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人与动物的分野是以意识的出现与主客体的分化为开端的,这也是认识与实践活动展开的前提。不过在漫长的史前时期,由于人类智力提升缓慢,加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与生活规模狭小,先民们对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认识狭隘、肤浅,长期停留在感性经验层次,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大多直接源于生产与生活经验。如关于日月星辰运行周期、所猎取动物的生活习性、人的生老病死、图腾崇拜与祭祀仪式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主要是通过血缘氏族公社内部的世代口头传承方式积累起来的,多是零散的、常识性的、经验性的感性认识成果,其中包含着日后众多学科的萌芽。
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逐步出现了物质生活资料的剩余,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创造了条件。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脑力劳动者群体的形成加快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进程,尤其是文字符号的发明使认识活动发生了质变,改变了以往知识的记录与交流方式,使知识流量与总量累积速度明显加快。一般认为:“人文学科起源于西塞罗提出的培养雄辩家的教育纲领,而后成为古典教育的基本纲领,而后又转变成中世纪基督教的基础教育。”[1] 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著述与文艺作品,形成了天文、历法、力学、医学、军事、哲学、历史、文学等较为系统的具体知识体系,出现了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雏形。其中,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个别门类发育相对成熟。作为人类精神表现的组成部分,早期的自然科学也带有浓厚的人文学科色彩。必须指出,这些早期知识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知识之间尚有较大差异:
——成熟程度不同。前者在深度与广度上远远落后于后者,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科学性程度相对较低。
——学科内容与边界不同。前者往往是多门知识浑然一体,尚未完全分化。如古代哲学对客观世界进行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研究,蕴涵着许多学科的萌芽;天文学中既有天象规律的体察,又有占卜吉凶、指导日常生活的神秘规则等。
——研究方法不同。前者多以直观、猜测、思辨为主,后者多以实验、假说、经验归纳、数理演绎为主。
经过以基督教文化为主体的漫长中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欧洲萌发。为了推翻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向落后的封建贵族势力发起了全面进攻。他们首先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找到了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统治的武器,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以复兴古典文化为标志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高扬“人文主义”旗帜,提倡人性,反对神性;崇尚理性,反对神启;鼓吹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这就极大地促进了以人自身为核心的人文学科的分化发展。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各学科相继从自然哲学中分化独立出来,进入了全面快速发展时期,并且为认识人文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模式、方法和工具。19世纪中叶以来,研究具体社会运动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门类相继发育成熟,又从哲学及其他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除国家研究院和大学提供的少数职位外,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家的职业角色的社会分化逐步加快,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建制开始形成。至此,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互促进、彼此交织的大科学体系开始形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由奴隶制发展到封建制的国家,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奉行重农抑商、重道轻器、重文轻技、贵德贱艺的基本国策,因而,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封建文化的伦理特质明显,蕴涵着丰厚深邃的人文思想。“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易经》:“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早在春秋时代就形成了文史哲浑然一体的学术传统,人文学科相对发达,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处于古代文化的核心地位。然而,作为一门统一性学科的名称,“人文学科”是20世纪初才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此后这一称谓才为学术界所认同。这一状况是与古代科学技术的被压抑地位和社会科学发育迟缓密切相关,从而使先哲们难以意识到人文学科与其他知识门类之间的差异。虽然明初以前,我国科学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形成了农学、医学、天文学、算学等自然科学体系,产生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技术发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文化支流地位,近代以来陷于停滞,日渐衰落。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的。西学东渐始于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在我国的文化传播活动,后受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影响和古代人文传统的抑制,中西文化交流受阻。西方社会科学从清末严复等人的译介才开始大量引入,加上派往欧、美、日等地留学生的归国传扬,更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现代社会科学逐步在我国发展起来。 吴鹏森等概括指出:“现在世界各国对科学的理解大体上有两种:一是英美的科学概念,认为科学应是具有高度的逻辑严密性的实证知识体系,它必须同时满足如下两个条件:(a)具有尽可能的严密的逻辑性,最好是能公理化;其次是能运用数学模型,至少也要有一个能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b)能够直接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二是德国的科学概念,认为科学就是指一切体系化的知识。人们对事物进行系统的研究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不管它是否体现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性,都应该属于科学的范畴。按照英美的理解,只有自然科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科学勉强可以算科学,而人文方面则不能看成是科学。因此,英美等国把所有的学科分为三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人文学只能是学问,是一门学科,不能称之为科学。但按德国的理解,则人文科学也应当属于科学。德国人把所有科学只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文化科学)。显然,这里的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2] 吴本人倾向于德国传统的理解,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由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构成,人文科学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的精神文化为对象的科学。
魏镛认为:“关于人类知识的区分,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法。最普通的分法是把人类知识分成四类:即以物理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物理科学,以生物和生命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生物科学,以人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和以人类的信仰、情感、道德和美感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在以上四类知识中,人文学通常都只当作一种学科,而不当作一种科学。因为人文学科中的宗教、哲学、艺术、音乐、戏剧、文学等学问都是包含很浓厚的主观性的成分,着重于评价性的叙述和特殊性的表现。”[3] 这是一种以认识对象特点为依据的划分方式,它将我们所理解的自然科学一分为二,物理科学就是无机的自然科学,生物科学就是有机的自然科学;而将我们所理解的人文社会科学也一分为二,社会科学可当作科学,人文学只是学科类概念,并不当作一种科学。魏的知识划分及对人文学科的理解与英美传统接近。上述英美传统与德国传统以及吴、魏二人的看法是这一问题上的主流观点,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人文学科的理解上。 人文学科的英文词humanities源出于拉丁文humanists,意即人性、教养。原指与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如对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后泛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而人文科学的德文词Geisteswissenschaften的意思既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人文学科,相当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人文社会科学。