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在汗牛充栋、漫无涯涘的历史文本堆里，究竟哪一种历史文类最能契合激扬种性、振兴国魂的要求？晚清知识分子提出的答案是：“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在前引《国魂篇》一文中，作者于申明“国魂”之义后，接着便说：
国魂之发生也，复有两种：有自民族优性而自然发生者，有自千百志士流血流泪以鼓铸而成者。虽然，则亦相须也矣。虽民族有优性，亦必有一二人出以代表其余，不然，勿显也；而一代志士，苟欲以无量热血铸造国魂者，则亦必洞察本族之特性，因其势而利导之，不然，勿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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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国族精神”与“民族英雄”实为一体之两面：“民族英雄”者，固为“国魂”寄寓之化身；而国魂者，盖亦有赖“民族英雄”之丰功伟烈始得彰显。因此，苟欲回落日之既薄、挽国族于将颓，如何阐述“民族英雄”的光荣事迹，以激发国人向慕追法之热情，殆为不可须臾或缓之不二法门。
陶成章撰《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便在叙例中说：“英雄者，历史之产出物也；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表赞已往之英雄，而开导未来之英雄，亦历史家之责任，且国民之分应尔焉。”1905年，《大陆报》的一名编辑同样指出，史家要务，“在发潜露隐、扬德标光，描写人物之精神，披抉事情之真相，令读者歌之泣之鼓舞之而闻风兴起”，以造就今日之“无量奇杰”。1909年，《中华新报》的作者觉民更呼吁用“古今中西英雄模范”充作教科，以“唤起共同之感情”；而“本国之英雄”，尤足以直接刺激青年模仿之热情，故教育界人士盖不能不“急以英雄好模范，染我神圣学生军”。
“民族英雄”之表赞，既紧要如斯，晚清诸人遂亦相率埋首故纸堆中，“发潜露隐，扬德标光”，从尘封已久的历史文本里，陆续发掘出许多湮没无闻的人物。风气所及，一时之间，晚清知识分子竞相致力于历史人物的传记书写，“传记”一栏蔚为当时各色期刊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梁启超本人除先后撰成张骞、班超、赵武灵王、郑和等人小传外，复于1904年采集春秋战国以迄汉初，“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后世子孙模范者”，凡七十八人，“以列传体叙次之，加以论评，以发挥其精神”，乃成《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为学校教科发扬武德之助焉”。国粹派的黄节感于国家种族之濒绝，发愤作《黄史》，全书网罗历代节烈志士凡一百八十人，实际成传者二十人。陈去病则刊有《明遗民录》一书，搜罗典籍至数万卷，所传人物，分省论次，气势尤为博大。他如马叙伦之《啸天庐搜幽访奇录》、刘师培之《刊故拾遗》、庞树柏之《龙禅室摭说》等笔记杂志，也都记述了大批宋明人物的佚行遗烈。至于零星散见各报章期刊者，为数尤伙。
因此，蒋智由在1903年便曾敏锐地指出：“中国自数十年以来，丁时势之潮流，蒙晦之古人而复出现于当世者，已略可指数”。他并且进一步说明，如黄帝、郑成功、张煌言、甘辉、朱舜水、王夫之、林清等人，“向也或显或隐，或蒙谤讟、受诟尤”，乃今适逢运会，遂得伴民族主义之发生而“复活”，“拔泥涂之中，而得蹑于青云之上”。这项观察，充分反映出晚清中国“民族英雄”的出现，盖与国族主义的热潮密不可分。
虽然，这些“或显或隐”的古人，并不只是单纯的“复活”而已。他们事实上还要经过一番由特定的“框架、声音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加以彻底的改扮，才可能蜕变成为国族主义历史叙事歌颂表彰的对象。我们可以从两个侧面来观察历史人物如何在国族主义叙事策略的运作下，被扯出其原先所附着的具体时空脉络，转化成象征中国国族精神的“民族英雄”。
首先，通过国族主义“国族整体性”的预设，原本只存在于局部地域民俗记忆中的人物，被放大成为全国族共同膜拜景仰的对象。1903年，湖北留日学生成立“湖北调查部”，逐月发表各项调查之记事；其《叙例》中论及湖北地方史的调查，便说：“兹所调查，止于湖北；（然湖北）亦吾国一大部分也。当仿东西历史家地方史之例，注意其有影响于民族者。”Ralph Croizier也指出，中国民间对岳飞与郑成功的崇拜，原先仅分别局限于浙江、福建、台湾等地，乃自二十世纪初年以降，经由国族主义知识分子的鼓吹，与袁世凯及国民政府等政治权威的提倡，急遽被提升到全国性的层次，蔚为中国“民族英雄”的典型代表。
更为重要的是，在国族主义历史叙事的操弄之下，这些历史人物本有的动机与成就，也遭到截然不同的诠释或扭曲，从而被赋予一个全新的形象与意义。以岳飞而言，Hellmut Wilhelm便已指出：岳飞一生行谊及其死后声名，乃是一个从神话到神话的过程。不过，这套神话，盖仍囿于传统儒家普遍性文化道德秩序的范畴。直到清代中叶，在官方的礼仪论述中，岳飞依然是作为“忠烈名臣”的典范，由朝廷遣官致祭。
