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以世界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其所涉略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举凡有关自然、社会、思维和人生领域的重大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归属哲学的研究范围。但这些问题之间又不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和“抽象同一”,在哲学的“问题域”中有一类问题是哲学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基本矛盾,一切哲学派别在本质上回避不了、必须给予直接或间接的回答,因而是各种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他的解决规约和影响着其他哲学问题的原则、方向的解决。这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在考察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时候,存在和物质、精神和思维都是作为哲学的最一般、最基本的范畴而出现的。但严格说来,存在和物质并不完全是同一个范畴。从哲学范畴的逻辑序列来看,存在才是具有最高普遍性的范畴。从逻辑上说,首先要肯定世界的存在,才谈得上探究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存在是概括世界的最大普遍性的最抽象的范畴,又是潜在的包含一切的最具体的范畴,只是其具体性尚未确定的显露出来,因而又常被看做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范畴。但是,当我们提出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问题的时候,存在同物质范畴一样,已具有在同思维或精神的对立中被规定的规定性,它也就是被当作和物质是同一层次或同等程度的范畴来使用了。
此外,思维、精神本来是在人类产生以后出现的现象,思维精神只是适用于人类的范畴,为什么在哲学中它们也成了同存在、物质对偶的最一般的基本范畴呢?这是因为,人们是从自己的主体地位出发来考察世界的,人既是这个世界的存在物,又是一种有意识能思维的存在物。人的存在和活动,本身就包含着自己的意识思维同外部存在的世界的关系。同时,人们在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时候,一方面面对着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又往往按照自己存在和活动的特点来看待世界的存在及其本质,不仅把自己特定的思维、精神这种属性赋予物质世界,而且把它无限的普遍化甚至实体化,使之成了超物质的创造本原,于是就产生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的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由恩格斯最先明确提出的,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著作中,他提出了如下著名论断,“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k
恩格斯的论断是对人类几千年的认识史、哲学史的概括和总结。他在阐释这一问题时回顾了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演变史,说明它贯穿于人类几千年的认识史、哲学史的始终,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具体展开,首先显示的是哲学的时代性内涵。远古时代是它的“萌芽形式”,表现为梦与肉体、“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灵魂不死的观念”、“万物有灵的观念”反映的就是原始人处理思维与存在关系所达到的水准。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它的“朴素形式”,表现为对世界的本原、基质是“原初物质”还是理念的思考。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即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与实在论之间关于个别与一般关系的争论是在神学外衣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到近代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解决获得了它的“完全形式”,即主要探究“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恩格斯集中论述了近代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
一般认为,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两次大的“转向”,第一次是从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是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这两次“转向”,就其理论内涵而言,都是转换了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理解。
古代哲学,它离开对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 的认识论反省,单纯的从世界对象世界本身去寻求世界的统一性,并直接的断言世界本身,而没有自觉到在这种断言中所蕴含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因此,哲学的“古代”含义,是指尚未自觉的提出哲学基本问题而直接地寻求和断言世界本身的哲学理论形态。
近代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认识论转向”,是因为它以反省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寻求二者的同一性。在这种认识论反省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被“清楚的提了出来”,并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具体的说,近代哲学主要是提出和研究了客观世界与意识内容、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等一系列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问题”。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又把这种“认识论转向”发展为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逻辑学反思,即以概念辩证运动的形式去描述思维和存在的规律层面的统一。因此,哲学的“近代”含义,是指自觉的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并从而寻求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统一的哲学理论形态。
现代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是因为它超越了近代认识论转向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从思维与存在统一的现实基础(实践)或文化中介(语言)出发,去回答和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实践转向”,以人的现实的存在方式——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为基础去解决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则是以人类历史文化的“水库”——语言——为出发点去反省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的说,现代哲学主要是在“语言转向”中探索了语言的社会性与个体性、语言的逻辑性与人文性、语言的历史性与共时性、语言的人类性与民族性、语言的确定性与模糊性等矛盾,从而在语言文化的层面上凸现了传统与现实、共性与个性、事实与价值、多样与统一、自由与必然等哲学所关注的理论问题。因此,哲学的现代含义,是指以人的历史性存在为中介去回答和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哲学理论形态。它与传统哲学(包括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哲学总是以“超历史” 的方式去解决哲学问题,而现代哲学则是以“历史的”方式去提出和回答哲学问题。
