巧的希腊机械钟，而且其年代比苏颂水钟早上千年。研究计时仪器发展史的兰德斯在《时间革命：时钟与现代世界之建构》一书中，则从构造原理上论证苏颂水钟没有影响欧洲单摆时计，断定苏颂水钟为没有发展前途的技术“死胡同”。苏颂水钟的坎坷命运在国人读来当是至为痛心的，在北宋之后漫长的岁月里，后人绝望而徒劳地试图恢复不断散失流佚的制钟技术，这未必能证明中国科学的间断性发展乃至被难蒙尘，但兰德斯书中论及此节的一章标题，无疑是许多西方科学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看法与心态的最佳写照：《壮丽的死胡同》。
在陈教授看来，国人对于西方科学的看法经历了三次根本转变：在16世纪认为它可学但又需发扬传统科学而超胜之；在20世纪上半叶则通过在西方留学的知识分子生出“中国古代无科学”之感；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却由于李约瑟研究的影响而令不少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科学都比西方优胜，其落后只不过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情而已。陈教授语重心长地指出，这多次转变都是由于对西方科学和它的发展史认识不足所致。“西方科学并非只是其众多学术领域里面的分支，而是其整个文明精神的体现。要真正认识西方科学及其背后的精神，就需要同时全面地了解西方哲学、宗教，乃至其文明整体。”切切之意若揭，可谓句句不虚。
在陈教授看来，“夸大中国传统科技成就，和贬抑西方古代科学的重要性，虽然好像能够帮助重建民族自尊心，其实是极端危险，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很容易就会用自满自豪的情绪蒙蔽与取代本应对西方历史、文化拥有的客观、虚心和深入了解。此种当头棒喝、苦口良药，才是全书精华所在。依笔者之见，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史是其文化、政治、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我们也理应将一个国家如何看待自己的科技发展史视为其文化内涵、政治品德、社会风气与民族心态的综合反映。本书固然未有详细探寻那些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无心粗疏甚或有意遮蔽、有心虚饰，但只有国人“真正认识西方科学及其背后的精神”，才不枉作者的一片苦心、一番美意。
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科学家与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自己的论文《中国科学传统的贫乏和胜利》中引用了这段话。李约瑟的煌煌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里处处体现出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亦即为国人熟知的“李约瑟难题”，也与爱因斯坦对现代科学渊源的探求大有关联：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竟然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与其追究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不如去研究那些已成事实、已有共识的历史。陈方正教授新著《继承与叛逆》一书，借用内森·席文对“李约瑟难题”的洞识灼见，另辟蹊径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在陈教授看来，西方科学虽然历经转折、停滞、长期断裂与多次移植，但从其至为根本的方法、理念与内涵看，由古希腊至17世纪欧洲形成的是“一个前后相接续的大传统”。而且，现代科学的出现虽然必定受到李约瑟一再强调的社会、经济、技术等诸多外部因素影响，但其最为主要的动力依然是内在的这一传统本身。因此，要想回答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所提出的“为何中国科学发展落后”的大问题，就必须首先全面认识和深入了解现代科学赖以立基、传承、发展的整个西方科学传统，包括这一传统与哲学、宗教以及时代背景的互动关系。因此，这事实上是一部以叙述和讨论西方科学史为主体、却隐含着中西科学发展比较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妙作。
一个传统，两次革命
“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可谓千头万绪、千丝万缕，但陈教授认为可用“它是西方科学传统经历革命后的产物”一言以蔽之。西方科学这一“大传统”所具有的历时悠久、发展中心多次转移、与宗教关系密切以及两次革命性巨变的出现，是它最终能够蜕变为现代科学的四大宏观原因。
这并非单纯地复述历史作为解释的循环论证。其实质内涵在于西方科学传统的整体性：既包含了成体系的一整套理论、观察、论证、方法而非孤立的观念、学说、发明、技术、人物，又具有能蓬勃发展、能蛰伏再生、能推陈出新的强大延续性。正因如此，西方科学的演变，虽数经科学发展中心的回环游走，主导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多次转变，仍堪称一脉相承。而广义“西方世界”中复杂的地理环境，多种民族与文化并存的文明结构，没有大一统以至窒息科学自由发展的强大王朝长时间控制，还有宗教热诚、大学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都进一步促成了它最终走向现代科学。换言之，西方并不命中注定拥有现代科学，但现代科学却天然产生于西方。至于开创和结束这一大传统的两次革命，只不过是长链中重要而非决定性的一环，却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科学传统的整体性。