而在民间传说中，岳飞故事则有着极其繁复的多样面貌，其于宋元之间，原是以驱魔除妖之“镇魂物语”的形式出现，具有强烈的宗教仪式色彩；及明末清初，又逐渐转变为以娱乐大众为主要功能的“英雄物语”。再如晚清知识分子尊崇备至，颂之为“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的黄宗羲、王夫之等明末反清大儒，在正统的官方历史叙事中，却是被当作“阐明圣学，传授道统”的文化楷模，而于1908年由礼部奉诏议准，入祀孔庙。
至于据台抗清的郑成功，其所具备的历史形象，尤为复杂。就清廷而言，郑成功的负隅顽抗、孤忠不屈，固然造成许多困扰；一旦事过境迁，却正不失为宣扬“君臣之义”、巩固王朝统治权威的正面教材。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与闽浙总督李鹤年等人合疏题奏，奉准于台湾建立“延平郡王祠”，并由清廷赐谥“忠节”；疏文中便说，郑成功“丁无可如何之厄运，抱得未曾有之孤忠；虽烦盛世之斧柯，足砭千秋之顽懦”，所侧重的盖仍不外乎其所体现之儒家道德价值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是岳飞、郑成功，抑或是其他不见经传的历史人物，其实际生活经验与死后形象变化，其实都是一幅纷赜多变、众声喧哗的复杂图像，殆难简化成一套同质的整体性叙述。
然而，这些复杂多变的面相，在晚清“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中，却全遭抹杀，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国族主义历史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岳飞、郑成功等人犹如公元十三世纪胁迫英王约翰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的贵族王公一般，纷纷被编入一套单一声调的国族论述。Benedict Anderson指出：这些王公巨卿并不会说英文，也根本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然而，七百年后，在联合王国境内的学校课堂中，他们却被描写成英国古代的“爱国者”。同样的，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岳飞、郑成功诸人会了解所谓“中华民族”的含义；但是，在晚清国族主义知识分子的笔下，他们却都被奉上“民族主义伟人”的堂皇称号；他们整个生命的意义，也都在“为民族而流血”的颂赞声中，被化约成一个单一的目标——中国“国族”。由此观之，晚清“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或许正可视作近代中国“国族传奇”打造过程中的伟大产品。
1908年，青年胡适写道：“中国历史有个定鼎开基的黄帝、有个驱除胡虏的明太祖、有个孔子、有个岳飞、有个班超、有个玄奘，文学有李白、杜甫，女界有秦良玉、木兰，这都是我们国民天天所应该纪念着的。”这一番话已初步描绘出近代中国所建构之“民族英雄”的大致轮廓；而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消长史》中一段长篇累牍的点将录，更活脱脱便是一套集“传奇打造”之大成的中国“民族英雄”的详尽系谱：
可爱哉，我中国！我中国有逾高岭、绝大漠，战胜百族、创建大国之大英雄家——黄帝，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白手徒步、起身帝王之大豪杰家——汉高祖、汉光武、明太祖，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开拓疆土、挞伐异族、武功显赫之大帝王家——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开通西域、寻觅新地、陆地旅行之大冒险家——张骞、班超，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巡历西洋、驶入红海、威服诸岛之大航海家——郑和，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入险万里，破灭强敌、擒获君主之大战略家——陈汤、李绩、李靖、裴仁轨（？）、苏定方、王元策，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平治洪水、整理山河之大功业家——夏禹，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怀抱帝国主义、坚持铁血政策之大政治家——管仲、商鞅，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唱兼爱、申民权、表明大同学说之大宗教家——墨翟、孔子、孟子、黄宗羲，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热心爱国、抗拒异族、百折不磨之大义烈家——刘琨、祖逖、岳飞、文天祥、张世杰、郑成功、张煌言、李定国，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手提匕首、身履不测、威慑帝王之大义侠家——荆轲、聂政，世界莫能及。其他若文学家、工艺家、美术家，亦莫不人材济济而称盛于一时。以言乎人文，若是其众多且美也。可爱哉，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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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一长串光荣璀璨的名姓背后，我们隐约还是看得到那个最终的指谓——中国国族——的身影。借用Bernhard Giesen的说法，我们正可以把中国国族看作是由这些符码建构而成的想象群体。