在哲学的“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理论形态的历史转换中,实现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理论内涵的历史性发展。古代哲学提出“万物的同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试图以某种最深层的统一性的存在来确定人类生活意义的最高支撑点,又意味着人类尚未达到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去反省人类生活的意义。因此,这种哲学实质是表征着人类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近代哲学提出“意识的同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以反省的认识去寻求人类生活的意义,又意味着人类是以超历史的即抽象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受“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现代哲学提出“实践的统一性”以及科学、语言、文化等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从历史的即现实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也意味着人类在多元文化中的意义的冲突与危机。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融合的意识。
总之,哲学要从总体上研究人和世界的关系,要给人以智慧,教导人们善于处理自己和驾奴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首先就必须考察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哲学的其它问题的展开哲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都是以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和回答为起点、为中心的。
在考察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时候,存在和物质、精神和思维都是作为哲学的最一般、最基本的范畴而出现的。但严格说来,存在和物质并不完全是同一个范畴。从哲学范畴的逻辑序列来看,存在才是具有最高普遍性的范畴。从逻辑上说,首先要肯定世界的存在,才谈得上探究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存在是概括世界的最大普遍性的最抽象的范畴,又是潜在的包含一切的最具体的范畴,只是其具体性尚未确定的显露出来,因而又常被看做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范畴。但是,当我们提出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问题的时候,存在同物质范畴一样,已具有在同思维或精神的对立中被规定的规定性,它也就是被当作和物质是同一层次或同等程度的范畴来使用了。
此外,思维、精神本来是在人类产生以后出现的现象,思维精神只是适用于人类的范畴,为什么在哲学中它们也成了同存在、物质对偶的最一般的基本范畴呢?这是因为,人们是从自己的主体地位出发来考察世界的,人既是这个世界的存在物,又是一种有意识能思维的存在物。人的存在和活动,本身就包含着自己的意识思维同外部存在的世界的关系。同时,人们在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时候,一方面面对着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又往往按照自己存在和活动的特点来看待世界的存在及其本质,不仅把自己特定的思维、精神这种属性赋予物质世界,而且把它无限的普遍化甚至实体化,使之成了超物质的创造本原,于是就产生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的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由恩格斯最先明确提出的,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著作中,他提出了如下著名论断,“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k
恩格斯的论断是对人类几千年的认识史、哲学史的概括和总结。他在阐释这一问题时回顾了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演变史,说明它贯穿于人类几千年的认识史、哲学史的始终,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具体展开,首先显示的是哲学的时代性内涵。远古时代是它的“萌芽形式”,表现为梦与肉体、“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灵魂不死的观念”、“万物有灵的观念”反映的就是原始人处理思维与存在关系所达到的水准。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它的“朴素形式”,表现为对世界的本原、基质是“原初物质”还是理念的思考。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即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与实在论之间关于个别与一般关系的争论是在神学外衣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到近代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解决获得了它的“完全形式”,即主要探究“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恩格斯集中论述了近代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
一般认为,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两次大的“转向”,第一次是从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是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这两次“转向”,就其理论内涵而言,都是转换了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理解。
古代哲学,它离开对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 的认识论反省,单纯的从世界对象世界本身去寻求世界的统一性,并直接的断言世界本身,而没有自觉到在这种断言中所蕴含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因此,哲学的“古代”含义,是指尚未自觉的提出哲学基本问题而直接地寻求和断言世界本身的哲学理论形态。
近代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认识论转向”,是因为它以反省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寻求二者的同一性。在这种认识论反省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被“清楚的提了出来”,并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具体的说,近代哲学主要是提出和研究了客观世界与意识内容、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等一系列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问题”。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又把这种“认识论转向”发展为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逻辑学反思,即以概念辩证运动的形式去描述思维和存在的规律层面的统一。因此,哲学的“近代”含义,是指自觉的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并从而寻求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统一的哲学理论形态。
