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思想解放与三十年文学的革命文学区别

一切先进的思想、学说，不能仅仅停留于思想家、理论家的思想观念之中，而是要让它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就是要让广大民众认识它，了解它，接受它，从而使之变成促进社会变革的动力。但是在“五四”时期，广大民众还处于麻木、愚昧、落后、不觉悟的状态之中，封建专制的种种清规戒律还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自由。这就需要用启蒙精神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使他们觉醒，使他们认识到“我”也是人，“我”应当具有做人的资格，有人的尊严，人身自由，获得人的权利等等。

        18世纪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资产阶段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启蒙主义者把宗教迷信和专制制度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以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批判、否定神权统治；他们以“自然法则”为依据，提出“自由、平等”的口号，来否定专制制度和贵族特权。要求从教会的束缚下解放个性，以先进的思想启发、教育民众。他们继承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且比人文主义更进一步地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宗教专制制度。“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或国家制度，一切都要受到最无情地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6]他们以理性的光辉来描绘未来，认为“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不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7]他们崇尚理性，强调思想意识的力量，把启蒙教化作为改造社会的途径。启蒙的结果，终于促发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åœ¨â€œäº”四”时期，文化先驱者们在引进西方各种进步社会思潮，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必然也注意到了人类文明史上继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次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他们不仅学习、输入西方的启蒙精神，而且把它与“五四”时期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紧密联系起来。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就曾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全面详细地介绍了爆发于法国的这场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接着又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指出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相互关系，认识到思想启蒙必须有赖于文学这个载体来进行。于是他把文学革命引入思想启蒙的轨道，提出启蒙文学的主张，使其成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之承担起思想启蒙的重任，配合思想启蒙的开展。“五四”时期的中国，刚刚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自我意识的觉醒，都还远未深入到民众之中。思想文化方面的革新远比推翻一个旧的社会制度要复杂、曲折、艰难得多。长期以来，封建的文化伦理道德观、宗法、家族意识已构成了国民的心理潜意识或无意识，养成了奴性性格。要使民众真正觉醒，获得主体精神，认识到人自身的价值等等，非先知先觉者们对广大民众进行启蒙不可，而这种思想启蒙又非借助文学这个载体，别无良法。

        é™ˆç‹¬ç§€æ˜¯ä½œä¸ºâ€œäº”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全面展开了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启蒙工作。他们从一开始就深刻地认识到新文化运动的现实特征，意识到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历史要求他们不是一般地抽象地宣传西方进步的思想学说，而是要求他们必须把这些学说思想灌输到民众的头脑中去，彻底改变受了千年封建思想统治的民众个人的精神灵魂。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入手改造国民的灵魂，实现社会意识观念的全面变革，而这又是围绕社会伦理革命而展开的。因此，思想启蒙家把思想革命看得高于政治革命，而伦理革命则是思想革命的主要内容。当时提出的“提倡新道德”就是指建立在民权主义政治学说上的“个人本位主义”。“反对旧道德”就是指反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家族本位主义”，陈独秀就曾写了这方面的系列文章，猛烈攻击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三纲五常”等。已触及到了一个中国社会变革的极其深刻的现实问题，积淀为每个社会成员的无意识心理结构，及那种内化为广大国民的灵魂与性格。同时，启蒙思想家还号召有识之士，身体力行地把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带到农村去，“治理这些乡村的人”。李大钊就曾在他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进行思想启蒙工作。因为“只有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这便是对知识分子启蒙作用的一种历史的肯定。

        åœ¨â€œäº”四”先驱者的启蒙意识中，一方面包含了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人”的价值的肯定与期待——他们的悲剧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另一方面，先驱者们又不能不看到农民因长期受精神上的奴役而形成的愚昧、麻木的不觉悟状态。他们的被发现、被肯定的“人的价值”，与他们自身不觉悟状态，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在启蒙思想家这里，产生了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文学课题。在这里启蒙的知识分子与被启蒙的下层人民之间所具有的“平等”意识，最能体现出“五四”时代启蒙精神的特色，也是启蒙者的深刻可贵之处。

        ä½†æ˜¯ï¼Œä¼¦ç†å˜é©å¹¶ä¸æ˜¯æ€æƒ³é©å‘½çš„唯一表达方式，作为一种理论思维，伦理革命不可能从现实性上完全担负起变革民众思想，改造社会的重任。这里必须有另一种形式的介入。在现实性上，“这种形式”必须最易于贴进入和社会，在理论层次上表现为现实与意识观念的最初环节，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具象的形式，不言而喻，“这种形式”便是文学，文学的实质是形象的和感情的。因此，也只有它才能充当思想革命与人及社会现实之间的中介环节。换句话说，个性解放及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必须有一个合适的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才能启发民智，唤起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达到启蒙之目的。这个载体就是文学，也只有文学才能担当得起如此启蒙之大任。正如李大钊说过的：“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赖于新文艺为之先声。”[8]再如鲁迅的弃医从文，周作人放弃学工转而从事文学活动等等。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文艺是改造国民精神的利器。当然这些认识也是与中国古代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密不可分的，只不过所载之道不同罢了。