虽然，如Giesen所言，这些星罗棋布的符码，还要经过一番特定的编码程序，才有可能发挥树立群体边界、凝聚群体认同的作用。而编码原则的择取，又与行动者（agent）所处的社会过程密切相关。Giesen明白指出：个人与集体的利益，乃至彼此冲突、协调的动态历程，都对符码的建构与组合，设下了严格的限制。如众所知，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所处身的具体历史情境，乃是满汉对峙，国族界线与族群界线纠结缠绕，难以厘分的混乱局面。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与利益，他们或高举种族革命之帜，或力倡保皇改良之议。因而，他们对于“民族英雄”的系谱，便有着迥然不同的编码方式；而不同的民族英雄系谱，自然也会促生截然异趣的国族想象。
粗略而言，相应于“革命”与“改良”的对立两极，晚清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民族英雄”系谱，有着两套泾渭相殊的论述形构。矢志排满，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相号召的汉族革命党人，率皆标举“种族的民族主义”，要求族群界线与国族界线合而为一，其所大力阐扬的“民族英雄”典型，便不能不以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攘斥夷狄，抗御外族”的汉族英雄为圭臬。反之，主张维护满洲政权，实行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人士如梁启超辈，大多反对“以种族为国族”的国族建构方式，转而强调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中国”的优位性。因而，他们所极力揄扬的“民族英雄”，往往乃是以在历史上开疆拓土、扬威异域，增进国家光荣、促进国民进步者为依归。
当然，如上引陶成章那段话所示，这两种“民族英雄”的类型，自非南辕北辙，略无会通之处；事实上，无论是革命党人抑或是梁启超，也都并不是拘守一端，未尝稍变。本文所作厘划，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诠释分析的便利，同时也正显示出晚清“民族英雄”系谱的书写，往往随着政治立场与现实形势的变化而转易。“民族英雄”的系谱，固然为近代中国的国族想象提供了丰富的符号资源，却同时也是各种不同国族想象斗争角逐的符号场域。
国魂之发生也，复有两种：有自民族优性而自然发生者，有自千百志士流血流泪以鼓铸而成者。虽然，则亦相须也矣。虽民族有优性，亦必有一二人出以代表其余，不然，勿显也；而一代志士，苟欲以无量热血铸造国魂者，则亦必洞察本族之特性，因其势而利导之，不然，勿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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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国族精神”与“民族英雄”实为一体之两面：“民族英雄”者，固为“国魂”寄寓之化身；而国魂者，盖亦有赖“民族英雄”之丰功伟烈始得彰显。因此，苟欲回落日之既薄、挽国族于将颓，如何阐述“民族英雄”的光荣事迹，以激发国人向慕追法之热情，殆为不可须臾或缓之不二法门。
陶成章撰《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便在叙例中说：“英雄者，历史之产出物也；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表赞已往之英雄，而开导未来之英雄，亦历史家之责任，且国民之分应尔焉。”1905年，《大陆报》的一名编辑同样指出，史家要务，“在发潜露隐、扬德标光，描写人物之精神，披抉事情之真相，令读者歌之泣之鼓舞之而闻风兴起”，以造就今日之“无量奇杰”。1909年，《中华新报》的作者觉民更呼吁用“古今中西英雄模范”充作教科，以“唤起共同之感情”；而“本国之英雄”，尤足以直接刺激青年模仿之热情，故教育界人士盖不能不“急以英雄好模范，染我神圣学生军”。
“民族英雄”之表赞，既紧要如斯，晚清诸人遂亦相率埋首故纸堆中，“发潜露隐，扬德标光”，从尘封已久的历史文本里，陆续发掘出许多湮没无闻的人物。风气所及，一时之间，晚清知识分子竞相致力于历史人物的传记书写，“传记”一栏蔚为当时各色期刊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梁启超本人除先后撰成张骞、班超、赵武灵王、郑和等人小传外，复于1904年采集春秋战国以迄汉初，“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后世子孙模范者”，凡七十八人，“以列传体叙次之，加以论评，以发挥其精神”，乃成《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为学校教科发扬武德之助焉”。国粹派的黄节感于国家种族之濒绝，发愤作《黄史》，全书网罗历代节烈志士凡一百八十人，实际成传者二十人。陈去病则刊有《明遗民录》一书，搜罗典籍至数万卷，所传人物，分省论次，气势尤为博大。他如马叙伦之《啸天庐搜幽访奇录》、刘师培之《刊故拾遗》、庞树柏之《龙禅室摭说》等笔记杂志，也都记述了大批宋明人物的佚行遗烈。至于零星散见各报章期刊者，为数尤伙。
