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6至18世纪的欧洲通常被归类为重商主义的时期[47]，在这个时代，地理大发现使得许多之前未知的贸易路线被欧洲的商人所开发，主要的地区在於英格兰、低地国家、美洲殖民地等地之间。重商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思想便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现，尽管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产品都还是由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所产出[6]。
虽然一些学者认为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早阶段，其他人则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要到後来才会形成。比如匈牙利的历史学家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认为重商主义尽管重视对海外的贸易，却没有挑战政治体制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最重要局限－劳动和土地，也因此重商主义对於政府经济管制的态度仍然和之前封建主义者的态度一样，仅是在管制的方法上有所不同。卡兰尼主张资本主义的最大特徵是在於建立一个可以买卖「虚构商品」例如土地、劳动、和货币的通用市场，然而直到1834年前英格兰都没有出现一个有竞争存在的劳动力市场，也因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在这个年代前是不存在的[48]。
早在公元前两千年亚述商人便已经开始经营长距离的贸易路线以求获利[46]，最早的重商主义形式则可以追溯至罗马帝国和古中国。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重商主义的经济也开始扩张到全欧洲。而在罗马帝国衰败後，大多数欧洲的经济都被地区的封建势力所控制，而重商主义也因此瓦解。不过重商主义会在阿拉伯、丝路等地继续存在，同时也会随着东亚如中国的朝代兴衰而有所起伏。与阿拉伯邻近的区域如埃及、波斯、和拜占庭也都有贸易路线的存在。随着伊斯兰教在第七世纪开始散播，重商主义也开始在西班牙、葡萄牙、北非、亚洲等地扩张。随着中世纪的结束，重商主义终於开始在欧洲广泛发展[49]。
1809年伦敦的谷物交易所。谷物法於1846年的撤销代表了对重商主义的抛弃，和自由贸易的到来。
约瑟夫·熊彼特将重商主义的主要信条分为三点：交易的控制、出口的垄断、以及贸易的均衡[50]。重商主义的衍生理论之一是所谓的重金主义（Bullionism），强调应该努力累积越来越多的贵金属。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出口比进口更多的货物，如此一来才能累积贵金属。重商主义者主张主有本国无法产出的原料才应该从国外引进，同时他们也鼓吹政府补贴出口货物，并用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阻挡来自国外进口的竞争，认为如此一来才能鼓励国内的生产制造。在这个时期，许多欧洲的商人在国家的保护下，透过补贴和垄断来获取大部分买卖贸易所得到的利润。弗兰西斯·培根对此主张重商主义的用途是在「拓展并维持贸易的平衡、保护生产者、制止经济停滞、以奢侈法来取缔浪费和过剩、节省土壤、管制价格…」[51]
在中世纪的时候，类似的经济垄断便已经开始流行，由同业公会组成的地方产业在贵族的保护下建立了广泛的垄断，如同卡特尔一般，同业公会透过对於营业执照和许可的垄断来排挤竞争者，并且以此设立超过市场均衡的价格[52]。不过在重商主义之下，绝对君主制开始崛起，国家取代了同业公会在管制经济上的角色。从18世纪开始，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崛起则象徵了资本主义的商业阶段的开始[53][54]，这些公司的特色是他们从国家那裏获得的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权力[53]。到了这个时期，之前在重商主义时期累积了财富的商人开始将资本投注到东印度公司和殖民地上，希望获得投资回报。
从18世纪中期开始，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为首的新一群经济学家开始对重商主义的概念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他们认为重商主义所抱持的「世界上的财富是固定的」概念是错误的，而且一国要增加财富的方式并不是只能透过减少他国财富来达成。在工业革命中，产业家们取代了贸易商成为了资本主义下的主要角色，并且连带造成了传统手工艺工匠、同业公会等产业的淘汰。在这个时期，农业商业化所带来的多馀生产则促长了农业的机械化。产业资本主义引进了工厂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并且以生产过程中复杂的分工来切分各种琐碎的生产步骤，最後使得资本主义开始支配全球的经济体制[47]。
英国同时也开始抛弃重商主义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在19世纪出现的「曼彻斯特学派」开启了一场主张降低关税的运动[55]。到了1840年代英国已经抛弃了许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撤消了谷物法以及航海法案[47][56]。由於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领导的自由贸易运动，英国也减低了关税和进口限额。一般认为航海法案在1849年被撤销，是重商主义衰败、工业革命开始的起点[55][57][56]。
工业革命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主要转捩点，几乎所有工业国家裏人民生活中的大小事务都因为工业革命的到来而产生根本的改变。最显著的是在工业革命下平均收入和人口开始了前所未见的快速成长，如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所说的：「这在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是，一般大众的生活水准开始出现持续的成长…没有任何古典经济学家预见到类似这样的经济现象，即使在理论上都没出现过。
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许多改变，由於社会主义的崛起和共产国家的出现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尽管到20世纪结束时，蘇联彻底解体，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已浮现成为最主要的经济模式。
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後，国家开始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更大程度的干预，最突出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崛起。举例来说在1929年，美国政府的全部支出（联邦、州政府、地方政府）加起来只占了十分之一不到的国民生产总值，而到了1970年代时这个数字已经跃升到三分之一[5]。其他一些工业国家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例如法国便将政府支出提高到超越了美国的比率。在二战之後，许多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被发展来解释战後的社会和经济走向，包括了後工业社会和福利国家的概念[47]。凯恩斯主义在战後的一段时期主导了经济学界对於管制资本主义的看法，1950年代和1960年代这段期间也被称为战後的经济扩张时期，直到停滞性通货膨胀於1970年代出现为止[59]。
在1970年代同时出现的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经济成长缓慢之下，凯恩斯主义开始受到广泛质疑。米尔顿·佛利民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经济学家也在这段时间开始对西方国家政策产生主要的影响，他们主张重回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并且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佛利民等人的著作影响了许多英美保守派的政治人物，例如朗奴·列根和玛格丽特·戴卓尔，对众多国有企业展开了市场化（民营化）、以及对经济解除管制。佛利民所属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发展出的货币主义也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对於整体经济学的垄断，并且成功推行如浮动汇率等政策，
尽管国际贸易远在资本主义出现前便已经存在，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扩张所引发的全球化在20世纪後半期使得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且使得人口和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成为现代世界的经济常态。由於布雷顿森林协定在1971年被抛弃和浮动汇率的出现，各国货币之间流通大幅增加了资本的流动速率。许多国家也持续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WTO等自由贸易组织的出现则以国际公约的角色来促长各国间的自由贸易。
而众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创新，例如海运货柜化的出现，则使得进出口的运输成本被大幅降低，并且使台湾、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可以透过低成本的制造业出口将产品贩售到先进国家，迅速迈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60]。而同时增长的不只是出口，台湾的出口量在1970年为14亿美元，仅仅三年之後的1973年便跃升到43亿美元，而进口量也同时翻升了两倍[60]。进入了全球化浪潮的国家也在生活水平上获得空前成长，例如南韩在1960年时与非洲的赞比亚有相同的财富水准，然而到了2000年代其国民生活水平已经超越赞比亚20多倍[61]。
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是许多跨国公司的出现，而资本在各国间的快速流动，加上人口、文化、产品等的自由交流，也对传统的国家控制权力产生挑战。投资人往往为了寻求更低成本的工资，将生产过程中的劳力密集阶段外判到工资便宜的国家，这些发展都让一些人认为国家主权因为全球化而受到「侵蚀」[62]。在今天，许多人以此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世界体制的地步[47]，然而其他人则认为即使是以目前资本主义发展的规模来看，仍然没有比之前时代的资本主义贸易要多出许多[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