现代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是因为它超越了近代认识论转向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从思维与存在统一的现实基础(实践)或文化中介(语言)出发,去回答和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实践转向”,以人的现实的存在方式——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为基础去解决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则是以人类历史文化的“水库”——语言——为出发点去反省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的说,现代哲学主要是在“语言转向”中探索了语言的社会性与个体性、语言的逻辑性与人文性、语言的历史性与共时性、语言的人类性与民族性、语言的确定性与模糊性等矛盾,从而在语言文化的层面上凸现了传统与现实、共性与个性、事实与价值、多样与统一、自由与必然等哲学所关注的理论问题。因此,哲学的现代含义,是指以人的历史性存在为中介去回答和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哲学理论形态。它与传统哲学(包括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哲学总是以“超历史” 的方式去解决哲学问题,而现代哲学则是以“历史的”方式去提出和回答哲学问题。
在哲学的“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理论形态的历史转换中,实现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理论内涵的历史性发展。古代哲学提出“万物的同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试图以某种最深层的统一性的存在来确定人类生活意义的最高支撑点,又意味着人类尚未达到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去反省人类生活的意义。因此,这种哲学实质是表征着人类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近代哲学提出“意识的同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以反省的认识去寻求人类生活的意义,又意味着人类是以超历史的即抽象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受“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现代哲学提出“实践的统一性”以及科学、语言、文化等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从历史的即现实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也意味着人类在多元文化中的意义的冲突与危机。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融合的意识。
总之,哲学要从总体上研究人和世界的关系,要给人以智慧,教导人们善于处理自己和驾奴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首先就必须考察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哲学的其它问题的展开哲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都是以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和回答为起点、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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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7-05-02
以世界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其所涉略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举凡有关自然、社会、思维和人生领域的重大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归属哲学的研究范围。但这些问题之间又不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和“抽象同一”,在哲学的“问题域”中有一类问题是哲学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基本矛盾,一切哲学派别在本质上回避不了、必须给予直接或间接的回答,因而是各种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他的解决规约和影响着其他哲学问题的原则、方向的解决。这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在考察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时候,存在和物质、精神和思维都是作为哲学的最一般、最基本的范畴而出现的。但严格说来,存在和物质并不完全是同一个范畴。从哲学范畴的逻辑序列来看,存在才是具有最高普遍性的范畴。从逻辑上说,首先要肯定世界的存在,才谈得上探究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存在是概括世界的最大普遍性的最抽象的范畴,又是潜在的包含一切的最具体的范畴,只是其具体性尚未确定的显露出来,因而又常被看做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范畴。但是,当我们提出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问题的时候,存在同物质范畴一样,已具有在同思维或精神的对立中被规定的规定性,它也就是被当作和物质是同一层次或同等程度的范畴来使用了。
此外,思维、精神本来是在人类产生以后出现的现象,思维精神只是适用于人类的范畴,为什么在哲学中它们也成了同存在、物质对偶的最一般的基本范畴呢?这是因为,人们是从自己的主体地位出发来考察世界的,人既是这个世界的存在物,又是一种有意识能思维的存在物。人的存在和活动,本身就包含着自己的意识思维同外部存在的世界的关系。同时,人们在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时候,一方面面对着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又往往按照自己存在和活动的特点来看待世界的存在及其本质,不仅把自己特定的思维、精神这种属性赋予物质世界,而且把它无限的普遍化甚至实体化,使之成了超物质的创造本原,于是就产生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的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由恩格斯最先明确提出的,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著作中,他提出了如下著名论断,“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k
恩格斯的论断是对人类几千年的认识史、哲学史的概括和总结。他在阐释这一问题时回顾了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演变史,说明它贯穿于人类几千年的认识史、哲学史的始终,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具体展开,首先显示的是哲学的时代性内涵。远古时代是它的“萌芽形式”,表现为梦与肉体、“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灵魂不死的观念”、“万物有灵的观念”反映的就是原始人处理思维与存在关系所达到的水准。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它的“朴素形式”,表现为对世界的本原、基质是“原初物质”还是理念的思考。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即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与实在论之间关于个别与一般关系的争论是在神学外衣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到近代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解决获得了它的“完全形式”,即主要探究“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恩格斯集中论述了近代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