        é™ˆç‹¬ç§€ä¸ä½†è¾ƒæ—©è®¤è¯†åˆ°æ–‡è‰ºé©æ–°ä¸Žæ€æƒ³é©æ–°ã€ç¤¾ä¼šæ”¹é©çš„密切关系，而且还提出了改革文学以配合思想启蒙之设想。与当时尚在美留学的胡适取得联系，应陈独秀之约请，“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随即陈独秀自己也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为进一步阐明文学革命的基本纲领原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作为对胡适文中所提出的“八不主义”的声援。陈独秀的文章更为鲜明地规定了文学革命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的性质和任务。“五四”前期的现实需要直接服务于思想启蒙运动的“启蒙文学”，不是对文学自身进行启蒙的“文学启蒙”。“文学启蒙”虽然也是一种启蒙，也是思想启蒙的重要任务之一，“五四”先驱者们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旧文学、旧文学观念应当改变，应当进行“文学的启蒙”。但这只是文学自身审美价值的追求。如果彻底否定了“文以载道”的观念，则意味着新文学在抛弃旧文学观念的同时，也将丧失其直接效力于思想启蒙的社会功能，也有悖于陈独秀当初发动文学革命的初衷。因此，关涉文学自身的启蒙的主张虽已被提出，但却被束之高阁。“五四”前期深重的时代课题，决定了文学内容的革新不能纯粹追求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而必须服从于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不应否定文学的“文以载道”的观念，而是应以新“道”替换旧“道”，使文学不再成为宣传封建思想文化的手段，而应成为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工具。1918年底周作人在他的《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出的文学观，充分体现了时代课题对文学的这一要求，第一次明确地完整地阐明了启蒙者的人道主义思想，系统地阐述了“人”的意义，明确地提出了以文学来进行思想启蒙的主张。他的所谓“人的文学”指的就是表现合乎人性的生活，宣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学。1919å¹´3月他又发表了《思想革命》一文，强调了思想革命对于文学革命的重要意义。总之，周作人的新文学观突出了“人”的发现，又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既同传统的旧文学划清了界限，实现了文学内容的革新，又能使其成为思想启蒙的工具，促进启蒙运动的深入开展。“五四”时期，文学内容的革新，其根本意义首先是政治的、文化的，而不是艺术的，审美的。“五四”文学革命也只有在救亡图存的思想启蒙中，在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中，才能充分显示出它的意义和价值。而思想启蒙也只有借助于文学这个载体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显示它的时代价值。

        ä»Šå¤©ï¼Œæˆ‘们重论“五四精神”，那是因为它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存在，还没有“复归于它的历史性”。我们还没有走出“历史循环”的怪圈，获得真正的历史的进步。虽然我们今天的社会变革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五四”，但是“五四”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即使是一些肤浅的问题，也还没有被当今人们所认识。甚至还要被当作“异端邪说”被拒之千里。因此，我们今天既要解决“五四”未曾提出过的问题，又要对“五四”所提出的问题“重新做起”，而且还要接受“五四”“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教训，要“做”得更好、更扎实、更彻底、更深入。

30年代的文学思潮,延续了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的精神观念并且在理论资源方面多有开掘。左翼组织的文学运动的兴起形成了以阶级为标志的、具有斗争精神与激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念。由是构成了30年代贯穿着多种"人"与"阶级"的对话、冲突、交流与交融的思潮格局。
   å·¦ç¿¼æ–‡å­¦ç²‰ç¢Žäº†å›½æ°‘党的文化专制和文化围剿，发展和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形成文化革命的统一阵线。推动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翻译和传播，加强了无产阶级文艺的理论建设，第一次大规模探讨了有关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è€Œä½œä¸ºäººæ–‡ä¸»ä¹‰æ–‡å­¦ä»£è¡¨ä½œå®¶çš„梁实秋强调人性的普遍性，否认文学的阶级性，提倡天才论，遭到左联文艺家的批判。

   
在革命形势急变，马克思文艺理论进一步在中国传播，以及在日本左翼文学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下，为了与国民党党制文化专制主义针锋相对，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会上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宣告以“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
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作为左联的奋斗目标，坚持艺术的“反对封建阶级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促进”新兴
阶级的解放“。鲁迅在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总结了革命文学在倡导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要求在共同目标下扩大文艺联合战线，培养文学青
年，坚持文学斗争，”造就出大群的战士“，强调了作家与人民大众的联系，强调作家的思想改造。左联成立后，先后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十字街
头》（鲁迅主编）、《北斗》、《文学月报》、《文学导报》等革命文艺刊物，左联成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一个支部，与国际上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保持紧密的联
系。左联还成立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和作品做了系统的介绍，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是自觉地把文学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新文学运动，也是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的思想运动。在大革命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革命文学的倡导，不仅在文学界树立了鲜明的旗帜，而且在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斗争中，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左联的成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革命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标志着党对文艺事业的直接领导，明确了文艺同革命的密切关系。左联的纲领强调了文艺在革命事业中要”作解放斗争的武器“，文艺作家”要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
人
文主义思潮则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艺的超功利性与独立性，认同艺术”超脱现实的原则“，认为”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
生美化“（朱光潜）。并且认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人性是测
量文学的唯一标准“。
他们的文艺思想本质上承传了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但与当时左翼革命文学所理解的中国现实政治需求有一代距离。
人文主义文艺思潮倡导者多为对西方文艺有较全面的系统理解，同时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功底，他们的学识可以担当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桥梁。但在中国特定的时代，他们的文艺观念被误解，而没有受到重视，但对后来的文学造成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