公元前4世纪通过毕达哥拉斯学派与柏拉图学园融合而形成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建立了新的科学体系，即以“严格论证”为核心的数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文学，其标志便是《几何原本》这一世界上最著名、最完整、流传最广并对西方科技与文化影响深远的著作。这无论在规模、深度、问题意识上，都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完全不能比拟的。
与“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属于同一层次的，则当数“牛顿革命”。以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为标志，宣告了数学、观测与思想三者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崭新的“实验哲学”的诞生，这并非一个孤立的学术或者一种单独的理论，而是一整套前所未有的科学观念、态度、理论和方法，即一个崭新的科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哥白尼革命”抑或是“爱因斯坦革命”，均难以与“牛顿革命”相提并论。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传统与两次革命、一面继承与一面叛逆的演进中，现代科学诞生了。两千年间，无数第一流的头脑心智“为之焚膏继晷、殚精竭虑”，雅典、亚历山大、巴格达、开罗、巴黎、牛津、剑桥等一个个响亮的地名则先后成为不断转移的科学发展中心。17世纪的革命与突破，只不过是这幅如繁星闪耀、似日月争辉般激荡人心的壮观图景里最后一抹激情的色彩。
壮丽的死胡同
在这幅图景中，古代中国的位置在焦虑不安和尴尬不已中依然难以找到。诚如陈教授所言，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数学，但是没有发展出以了解数目性质或者空间关系本身为目的、以严格证明为特征的纯数学；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对自然规律的探求，却没有将这种探求与数学结合起来。当我们为中国第一部天文学典籍《周髀算经》结合数学与天文学模型的思路而自豪时，却也不得不遗憾地看到它未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继续发展，先行者竟至成为绝响。因此，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野，在亚历山大数理科学的出现、甚至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了。
李约瑟曾将作为机械时器的宋代苏颂大水钟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国人早已耳熟能详的数项“大发明”并置，在比较中西方文明对“普世科学”的贡献示意图中特别标明。但曾经一起研究苏颂水钟的普莱斯早已发现了一个同样复杂、精巧的希腊机械钟，而且其年代比苏颂水钟早上千年。研究计时仪器发展史的兰德斯在《时间革命：时钟与现代世界之建构》一书中，则从构造原理上论证苏颂水钟没有影响欧洲单摆时计，断定苏颂水钟为没有发展前途的技术“死胡同”。苏颂水钟的坎坷命运在国人读来当是至为痛心的，在北宋之后漫长的岁月里，后人绝望而徒劳地试图恢复不断散失流佚的制钟技术，这未必能证明中国科学的间断性发展乃至被难蒙尘，但兰德斯书中论及此节的一章标题，无疑是许多西方科学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看法与心态的最佳写照：《壮丽的死胡同》。
在陈教授看来，国人对于西方科学的看法经历了三次根本转变：在16世纪认为它可学但又需发扬传统科学而超胜之；在20世纪上半叶则通过在西方留学的知识分子生出“中国古代无科学”之感；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却由于李约瑟研究的影响而令不少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科学都比西方优胜，其落后只不过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情而已。陈教授语重心长地指出，这多次转变都是由于对西方科学和它的发展史认识不足所致。“西方科学并非只是其众多学术领域里面的分支，而是其整个文明精神的体现。要真正认识西方科学及其背后的精神，就需要同时全面地了解西方哲学、宗教，乃至其文明整体。”切切之意若揭，可谓句句不虚。