因此，蒋智由在1903年便曾敏锐地指出：“中国自数十年以来，丁时势之潮流，蒙晦之古人而复出现于当世者，已略可指数”。他并且进一步说明，如黄帝、郑成功、张煌言、甘辉、朱舜水、王夫之、林清等人，“向也或显或隐，或蒙谤讟、受诟尤”，乃今适逢运会，遂得伴民族主义之发生而“复活”，“拔泥涂之中，而得蹑于青云之上”。这项观察，充分反映出晚清中国“民族英雄”的出现，盖与国族主义的热潮密不可分。
虽然，这些“或显或隐”的古人，并不只是单纯的“复活”而已。他们事实上还要经过一番由特定的“框架、声音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加以彻底的改扮，才可能蜕变成为国族主义历史叙事歌颂表彰的对象。我们可以从两个侧面来观察历史人物如何在国族主义叙事策略的运作下，被扯出其原先所附着的具体时空脉络，转化成象征中国国族精神的“民族英雄”。
首先，通过国族主义“国族整体性”的预设，原本只存在于局部地域民俗记忆中的人物，被放大成为全国族共同膜拜景仰的对象。1903年，湖北留日学生成立“湖北调查部”，逐月发表各项调查之记事；其《叙例》中论及湖北地方史的调查，便说：“兹所调查，止于湖北；（然湖北）亦吾国一大部分也。当仿东西历史家地方史之例，注意其有影响于民族者。”Ralph Croizier也指出，中国民间对岳飞与郑成功的崇拜，原先仅分别局限于浙江、福建、台湾等地，乃自二十世纪初年以降，经由国族主义知识分子的鼓吹，与袁世凯及国民政府等政治权威的提倡，急遽被提升到全国性的层次，蔚为中国“民族英雄”的典型代表。
更为重要的是，在国族主义历史叙事的操弄之下，这些历史人物本有的动机与成就，也遭到截然不同的诠释或扭曲，从而被赋予一个全新的形象与意义。以岳飞而言，Hellmut Wilhelm便已指出：岳飞一生行谊及其死后声名，乃是一个从神话到神话的过程。不过，这套神话，盖仍囿于传统儒家普遍性文化道德秩序的范畴。直到清代中叶，在官方的礼仪论述中，岳飞依然是作为“忠烈名臣”的典范，由朝廷遣官致祭。
而在民间传说中，岳飞故事则有着极其繁复的多样面貌，其于宋元之间，原是以驱魔除妖之“镇魂物语”的形式出现，具有强烈的宗教仪式色彩；及明末清初，又逐渐转变为以娱乐大众为主要功能的“英雄物语”。再如晚清知识分子尊崇备至，颂之为“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的黄宗羲、王夫之等明末反清大儒，在正统的官方历史叙事中，却是被当作“阐明圣学，传授道统”的文化楷模，而于1908年由礼部奉诏议准，入祀孔庙。
至于据台抗清的郑成功，其所具备的历史形象，尤为复杂。就清廷而言，郑成功的负隅顽抗、孤忠不屈，固然造成许多困扰；一旦事过境迁，却正不失为宣扬“君臣之义”、巩固王朝统治权威的正面教材。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与闽浙总督李鹤年等人合疏题奏，奉准于台湾建立“延平郡王祠”，并由清廷赐谥“忠节”；疏文中便说，郑成功“丁无可如何之厄运，抱得未曾有之孤忠；虽烦盛世之斧柯，足砭千秋之顽懦”，所侧重的盖仍不外乎其所体现之儒家道德价值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是岳飞、郑成功，抑或是其他不见经传的历史人物，其实际生活经验与死后形象变化，其实都是一幅纷赜多变、众声喧哗的复杂图像，殆难简化成一套同质的整体性叙述。
然而，这些复杂多变的面相，在晚清“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中，却全遭抹杀，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国族主义历史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岳飞、郑成功等人犹如公元十三世纪胁迫英王约翰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的贵族王公一般，纷纷被编入一套单一声调的国族论述。Benedict Anderson指出：这些王公巨卿并不会说英文，也根本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然而，七百年后，在联合王国境内的学校课堂中，他们却被描写成英国古代的“爱国者”。同样的，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岳飞、郑成功诸人会了解所谓“中华民族”的含义；但是，在晚清国族主义知识分子的笔下，他们却都被奉上“民族主义伟人”的堂皇称号；他们整个生命的意义，也都在“为民族而流血”的颂赞声中，被化约成一个单一的目标——中国“国族”。由此观之，晚清“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或许正可视作近代中国“国族传奇”打造过程中的伟大产品。
1908年，青年胡适写道：“中国历史有个定鼎开基的黄帝、有个驱除胡虏的明太祖、有个孔子、有个岳飞、有个班超、有个玄奘，文学有李白、杜甫，女界有秦良玉、木兰，这都是我们国民天天所应该纪念着的。”这一番话已初步描绘出近代中国所建构之“民族英雄”的大致轮廓；而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消长史》中一段长篇累牍的点将录，更活脱脱便是一套集“传奇打造”之大成的中国“民族英雄”的详尽系谱：
