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是贵族还是学者

包弼德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文的第二章《士的转型》集中讨论了唐宋之际“士”的转型问题 。这篇论文一方面显示了作者通达的史学眼界，以唐宋变革的学说来观察士的转型；另一方面却也暴露了作者知识的局限与观察问题的短见，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将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作为士转型的起点，将官僚—家族、国家—社会这样一种两元对立的思路作为分析唐宋士转型的基础框架。本文认为，这是一个有局限和偏失的讨论前提，这种失误使该文对唐宋士转型的把握并不准确，而且有扭曲历史以适应理论的嫌疑。比如称南宋士人越来越安于作为地方精英成存在，似乎就忽视了任何时代的士人都是渴望出仕为官的事实。
毫无疑问，在包弼德之前，国内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对这问题有过相关的讨论，但是有关讨论将眼光过多地集中在科举考试的影响上。本文认为这种思路过于看重制度的作用，忽视更为重要的社会变革的背景，特别是忽略了五代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士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西周之士本来是作为贵族的最后一级而存在的。根据阎步克的研究，西周的士扮演着三重角色，即宗族成员、政府官员、以及知识技能的传承者。 本文认为，帝国时代的士人转型，其实就是这三重角色的分化与重新组合，以适应不同的时代而已。本文尝试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士人在唐宋之际的演变。
2. 士的实质是官僚
帝国时代的士，源自西周贵族之士。阎步克先生指出，“政治等级、亲缘等级和文化等级这三者，在此期是高度重合的；封建士大夫拥有政治权力、文化教育，同时又因亲缘网络而结为一体。‘士’训‘事’、训‘学’，又处于‘族’中——他们是宗法贵族” 。也就是说，西周的士扮演着三重角色，即政府官员、知识技能的传承者，以及宗族成员，这三者是重合的，未经分化的。
帝国时代，这三种角色开始分化。同时，所谓的士，对这三种角色都有传承，而在不同的时期，这三种角色又会在士身上表现出不同的整合。但无论如何，帝国时代的士，其实质是官僚，而不是学者或宗族。
这个观点并不难理解。首先，东周时期，士的贵族身份的逐渐丧失，也就是说，作为国君宗族成员这个角色，在士身上消失了。但是由于他们仍有机会扮演政府官员、或知识技能传承者的角色，并且由于他们以担任政府官员或传承知识技能确认自己的内在价值，士的身份保留下来的。同时，原来并非贵族的庶人，由于也有机会扮演官员或知识者的角色，并得到社会的认同，也获得了士的地位与身份。
在这个过程中，贵族士的三重角色得到了分化，宗族的角色与士失去了关联，官僚与学者这两者被继承下来。因此，官僚与学者都可以被称为士，比如说诸子中的名家、道家等，扮演的是比较纯粹的学士的角色；而所谓的游士，扮演的是纯粹的官僚的角色。此外，又有儒家、法家等，则兼具两种角色。从这种情况讲，东周之士的实质，既可能是学者，也可能是官僚，两者是分化的。
但是秦汉帝国建立之后，国家将社会的文化系统纳入政治系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家限制民间文化学术活动，将文化学术活动纳入官僚政治系统，设立博士官就是这一过程的制度性手段；第二，则是将持政治学说的学者作为官僚选拔的对象，儒、法、道三家无一例外，这部分士的身份被充分的官僚化。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通过以吏为师、独尊儒术等手段，让政治系统承担文化功能。
由于文化系统被纳入到政治系统，让政治系统承担文化功能，这样，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独立的文化系统被极端的限制了。原来已经分化的学者与官僚两种角色身份，都变成了官僚，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帝国时代的士，其实质是官僚，虽然他们可能是有文化的官僚，有的甚至是一个纯粹从事文化活动的官僚，都无法改变其官僚的本质。
3. 士族是士的特殊形态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明的，士族在东汉时期开始出现，士与宗族重新联系起来：
但在西汉末叶，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士大夫”了。这种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换言之，士人的背后已附随了整个宗族。士与宗族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