在陈教授看来，“夸大中国传统科技成就，和贬抑西方古代科学的重要性，虽然好像能够帮助重建民族自尊心，其实是极端危险，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很容易就会用自满自豪的情绪蒙蔽与取代本应对西方历史、文化拥有的客观、虚心和深入了解。此种当头棒喝、苦口良药，才是全书精华所在。依笔者之见，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史是其文化、政治、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我们也理应将一个国家如何看待自己的科技发展史视为其文化内涵、政治品德、社会风气与民族心态的综合反映。本书固然未有详细探寻那些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无心粗疏甚或有意遮蔽、有心虚饰，但只有国人“真正认识西方科学及其背后的精神”，才不枉作者的一片苦心、一番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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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8-07-10
1937年，三位年轻的科学家从中国的首都南京坐船来到了英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他们热闹、混乱的家乡(因其炎热闷湿的气候而被称为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来到有着安静的修道院、淅沥的小雨和刺骨的寒风的剑桥都是非常艰难的。这三个人不知道他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一支日本军队正在向南京进逼—那一年12月他们将屠杀多达30万的南京市民，其残忍程度连经历这场灾难的一位德国纳粹军官也感到震撼。
这三个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而李约瑟，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后起之秀，比任何人受到的触动都要大。这三名学生之一的鲁桂珍写道：“他越是了解我们，越是发现我们在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见解方面和他是多么相像，这一切促使他那充满好奇的头脑发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世界兴起?”
李约瑟在汉语言或者历史方面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教育，但是他确实有着最为敏锐、最为怪异的思维，而这两者正是这所大学素来闻名的。鲁桂珍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李约瑟倾心热爱着鲁桂珍的祖国，1942年他放弃了剑桥大学舒适的生活，接受了英国外交部驻重庆办事处的一个职位，帮助中国的大学在与日本的灾难性战争中生存发展。英国广播公司曾写信给他，请他记录自己在中国旅居的印象，但是李约瑟做的比这些要多得多。在信的边缘他随手写下了一句将改变他一生的疑问：“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向前发展?”
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的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那么多世纪以后，反而是西欧于17世纪开创了现代科学技术—现在一般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他一直没能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得益于他数十年来将中国的科学成就分类编目的辛勤工作，我们现在能够比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科学历史。
中国在11世纪社会发展达到顶峰的时候取得了快速的科学技术进步，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崩溃，这些进步随之转向。真正的问题是17~18世纪当社会发展再次达到顶峰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创造出自然的机械化模型，揭开自然界的奥秘。
再一次的，答案还是知识分子们只会回答社会发展推至他们面前的问题：每个时代得到其所需要的思想。随着欧洲人一步步扩展大西洋另一端的新边境，他们需要对于标准空间、金钱、时间的精确测算，而且当用两个指针的时钟来计量时间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欧洲人不得不迟钝起来，不去思考究竟自然本身是不是一个机械装置。同样，西方的统治阶级需要变得更加迟钝，不去注意科学思维潜在的可以使那些古怪的、无法预料的思想家们懈怠的优势。就像轴向思想和之前的文艺复兴这前两次社会思想浪潮一样，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最先应该是西方社会发展上升的结果，而非原因。
当然，东方人也在大草原上开创了新的边境，但是较之大西洋沿岸，这是一种更为传统的边境，因而对于新思想的要求也不那么迫切。东方的自然和社会哲学家们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和西欧人同样的问题，但是用宇宙的机械模型来重塑思想的要求却不那么明显，而且对于急于把知识分子笼络到新政权下的清朝政府来说，放纵激进思想的危险大大地超过了它可能具有的优点。