可爱哉，我中国！我中国有逾高岭、绝大漠，战胜百族、创建大国之大英雄家——黄帝，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白手徒步、起身帝王之大豪杰家——汉高祖、汉光武、明太祖，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开拓疆土、挞伐异族、武功显赫之大帝王家——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开通西域、寻觅新地、陆地旅行之大冒险家——张骞、班超，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巡历西洋、驶入红海、威服诸岛之大航海家——郑和，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入险万里，破灭强敌、擒获君主之大战略家——陈汤、李绩、李靖、裴仁轨（？）、苏定方、王元策，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平治洪水、整理山河之大功业家——夏禹，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怀抱帝国主义、坚持铁血政策之大政治家——管仲、商鞅，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唱兼爱、申民权、表明大同学说之大宗教家——墨翟、孔子、孟子、黄宗羲，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热心爱国、抗拒异族、百折不磨之大义烈家——刘琨、祖逖、岳飞、文天祥、张世杰、郑成功、张煌言、李定国，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手提匕首、身履不测、威慑帝王之大义侠家——荆轲、聂政，世界莫能及。其他若文学家、工艺家、美术家，亦莫不人材济济而称盛于一时。以言乎人文，若是其众多且美也。可爱哉，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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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一长串光荣璀璨的名姓背后，我们隐约还是看得到那个最终的指谓——中国国族——的身影。借用Bernhard Giesen的说法，我们正可以把中国国族看作是由这些符码建构而成的想象群体。
虽然，如Giesen所言，这些星罗棋布的符码，还要经过一番特定的编码程序，才有可能发挥树立群体边界、凝聚群体认同的作用。而编码原则的择取，又与行动者（agent）所处的社会过程密切相关。Giesen明白指出：个人与集体的利益，乃至彼此冲突、协调的动态历程，都对符码的建构与组合，设下了严格的限制。如众所知，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所处身的具体历史情境，乃是满汉对峙，国族界线与族群界线纠结缠绕，难以厘分的混乱局面。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与利益，他们或高举种族革命之帜，或力倡保皇改良之议。因而，他们对于“民族英雄”的系谱，便有着迥然不同的编码方式；而不同的民族英雄系谱，自然也会促生截然异趣的国族想象。
粗略而言，相应于“革命”与“改良”的对立两极，晚清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民族英雄”系谱，有着两套泾渭相殊的论述形构。矢志排满，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相号召的汉族革命党人，率皆标举“种族的民族主义”，要求族群界线与国族界线合而为一，其所大力阐扬的“民族英雄”典型，便不能不以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攘斥夷狄，抗御外族”的汉族英雄为圭臬。反之，主张维护满洲政权，实行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人士如梁启超辈，大多反对“以种族为国族”的国族建构方式，转而强调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中国”的优位性。因而，他们所极力揄扬的“民族英雄”，往往乃是以在历史上开疆拓土、扬威异域，增进国家光荣、促进国民进步者为依归。
当然，如上引陶成章那段话所示，这两种“民族英雄”的类型，自非南辕北辙，略无会通之处；事实上，无论是革命党人抑或是梁启超，也都并不是拘守一端，未尝稍变。本文所作厘划，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诠释分析的便利，同时也正显示出晚清“民族英雄”系谱的书写，往往随着政治立场与现实形势的变化而转易。“民族英雄”的系谱，固然为近代中国的国族想象提供了丰富的符号资源，却同时也是各种不同国族想象斗争角逐的符号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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