士族与士的关系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第一，宗族不可能构成士的实质。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西周贵族之士，是以族的形式出现的，所以阎步克说，“‘士’训‘事’、训‘学’，又处于‘族’”。也就是说，士可能以“族”为主体、或者说可能以“族”的形式出现，并宗族不是构成士的一种身份属性。 这就好比，植物可以作为食品，动物也可以作为食品，只要它们都是可以被食用的，但食品的实质是被食用，也不是植物或动物。
第二，士的实质是官僚，士族不会改变这点，所谓士族，其实就是做官僚的家族。
从“士族”的发展过程来看，汉末魏晋以来，某些有势力的宗族组成集团，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参与皇权的争夺。争夺的结果，自然是某一个宗族获得了皇权。然而由于这样的皇权是以其他的宗族势力作为统治基础的，宗族势力不但十分强大，而且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依附于皇权。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性，与皇权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政治联盟的关系，甚至保留了争夺皇权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田余庆先生所谓的“东晋门阀政治”，并在此后形成了士族与皇权在政治上长期较量的局面。
从这个角度看，“士族”与秦汉之“士”有很大的不同，其关键是“士族”不像传统的士人那样完全依赖皇权而存在。可以说，从士族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国”“家”同构的角度来观察，“士族”之“族”说明的是士族有某种程度政治主体性的一面；然而，士族毕竟是从秦汉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发展而来的，在集权国家体制内，他们是通过不断地获得官职的手段来保持其政治势力的，“士族”之“士”说明的正是士族从始而终依附皇权的一面。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士族是士的一种特殊形态，士族没有改变士的性质。
官僚是在与皇权的关系中产生的，士族即使能垄断官职，官僚仍是官僚，更何况士族也有升降流动，不可能完全垄断官职，再说士族只愿位居清要，所谓浊品士族还不愿担任呢。但是士族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官员的选拔，使得士族与其成员之间产生一种身份关系，即士族的门第可以保证其家族成员成为一个士人，这种情况与科举制度下家族与士人的关系是很不同的。
4. 科举制度与士族
在与皇权的关系中，士族之“士”与“族”的内在矛盾，恰恰赋予了士族自我调节的能力，因此士族的衰落史不是在与皇权的激烈斗争中完成的，而是在皇权再次强大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适应而完成的，科举制度则成了士族完成自我应的制度性工具。
隋唐的中央政府开始通过考试制度选拔官员，这就是所谓的“科举取士”，科举制度也使“士”重新制度性地回归到皇帝的官员的身份上来。
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以前一些有关科举制度与士族关系的观点似乎应当得到修正。以前一般的理解是，科举制度以考试、而不是以门第标准选拔官员，于是士族在选拔官员过程中的优势消失了，士族甚至被认为是比较腐败的社会阶层而在考试中处于弱势，庶族随之在考试竞争中崛起。 与此相类似的理解是，士族擅长经术，而科举考试强调文学，因此士族在科举考试中处于弱势，而一个新兴的“进士”官僚阶层随之兴起。 要而言之，这种观点认为，科举考试使得在唐代的官僚阶层中形成了“士族”、“庶族”两个竞争性的集团，由于科举制度本身不利于“士族”集团，因此“士族”势力遭到极大的打击。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似乎表明，科举考试虽然为庶族子弟提供了竞争显要官职的机会，但士族从来就没有在科举考试中处于弱势。相反，士族子弟总是可以利用在政治中的传统优势通过科举考试，并进而获得官职。
本文更倾向于认为，唐代的官僚体系中的确存在着集团竞争与斗争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与科举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集权制度下官僚体系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同时本文也认为科举制度的确导致了“士族”的衰落，然而这种影响主要并不表现新进官僚集团的兴起、士族在与新进官僚集团竞争中处于弱势。
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导致“士族”的衰落，主是是削弱了“士族”作为宗族力量在政治上的主体性，而增强了“士族”作为“士”的官僚性，使“士族”越来越依附于皇权。与此相关的，由于判断具有担负官职的标准变化了，士族的门第在“取士”中的重要性减弱，士族与庶族的制度性身分差别也随之减弱，而唐政府以官僚的品位来重新排定门第的高下，则进一步消融了所谓士族与庶族的界线。