清朝统治者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将学者们聚拢到国家行政事务上来，而不是流连于私立学院或者游历四方寻求事实加以考证。清朝政府建立了特别的考试制度，年轻的康熙皇帝以身作则，刻苦钻研儒家学说，特别召集了一群学者和他一起学习，并且于1670年颁布“圣谕”以彰显他对待此事的严肃与郑重。他资助编纂了巨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厚达80万页)，但是这些书并没有像同时期法国的百科全书那样在社会上造成触动，他们编纂的目的本身就是什么也不触动，忠实地保存古代文献，为忠于统治者的学者们提供一些闲职。
这项策略的成功非常惊人，随着知识分子们逐渐回归到朝堂之上，他们将考证本身变成了官场的敲门砖。参加科举的考生们必须展示实证研究，但是只有那些能够获取文献资源的学者才能真正掌握考证这一学问，因此也就阻碍了所有非少数精英阶层的考生们取得高分的机会。以传统思想看来，担任政府官员这一利润丰厚的职务是一项巨大的激励。
我会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留到第十章再来仔细讨论—假设有更多时间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能否开创出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西方人并没有给予他们这样的时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就在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渗透，虽然他们远渡重洋是前来解救人们的灵魂而不是推销他们的科技，但他们却非常明白好礼物能够使客人更加受欢迎。西方的钟表在中国异常受欢迎，眼镜也是如此。
不过，耶稣会士们带来的最大的礼物还要属天文学。中国的官员们将这件事情看得如此重要，他们甚至可以聘请外国人在天文局任职，只要这个外国人—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于星象天文比国人懂得更多。
耶稣会士们明智地将此作为他们接近中国统治者的最好途径。当满族人于1644年攻克北京的时候，耶稣会士们成功地预测了日食。他们的声望因此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当康熙皇帝于1668年掌握大权时，他完全信服了耶稣会士拥有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全心全意投身于他们的教学中，和牧师们数小时地坐在一起讨论，学习他们的算术、几何以及机械学。他甚至学起了大键琴。“我意识到西方数学有其可用之处，”这位帝王这样写道，“在后来南巡途中，我利用西方的方法向官员们展示在规划河工时怎样计算得更为精确。”
康熙意识到“算术之‘新方法’使得基本错误不可能出现”，而且“西方历法的基本理论没有丝毫错误”，但是他仍然抵触耶稣会士们宣扬他们的科学和上帝的主张。“即使一些西方研究方法不同于我中国，甚或比我们更加优良，其中新颖创新之处却甚少，”康熙总结道。“数学之原理皆源出于《易经》，西式方法皆源出于中国……毕竟，”他补充道，“他们所知仅为我所掌握其中之一部分。”
1704年，教皇因为担心耶稣会士对天文的推广传播远甚于基督教义，派遣使团到北京来监视他们。而康熙皇帝因为担心他们煽动叛乱，就此冷落了这些传教士。他创建了新的学术机构(类似于法国巴黎的科学院)，在这里中国的科学家们可以不受耶稣会士的影响，自由地研究天文和数学。当时耶稣会士们所教授的数学，以及少量的代数和微积分，本来已经落后北欧好几十年了，康熙将这一与西方科学的联系毅然切断后，东西方的学术差距很快变成了深渊。
人们一般很容易将康熙大帝作为李约瑟难题的答案，谴责他是一个笨拙的傻瓜，本来可以将中国的科学带入先进的18世纪，却没有这么做。
但是在所有这些坐在天朝宝座上的男人(以及一个女人)中，康熙绝对是最不应该获得这一称号的。宣称耶稣会士们知道的只是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虽然很不谦虚，但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康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强势的领导者、一个实干家(包括养育了56个子女)。他是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看待西方人的。
2000年以来中国的帝王们意识到游牧民族的作战能力比他们更为优越，而且通常情况下收买这些草原牧民要比与他们作战风险更小。当这一情形改变的时候，康熙第一个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亲自在17世纪90年代关闭了草原通道。但是对于西方人，情形却又相反。从17世纪60年代以来康熙一直和西方人密切接触，但是在1704年以后忽视他们反而看起来风险更小。一些东南亚的统治者们在16世纪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到1613年时日本的幕府将军也同样效仿起来。日本于1637年爆发的一场剧烈的、受基督教影响的起义只是使统治者更加确信要切断与西方的联系。在这种大环境下，康熙的决定看起来绝不是愚蠢的。
在任何情况下，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问的。即使假设康熙预见到了西方科学的走向并推动其发展，他能够使东方社会发展在18世纪领先于西方吗?