一般认为,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两次大的“转向”,第一次是从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是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这两次“转向”,就其理论内涵而言,都是转换了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理解。
古代哲学,它离开对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 的认识论反省,单纯的从世界对象世界本身去寻求世界的统一性,并直接的断言世界本身,而没有自觉到在这种断言中所蕴含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因此,哲学的“古代”含义,是指尚未自觉的提出哲学基本问题而直接地寻求和断言世界本身的哲学理论形态。
近代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认识论转向”,是因为它以反省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寻求二者的同一性。在这种认识论反省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被“清楚的提了出来”,并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具体的说,近代哲学主要是提出和研究了客观世界与意识内容、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等一系列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问题”。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又把这种“认识论转向”发展为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逻辑学反思,即以概念辩证运动的形式去描述思维和存在的规律层面的统一。因此,哲学的“近代”含义,是指自觉的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并从而寻求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统一的哲学理论形态。
现代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是因为它超越了近代认识论转向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从思维与存在统一的现实基础(实践)或文化中介(语言)出发,去回答和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实践转向”,以人的现实的存在方式——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为基础去解决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则是以人类历史文化的“水库”——语言——为出发点去反省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的说,现代哲学主要是在“语言转向”中探索了语言的社会性与个体性、语言的逻辑性与人文性、语言的历史性与共时性、语言的人类性与民族性、语言的确定性与模糊性等矛盾,从而在语言文化的层面上凸现了传统与现实、共性与个性、事实与价值、多样与统一、自由与必然等哲学所关注的理论问题。因此,哲学的现代含义,是指以人的历史性存在为中介去回答和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哲学理论形态。它与传统哲学(包括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哲学总是以“超历史” 的方式去解决哲学问题,而现代哲学则是以“历史的”方式去提出和回答哲学问题。
在哲学的“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理论形态的历史转换中,实现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理论内涵的历史性发展。古代哲学提出“万物的同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试图以某种最深层的统一性的存在来确定人类生活意义的最高支撑点,又意味着人类尚未达到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去反省人类生活的意义。因此,这种哲学实质是表征着人类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近代哲学提出“意识的同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以反省的认识去寻求人类生活的意义,又意味着人类是以超历史的即抽象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受“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现代哲学提出“实践的统一性”以及科学、语言、文化等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从历史的即现实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也意味着人类在多元文化中的意义的冲突与危机。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融合的意识。
总之,哲学要从总体上研究人和世界的关系,要给人以智慧,教导人们善于处理自己和驾奴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首先就必须考察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哲学的其它问题的展开哲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都是以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和回答为起点、为中心的。
在考察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时候,存在和物质、精神和思维都是作为哲学的最一般、最基本的范畴而出现的。但严格说来,存在和物质并不完全是同一个范畴。从哲学范畴的逻辑序列来看,存在才是具有最高普遍性的范畴。从逻辑上说,首先要肯定世界的存在,才谈得上探究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存在是概括世界的最大普遍性的最抽象的范畴,又是潜在的包含一切的最具体的范畴,只是其具体性尚未确定的显露出来,因而又常被看做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范畴。但是,当我们提出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问题的时候,存在同物质范畴一样,已具有在同思维或精神的对立中被规定的规定性,它也就是被当作和物质是同一层次或同等程度的范畴来使用了。
