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日本江户幕府始终未与清朝开展政治往来，却一直视其为潜在威胁。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日本江户幕府利用一切可能渠道积极搜集清朝军事情报。
(一)对清朝舆地情报的搜集。国家舆地信息直接涉及领土安全问题，始终被纳入在国家之问军事情报搜集范围之内，江户幕府主要通过审讯日本归国漂流民和问询赴日华商两条渠道获取清朝舆地情报。江户幕府针对清朝的风说调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例行风说问询;二是专门风说调查。接受例行风说问询乃唐船入港长崎的必经环节，江户幕府并不支付任何酬报。与此相反，专门风说调查的针对性更强，幕府选择问询对象并赐予银钱以示褒奖。部分清商国防意识淡薄，江户幕府通过此种力一式轻易获取了清朝舆地情报。
以上两种渠道的清朝舆地情报皆为语言情报，从情报内容上看，清商提供的情报更具系统性，情报视野较为开阔;漂流民情报多为漂流沿途的地理信息，带有一定局限性，但现地性极强。另一力-面，此期中日贸易兴旺，这为江户幕府提供了随时根据所需进行问询的机会;而漂流事件不可预见，漂流民情报带有较强倡然性。
(二)对清朝军政情报的搜集。军政情报是国与国之问军事情报搜集的重点内容之一。清朝统 一中国后，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军事帝国，这引起江户幕府对清朝军政的关注。中日长崎贸易中，除一般货品外，亦有中国书籍经不法清商之手流入日本。虽然在货物中所占比重极低，但江户时代确有大量中国书籍流播日本。中国船只抵达长崎后，所载书籍须经书籍检查官—“书物改役”、“书物口利”的严格审查后力一准入境.
江户幕府为了解中国对日本的看法，要求“书物改役”摘录中国书籍中有关日本的记载并上报江户。由此可见，中国书籍不但起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亦成为江户幕府获取清朝情报的情报源。 清朝法典性文献是江户幕府获取清朝军政情报的主要情报源。
(三)对清朝武备情报的搜集。武备乃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障，日本江户幕府利用一切可能渠道展开了对包括马匹、武具在内的清朝武备情报的搜集活动。冷兵器时代，马匹属国家武备的重要组成部分。1715年，日本颁布《正德新例》，规定了以信牌进行贸易的新力一式，江户幕府有效利用这种新的贸易力一式，多次以“御用”名义命令长崎奉行购入清朝马匹及马具。
(四)江户幕府大量购入中国兵书。清朝入主中原后，江户幕府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担心清朝入侵。当时活跃于日本的名儒熊泽蕃山甚至预测危机近在眼前，建议幕府囤积兵粮，拟定兵法，做好应对准备，其在谈及日本是否具备抵御清朝的兵法时称:“北狄若以下策来攻，应速与其合战，若此，今日本兵家之能者，或稍能抵挡;北狄若以上策来犯，今日本兵家无抵御之法也。”获取当时颇为先进的中国兵学理论，提高幕府军队技战术水平，在日本统治者眼中乃迫切之需。长崎输入的汉籍中不乏兵学书籍，购入中国兵书是江户幕府获知中国兵学理论的主要手段。
(五)江户幕府招募清朝武官。利用赴日清商招募清朝武官，这是江户幕府搜集清朝军事情报活动中采取的最为大胆且直接的手段。满人以骑射为本，对弓马技艺尤为重视，入关后，清朝军队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骑射优势，正因如此，弓马技艺亦成为江户幕府搜集清朝军事情报时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1725年，江户幕府复以“御用”名义向长崎奉行下达了招请擅长骑射的清朝武官的命令。从对骑射之人武官身份的要求可见幕府此举的真实口的。朱佩章接受了此项任务，次年2月归国之时得以其子朱允传名义获得该年广东临时'I几牌，但因私载武人出境有违清朝律法，n月再次赴日时，所约之人并未同船前往，朱佩章亦因此未能获得日本力一面的贸易许可，数月后被迫返航。朱佩章返航七日后，骑射之人陈采若、沈大成分乘二艘唐船登陆长崎，《唐马乘力一补遗》中所收“骑射并马医唐人陈采若、刘经先、沈大成之渡来经纬”记载:1727年，朱佩章之弟朱来章听闻其兄贸易受阻后，派弓马俱佳之沈大成与陈采若及马医刘经先搭乘二十番钟勤天之船抵达长崎;另二十一番船船主陈良选应先前朱佩章之再三恳请，改称陈大成，秘携沈大成同日抵达。为博取日力一信任，清商竭尽所能招募骑射人，贸易信牌再次彰显出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