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制的变化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宋朝得到极大的发展和完善，对宋朝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科举制度重文官、轻武将，有效地巩固了皇权。
北宋建国后，就逐渐采取许多措施，严格考试程序，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从宋太祖后期起，举人经礼部试之后，必须再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 试”才算合格。这样，被录取的人便成为“天子门生”。宋代武举一改唐代武举只重武艺的做法，变为既考武艺，又考策论，从整体上也表现出一种尚文苏轼抑武的 倾向。但这样做确实有效地结束了五代以来武将专权、藩镇割据的局面。科举制度扩大取士名额，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政，对于改善政治、安定社会起到了有益作 用。科举制既不问家世，也不需要别人的推荐，主要根据应举人的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显然是中国古代最进步，也是 最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其一，科举制的实行，在制度上使国家权利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状况，促进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使相当多 的士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其二，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具有比较多的文化知识，与恩荫补官、进纳买官等出身的官员相比，在素质上显然要好得多。事 实上，通过科举也的确选拔出了一批经世致用的杰出人才，这在唐、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北宋名臣王禹偁、寇准、范仲淹、包拯、韩琦、欧阳修、王安石、 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章惇、宗泽、李纲等，都是进士出身。
宋朝科举考试应考者的身份限制及录取名额均大为放宽，一次录取的进士数 达三四百人，超过唐代十倍以上。虽不免于滥，而不少优秀士子也由是登上政坛与文坛。如王禹偁乃“世为农家”，范仲淹与欧阳修均出身孤寒，苏轼、苏辙兄弟为 来自西蜀素不知名之士，均因竞胜于文战之场，进而领袖群英，这自然给政界与文学界带来新气象。宋太祖曾说：“昔者科举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殿试，尽革其弊 矣”。这话虽不能尽信，但仍可以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世家大族对中央权利的垄断。
科举制度促进了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苏辙宋代的科举制度通过确立公平竞争，择优取士授官的原则，把读书、应试与做官紧密地联系起来，真正实行“学而优则仕”。两宋时期，统治阶级适时而动， 改革科举制度，向广泛的社会下层敞开政治职位，以此广罗英才，扩大统治基础。至此，宋代科举的大门向整个社会敞开，应试几乎不受任何出身限制。此外，科举 考试严格的考试程序和严密的考试规则，革除了“问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的弊病，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原则得到真正的贯彻。因此， “朝为田舍郎”的士子，完全可能凭借其优异的考试成绩，取胜于科场，从而“暮登天子堂”。而且士子一旦登科入仕，功名利禄便滚滚而来，不但光宗耀祖，而且 封妻荫子。至此，读书——应试——做官成为广大士子个人奋斗的三部曲。宋真宗赵恒则赤裸裸地鼓吹：“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驾高堂，书 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问窗前读。”就连宋代的启蒙教材也直言不讳：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此，广大士子视读书、应举为猎取功名利禄的利器，乐此不疲，纵然老死场屋仍名落孙山，亦不改初 衷。有感于此，就连朱熹也不免感慨万千：“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陆九渊也坦言：“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 此。”宋朝科举制度的采行，只能使为数不多的学子摘取科名，并从此飞黄腾达，科举制度虽对士子读书至上论和官本位思想的强化起到了无与伦比的刺激作用，但 不可否认，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两宋时期文化达到了辉煌灿烂的顶点。
科举考试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勤奋读书的热情，读书人数急剧上升，对 经、史、子、集各类书籍的需求量大为增加，造纸业、印刷术也都大大发展了。中央官学、州县学、书院及各种乡村私塾空前发展。宋朝村塾图教育的发展有力地推 动了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宋朝的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宋词成为中国文学继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优秀词人和词作层出不穷。
科举制度对后代乃至今天选拔培养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的科举制度，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对于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到过启发和借鉴作用；在中国当代，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 在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中，还保留试卷密封制度，按号入座制度，禁止怀挟、传义、代笔制度，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去取高下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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