答案几乎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中国确实和欧洲西北部地区一样面临着一些相同的问题，一些中国的思想家们也确实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例如，在18世纪50年代，戴震(像顾炎武一样，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官员，从未通过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提出了类似于西方的思想，认为自然是机械化的，它不以任何意图或者目的而运行，可以经受实证的分析和检验。但是作为一名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戴震总是将他的论据建立在古代典籍的基础上，因而到最后，保存过去的辉煌与荣光在中国似乎比解决问题要重要得多，而这些问题却是西方人不得不关注并加以解决的。
大西洋边境的挑战使得西方人互相叫嚣、争吵关于新问题的答案。那些像牛顿和莱布尼茨那样做出解答的科学家们赢得了以前的科学家所无法想象的巨大荣誉与财富，而像洛克和伏尔泰这样的新理论家们，则积极探寻这些科学进展的含义以寻求社会秩序。而对比之下，中国的新草原边境构成的挑战却要温和得多。康熙建立的科学机构中的学者们，享受着数目可观的俸禄，感到没有任何必要去发明微积分或者弄清楚地球是不是围着太阳公转，将数学—像医学一样—变成典籍研究的一个分支好像对他们更为有益。
东西方各自得到它们所需要的思想。
这三个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而李约瑟，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后起之秀，比任何人受到的触动都要大。这三名学生之一的鲁桂珍写道：“他越是了解我们，越是发现我们在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见解方面和他是多么相像，这一切促使他那充满好奇的头脑发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世界兴起?”
李约瑟在汉语言或者历史方面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教育，但是他确实有着最为敏锐、最为怪异的思维，而这两者正是这所大学素来闻名的。鲁桂珍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李约瑟倾心热爱着鲁桂珍的祖国，1942年他放弃了剑桥大学舒适的生活，接受了英国外交部驻重庆办事处的一个职位，帮助中国的大学在与日本的灾难性战争中生存发展。英国广播公司曾写信给他，请他记录自己在中国旅居的印象，但是李约瑟做的比这些要多得多。在信的边缘他随手写下了一句将改变他一生的疑问：“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向前发展?”
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的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那么多世纪以后，反而是西欧于17世纪开创了现代科学技术—现在一般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他一直没能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得益于他数十年来将中国的科学成就分类编目的辛勤工作，我们现在能够比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科学历史。
中国在11世纪社会发展达到顶峰的时候取得了快速的科学技术进步，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崩溃，这些进步随之转向。真正的问题是17~18世纪当社会发展再次达到顶峰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创造出自然的机械化模型，揭开自然界的奥秘。
再一次的，答案还是知识分子们只会回答社会发展推至他们面前的问题：每个时代得到其所需要的思想。随着欧洲人一步步扩展大西洋另一端的新边境，他们需要对于标准空间、金钱、时间的精确测算，而且当用两个指针的时钟来计量时间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欧洲人不得不迟钝起来，不去思考究竟自然本身是不是一个机械装置。同样，西方的统治阶级需要变得更加迟钝，不去注意科学思维潜在的可以使那些古怪的、无法预料的思想家们懈怠的优势。就像轴向思想和之前的文艺复兴这前两次社会思想浪潮一样，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最先应该是西方社会发展上升的结果，而非原因。
当然，东方人也在大草原上开创了新的边境，但是较之大西洋沿岸，这是一种更为传统的边境，因而对于新思想的要求也不那么迫切。东方的自然和社会哲学家们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和西欧人同样的问题，但是用宇宙的机械模型来重塑思想的要求却不那么明显，而且对于急于把知识分子笼络到新政权下的清朝政府来说，放纵激进思想的危险大大地超过了它可能具有的优点。