此外,思维、精神本来是在人类产生以后出现的现象,思维精神只是适用于人类的范畴,为什么在哲学中它们也成了同存在、物质对偶的最一般的基本范畴呢?这是因为,人们是从自己的主体地位出发来考察世界的,人既是这个世界的存在物,又是一种有意识能思维的存在物。人的存在和活动,本身就包含着自己的意识思维同外部存在的世界的关系。同时,人们在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时候,一方面面对着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又往往按照自己存在和活动的特点来看待世界的存在及其本质,不仅把自己特定的思维、精神这种属性赋予物质世界,而且把它无限的普遍化甚至实体化,使之成了超物质的创造本原,于是就产生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的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由恩格斯最先明确提出的,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著作中,他提出了如下著名论断,“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k
恩格斯的论断是对人类几千年的认识史、哲学史的概括和总结。他在阐释这一问题时回顾了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演变史,说明它贯穿于人类几千年的认识史、哲学史的始终,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具体展开,首先显示的是哲学的时代性内涵。远古时代是它的“萌芽形式”,表现为梦与肉体、“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灵魂不死的观念”、“万物有灵的观念”反映的就是原始人处理思维与存在关系所达到的水准。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它的“朴素形式”,表现为对世界的本原、基质是“原初物质”还是理念的思考。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即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与实在论之间关于个别与一般关系的争论是在神学外衣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到近代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解决获得了它的“完全形式”,即主要探究“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恩格斯集中论述了近代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
一般认为,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两次大的“转向”,第一次是从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是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这两次“转向”,就其理论内涵而言,都是转换了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理解。
古代哲学,它离开对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 的认识论反省,单纯的从世界对象世界本身去寻求世界的统一性,并直接的断言世界本身,而没有自觉到在这种断言中所蕴含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因此,哲学的“古代”含义,是指尚未自觉的提出哲学基本问题而直接地寻求和断言世界本身的哲学理论形态。
近代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认识论转向”,是因为它以反省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寻求二者的同一性。在这种认识论反省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被“清楚的提了出来”,并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具体的说,近代哲学主要是提出和研究了客观世界与意识内容、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等一系列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问题”。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又把这种“认识论转向”发展为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逻辑学反思,即以概念辩证运动的形式去描述思维和存在的规律层面的统一。因此,哲学的“近代”含义,是指自觉的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并从而寻求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统一的哲学理论形态。
现代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是因为它超越了近代认识论转向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从思维与存在统一的现实基础(实践)或文化中介(语言)出发,去回答和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实践转向”,以人的现实的存在方式——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为基础去解决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则是以人类历史文化的“水库”——语言——为出发点去反省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的说,现代哲学主要是在“语言转向”中探索了语言的社会性与个体性、语言的逻辑性与人文性、语言的历史性与共时性、语言的人类性与民族性、语言的确定性与模糊性等矛盾,从而在语言文化的层面上凸现了传统与现实、共性与个性、事实与价值、多样与统一、自由与必然等哲学所关注的理论问题。因此,哲学的现代含义,是指以人的历史性存在为中介去回答和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哲学理论形态。它与传统哲学(包括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哲学总是以“超历史” 的方式去解决哲学问题,而现代哲学则是以“历史的”方式去提出和回答哲学问题。
在哲学的“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理论形态的历史转换中,实现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理论内涵的历史性发展。古代哲学提出“万物的同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试图以某种最深层的统一性的存在来确定人类生活意义的最高支撑点,又意味着人类尚未达到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去反省人类生活的意义。因此,这种哲学实质是表征着人类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近代哲学提出“意识的同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以反省的认识去寻求人类生活的意义,又意味着人类是以超历史的即抽象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受“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现代哲学提出“实践的统一性”以及科学、语言、文化等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从历史的即现实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也意味着人类在多元文化中的意义的冲突与危机。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融合的意识。
总之,哲学要从总体上研究人和世界的关系,要给人以智慧,教导人们善于处理自己和驾奴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首先就必须考察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哲学的其它问题的展开哲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都是以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和回答为起点、为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