[4] 在我国翻译的西方文献中,英文humanities一词有时被翻译成人文科学,有时也被翻译为人文学科,即使在同一段落中,这两种译法也常常并行。这表明在译者心目中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是同义词,可以不加区别的混同使用。可以认为,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都以人类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都是对人类思想、文化、价值和精神表现的探究,目的在于为人类构建一个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使心灵和生命有所归依。在汉语言中,“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的词源意义是有区别的,前者直接就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如音乐、美术、戏剧、宗教、诗歌、神话、语言等作品以及创作规范与技能等方面的知识。后者则是关于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体验与思考,是对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本质、内在联系、社会功能、发展规律等方面的认识成果的系统化、理论化,如音乐学、美术学、戏剧学、宗教学、文学、神话学、语言学等。实际上,前者(人文学科)形成于先,后者(人文科学)发展在后;前者是后者展开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深化,二者虽各有侧重,但也很难截然区分。
但须指出,用“人文学科”还是用“人文科学”来称呼这一知识集合体,并非只是文字游戏,而是涉及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知识形态的重大问题。“人文学科”的称谓一方面侧重于这一知识体系的特殊性与传统形态,与科学各异其趣;另一方面认为该知识体系发育虽历史悠久,却仍不成熟,与“科学”标准尚有较大差距。不过,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一称谓时,应看到这一知识体系的科学化趋势。“人文科学”的称谓则侧重于这一知识体系的最新发展和某些学科的相对成熟性,认为该知识体系的发育日渐成熟,已具备了“科学知识”的基本特征。但应注意,人们在这样使用这一称谓时,“科学”一词已经比习见的意义更泛化了。
从该领域知识发育整体看,我们倾向使用“人文学科”称谓。因为,在使用这一称谓时,不应忽视该知识体系发展的历史状况。目前这一知识体系的发展,与一般公认的“科学”标准(可检验性、解释性、内在完备性、预见性)尚有较大差距。而且,该知识领域还有一些重要的不能以“科学”来涵盖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古老而常新的,也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以“人文学科”称之,比较严谨,也比较切合目前该学科群的发展实际。 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19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仿效自然科学模式,借鉴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日趋复杂的社会现象,形成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从多侧面、多视角对人类社会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力图通过对人类社会的结构、机制、变迁、动因等层面的深入研究,把握社会本质和发展规律,更好地建设和管理社会。与“人文学科”相比,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较强;而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较弱。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知识领域的科学性依次递增。
无法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截然分开。人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人,人类精神文化活动就是在社会场景中展开的,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社会现象又源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创造。人文现象与社会现象都是由人、人的活动以及活动的产物构成的,这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个社会生活整体,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映同一社会生活,因而,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正是这种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构成了二者内在的亲缘性与统一性,成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客观基础。
在这个问题上,皮亚杰有很深刻的见解:“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一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人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人性’还带有从属于特定社会的要求,以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不再在所谓社会科学与所谓‘人文’科学之间作任何区分了。”[5] 正因为如此,现在人们往往把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的知识领域,即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统称为人文社会科学,有时也简称为社会科学。这里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在承认人文现象与社会现象、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差异的前提下学科融合的产物,这一趋势充分体现了学科综合的时代特征。本报告就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对象,力图从人类认识与实践的高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进一步整体性思考,鸟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状况。 自然科学是以实证、说明为主导的理性方法,而人文学科更多地使用内省、想象、体验、直觉等非理性方法。(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可以互相补充,因为它们在探究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上存在根本区别,它们属于不同的思维能力,使用不同的概念,并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进行表达。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并通过客观语言沟通信息;人文学科是想象的产物,使用现象与实在、命运与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语言表达。《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760页。
人文社会世界的主体性、个别性、独特性、丰富性特征,要求认识主体具备把握意义世界的主观感悟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形成与个体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密切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活动因而带有个体性与差异性特点。因此,一些哲学家认为解释学能够提供适合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的方法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区别在于其分析和解释的方向;科学从多样性和特殊性走向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和必然性;相反,人文学科则突出独特性、意外性、复杂性和创造性。同上。 自然科学具有客观性和真理性,忽视价值判断,可为任何阶级、民族和国家服务。自然科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多是基于认识差异上的学术争论,一般不涉及阶级偏见。而在人文社会科学活动中,认识者往往既是认知主体,又是被认知的客体。作为主体,他能认识客体与自己;作为客体,他是人生意义的产生者、民族文化的承担者、社会活动的参与者、自我认识的历史存在。人文社会科学是真理性、价值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多属社会意识形态,往往程度不一地打上阶级或民族的烙印,难以毫无差别地为一切阶级、民族和国家服务。因此,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多地受到统治阶级的干预和控制。正如贝尔纳所说:“社会科学的落后主要不是由于研究对象具有一些内在差别或仅仅是复杂性,而是由于统治集团的强大的社会压力在阻止着对社会基本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民族和国家等利益集团,与人文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利害关系,研究成果往往透着各自的知识背景、价值观、民族文化传统,带有阶级倾向性。如历史的“辉格”解释等。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一种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却并存着多种哲学、历史学、法学的原因。
此外,自然科学研究以集体劳动为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个体劳动为主。自然科学的时代性较弱,继承性较强;人文社会科学的时代性较强,继承性较弱。自然科学体现的是一种以探索、求实、批判、创新为核心的科学精神;人文社会科学体现的是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的人文精神。如此等等。总之,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这里远未穷尽它们之间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异使人文社会科学成为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