清朝统治者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将学者们聚拢到国家行政事务上来，而不是流连于私立学院或者游历四方寻求事实加以考证。清朝政府建立了特别的考试制度，年轻的康熙皇帝以身作则，刻苦钻研儒家学说，特别召集了一群学者和他一起学习，并且于1670年颁布“圣谕”以彰显他对待此事的严肃与郑重。他资助编纂了巨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厚达80万页)，但是这些书并没有像同时期法国的百科全书那样在社会上造成触动，他们编纂的目的本身就是什么也不触动，忠实地保存古代文献，为忠于统治者的学者们提供一些闲职。
这项策略的成功非常惊人，随着知识分子们逐渐回归到朝堂之上，他们将考证本身变成了官场的敲门砖。参加科举的考生们必须展示实证研究，但是只有那些能够获取文献资源的学者才能真正掌握考证这一学问，因此也就阻碍了所有非少数精英阶层的考生们取得高分的机会。以传统思想看来，担任政府官员这一利润丰厚的职务是一项巨大的激励。
我会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留到第十章再来仔细讨论—假设有更多时间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能否开创出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西方人并没有给予他们这样的时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就在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渗透，虽然他们远渡重洋是前来解救人们的灵魂而不是推销他们的科技，但他们却非常明白好礼物能够使客人更加受欢迎。西方的钟表在中国异常受欢迎，眼镜也是如此。
不过，耶稣会士们带来的最大的礼物还要属天文学。中国的官员们将这件事情看得如此重要，他们甚至可以聘请外国人在天文局任职，只要这个外国人—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于星象天文比国人懂得更多。
耶稣会士们明智地将此作为他们接近中国统治者的最好途径。当满族人于1644年攻克北京的时候，耶稣会士们成功地预测了日食。他们的声望因此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当康熙皇帝于1668年掌握大权时，他完全信服了耶稣会士拥有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全心全意投身于他们的教学中，和牧师们数小时地坐在一起讨论，学习他们的算术、几何以及机械学。他甚至学起了大键琴。“我意识到西方数学有其可用之处，”这位帝王这样写道，“在后来南巡途中，我利用西方的方法向官员们展示在规划河工时怎样计算得更为精确。”
康熙意识到“算术之‘新方法’使得基本错误不可能出现”，而且“西方历法的基本理论没有丝毫错误”，但是他仍然抵触耶稣会士们宣扬他们的科学和上帝的主张。“即使一些西方研究方法不同于我中国，甚或比我们更加优良，其中新颖创新之处却甚少，”康熙总结道。“数学之原理皆源出于《易经》，西式方法皆源出于中国……毕竟，”他补充道，“他们所知仅为我所掌握其中之一部分。”
1704年，教皇因为担心耶稣会士对天文的推广传播远甚于基督教义，派遣使团到北京来监视他们。而康熙皇帝因为担心他们煽动叛乱，就此冷落了这些传教士。他创建了新的学术机构(类似于法国巴黎的科学院)，在这里中国的科学家们可以不受耶稣会士的影响，自由地研究天文和数学。当时耶稣会士们所教授的数学，以及少量的代数和微积分，本来已经落后北欧好几十年了，康熙将这一与西方科学的联系毅然切断后，东西方的学术差距很快变成了深渊。
人们一般很容易将康熙大帝作为李约瑟难题的答案，谴责他是一个笨拙的傻瓜，本来可以将中国的科学带入先进的18世纪，却没有这么做。
但是在所有这些坐在天朝宝座上的男人(以及一个女人)中，康熙绝对是最不应该获得这一称号的。宣称耶稣会士们知道的只是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虽然很不谦虚，但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康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强势的领导者、一个实干家(包括养育了56个子女)。他是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看待西方人的。
2000年以来中国的帝王们意识到游牧民族的作战能力比他们更为优越，而且通常情况下收买这些草原牧民要比与他们作战风险更小。当这一情形改变的时候，康熙第一个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亲自在17世纪90年代关闭了草原通道。但是对于西方人，情形却又相反。从17世纪60年代以来康熙一直和西方人密切接触，但是在1704年以后忽视他们反而看起来风险更小。一些东南亚的统治者们在16世纪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到1613年时日本的幕府将军也同样效仿起来。日本于1637年爆发的一场剧烈的、受基督教影响的起义只是使统治者更加确信要切断与西方的联系。在这种大环境下，康熙的决定看起来绝不是愚蠢的。
在任何情况下，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问的。即使假设康熙预见到了西方科学的走向并推动其发展，他能够使东方社会发展在18世纪领先于西方吗?
答案几乎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中国确实和欧洲西北部地区一样面临着一些相同的问题，一些中国的思想家们也确实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例如，在18世纪50年代，戴震(像顾炎武一样，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官员，从未通过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提出了类似于西方的思想，认为自然是机械化的，它不以任何意图或者目的而运行，可以经受实证的分析和检验。但是作为一名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戴震总是将他的论据建立在古代典籍的基础上，因而到最后，保存过去的辉煌与荣光在中国似乎比解决问题要重要得多，而这些问题却是西方人不得不关注并加以解决的。
大西洋边境的挑战使得西方人互相叫嚣、争吵关于新问题的答案。那些像牛顿和莱布尼茨那样做出解答的科学家们赢得了以前的科学家所无法想象的巨大荣誉与财富，而像洛克和伏尔泰这样的新理论家们，则积极探寻这些科学进展的含义以寻求社会秩序。而对比之下，中国的新草原边境构成的挑战却要温和得多。康熙建立的科学机构中的学者们，享受着数目可观的俸禄，感到没有任何必要去发明微积分或者弄清楚地球是不是围着太阳公转，将数学—像医学一样—变成典籍研究的一个分支好像对他们更为有益。
东西方各自得到它们所需要的思想。
第2个回答 2018-01-18
中国在11世纪社会发展达到顶峰的时候取得了快速的科学技术进步，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崩溃，这些进步随之转向。真正的问题是17至18世纪当社会发展再次达到顶峰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创造出自然的机械化模型，揭开自然界的奥秘。
答案还是知识分子们只会回答社会发展推至他们面前的问题：每个时代得到其所需要的思想。随着欧洲人一步步扩展大西洋另一端的新边境，他们需要对于标准空间、金钱、时间的精确测算，而且当用两个指针的时钟来计量时间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欧洲人不得不迟钝起来，不去思考究竟自然本身是不是一个机械装置。同样，西方的统治阶级需要变得更加迟钝，不去注意科学思维潜在的可以使那些古怪的、无法预料的思想家们懈怠的优势。就像轴向思想和之前的文艺复兴这前两次社会思想浪潮一样，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最先应该是西方社会发展上升的结果，而非原因。
当然，东方人也在大草原上开创了新的边境，但是较之大西洋沿岸，这是一种更为传统的边境，因而对于新思想的要求也不那么迫切。东方的自然和社会哲学家们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和西欧人同样的问题，但是用宇宙的机械模型来重塑思想的要求却不那么明显，而且对于急于把知识分子笼络到新政权下的清朝政府来说，放纵激进思想的危险大大地超过了它可能具有的优点。
清朝统治者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将学者们聚拢到国家行政事务上来，而不是让他们流连于私立学院或者游历四方寻求事实加以考证。清朝建立了特别的考试制度，慷慨地付出，大方地表扬。年轻的康熙皇帝以身作则，刻苦钻研儒家学说，特别召集了一群学者和他一起学习，并且于1670年颁布“圣谕”以彰显他对待此事的严肃与郑重。他资助编纂了巨大的百科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厚达80万页），但是这些书并没有像同时期法国的百科全书那样在社会上造成触动，他们编纂的目的本身就是什么也不触动，忠实地保存古代文献，为忠于统治者的学者们提供一些闲职。
这项策略的成功非常惊人，随着知识分子逐渐回归朝堂，他们将考证本身变成了官场敲门砖。考生们必须展示实证研究，但是只有那些能够获取文献资源的学者才能真正掌握考证这一学问，因此也就阻碍了所有非少数精英阶层的考生们取得高分的机会。以传统思想看来，担任政府官员这一利润丰厚的职务是一项巨大的激励。
大西洋边境的挑战使得西方人互相叫嚣、争吵关于新问题的答案。那些像牛顿和莱布尼茨那样做出解答的科学家们，赢得了以前的科学家无法想象的巨大荣誉与财富，而像洛克和伏尔泰这样的新理论家们，则积极探寻这些科学进展的含义以寻求社会秩序。而对比之下，中国新草原边境构成的挑战却要温和得多。康熙建立的科学机构中的学者们，享受着数目可观的俸禄，感到没有任何必要去发明微积分或者弄清楚地球是不是围着太阳公转~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答案还是知识分子们只会回答社会发展推至他们面前的问题：每个时代得到其所需要的思想。随着欧洲人一步步扩展大西洋另一端的新边境，他们需要对于标准空间、金钱、时间的精确测算，而且当用两个指针的时钟来计量时间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欧洲人不得不迟钝起来，不去思考究竟自然本身是不是一个机械装置。同样，西方的统治阶级需要变得更加迟钝，不去注意科学思维潜在的可以使那些古怪的、无法预料的思想家们懈怠的优势。就像轴向思想和之前的文艺复兴这前两次社会思想浪潮一样，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最先应该是西方社会发展上升的结果，而非原因。
当然，东方人也在大草原上开创了新的边境，但是较之大西洋沿岸，这是一种更为传统的边境，因而对于新思想的要求也不那么迫切。东方的自然和社会哲学家们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和西欧人同样的问题，但是用宇宙的机械模型来重塑思想的要求却不那么明显，而且对于急于把知识分子笼络到新政权下的清朝政府来说，放纵激进思想的危险大大地超过了它可能具有的优点。
清朝统治者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将学者们聚拢到国家行政事务上来，而不是让他们流连于私立学院或者游历四方寻求事实加以考证。清朝建立了特别的考试制度，慷慨地付出，大方地表扬。年轻的康熙皇帝以身作则，刻苦钻研儒家学说，特别召集了一群学者和他一起学习，并且于1670年颁布“圣谕”以彰显他对待此事的严肃与郑重。他资助编纂了巨大的百科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厚达80万页），但是这些书并没有像同时期法国的百科全书那样在社会上造成触动，他们编纂的目的本身就是什么也不触动，忠实地保存古代文献，为忠于统治者的学者们提供一些闲职。
这项策略的成功非常惊人，随着知识分子逐渐回归朝堂，他们将考证本身变成了官场敲门砖。考生们必须展示实证研究，但是只有那些能够获取文献资源的学者才能真正掌握考证这一学问，因此也就阻碍了所有非少数精英阶层的考生们取得高分的机会。以传统思想看来，担任政府官员这一利润丰厚的职务是一项巨大的激励。
大西洋边境的挑战使得西方人互相叫嚣、争吵关于新问题的答案。那些像牛顿和莱布尼茨那样做出解答的科学家们，赢得了以前的科学家无法想象的巨大荣誉与财富，而像洛克和伏尔泰这样的新理论家们，则积极探寻这些科学进展的含义以寻求社会秩序。而对比之下，中国新草原边境构成的挑战却要温和得多。康熙建立的科学机构中的学者们，享受着数目可观的俸禄，感到没有任何必要去发明微积分或者弄清楚地球是不是围着太阳公转~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