简单的说，士族在科举制度下，变得越来越官僚化。这样一来，唐代的“士族”们越来越发现，“门第”并不是保证其家族成员保持地位的充分条件，恰恰相反，在科举考试中的成败，却成了继续保持家族“门第”的重要条件。门第对士人的重要性减弱，而士人对家族地位的重要性增强，所谓“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 ，所谓“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 ，就表现了这种关系，王定保更是总结性地称：
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
这种现象造成的后果是，士人的家族背景变得不太重要，士人的个人性质增强了。包弼德认为，唐代的门阀之士在北宋转型为官僚之士，其实这个趋势在唐代已经非常明显。
5. 五代宋初的士人
如前文所述，科举制度使士人的身份重新回归到皇帝的官僚的“正确”轨道上来。然而唐末五代以来，中华帝国之政治格局发生了微妙而重大之变化，士人之身份也不得不随之变化。
唐宋之际，士之官僚、学者、家族三重角色，都有不同的变化。本节先讨论官僚这方面。官僚是在与皇权的关系中产生的。唐代晚期，皇权的统治衰落。与唐朝争夺政权的，有二种武装力量，一种是由唐朝军队系统中发展而来的暴力集团——即所谓的藩镇，另一种是由民间组织起来的暴力集团——即所谓的起义军。这两种暴力集团的社会基础，都是破产农民与游民。 然而这两种暴力集团，起义军平均主义的政治理想，一般而言无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现，在唐末五代也不构成争夺政权的主力；作为争夺政权的主导力量，藩镇们的行动目标一般仅仅是得到皇权的权势、财富与荣耀，是怀着一种“立功名取富贵”参与政权争夺的。由于缺乏统治国家的抱负，在夺取政权以后，藩镇们往往无法建立起合理的政治秩序，因此其统治往往十分失败。
在藩镇割据时代，士通过科举成为帝国的官僚这一途径变到狭窄，越来越多的士愿意成为一名藩镇的幕僚，以此作为人生的出路。幕僚的性质，相当于东周时代的“游士”，是一种比较纯粹的官僚。如前所述，秦汉以来形成的士这一社会角色，其实质是官僚，但在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中，这类官僚被学者化，或者说承担着文化的角色或责任。然而幕僚是不承担任何文化职责的。
唐末罗隐参加科举，屡屡失败，长安有善相术的“罗尊师”告诉罗隐：
若能罢举，东归霸国以求用，则必富且贵矣，两途吾子宜自择之。
这番话令罗隐“懵然不知所措者数日”，一日：
邻居有卖饭媪见隐，惊曰：“何辞色之沮丧如此，莫有不决之事否？”隐谓知之，因尽以尊师之言告之。媪叹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罗隐，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不如急取富贵，则老媪之愿也。”隐闻之释然遂归钱塘。
罗隐在科举与幕僚之间艰难的选择，可以理解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极大的区别的。这种区别就在于，科举是国家选士，这样产生的士人，不但对对皇帝或者国家承担着政治责任，而且整个社会的文化职能，也需要由他们来承担和维护。而幕僚是私人的助手与随从，不但不需要对政治负责，文化责任更是无从谈起。
对幕主的个人目标负责，“取富贵”则成为士人的唯一的人生目标，是五代士人的特点。因此，官至宰相的敬翔称：“臣受国恩，仅将三纪，从微至著，皆先朝所遇，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 “少以儒学知名”的幽州人赵凤，临死前曾谓：“吾家世无五十者，又皆穷贱，吾今寿过其数，而富贵复何求哉。” 而魏仁浦离家后更是发誓：“不贵达不复渡此！”
宋朝的士人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五代士人的传统。宋代以后的士人常常以为宋朝统治者尚文，似乎赵匡胤等人是士人之知心者。但其实赵匡胤之所以重用士人，完全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赵匡胤重用文臣，甚至并不是出于对人才的需要，更遑论对儒家政治理想的追求。主要是因为文臣没有武装力量，利用文臣进行统治，可以解除藩镇对皇权的威胁，恢复帝国统治的秩序。由于承续五代之乱，天下太平，没人造反，就是宋朝统治者的统治目标，而“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朝的统治者认为文臣对皇权的威胁很小，因此索性以“富贵”来吸引士人加入到统治行列，以建立宋朝统治者理想中的统治秩序。赵恒的一篇《劝学》，更是将这种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统治者的这种态度，使得宋代之士表现出强烈的“幕僚”性质——甘愿做统治者维持秩序的工具，以便自身贪图富贵。因此宋末的文天祥痛心疾首地称：
今之士大夫之家……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较艺于科举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
6. 道与士人
五代幕僚式的士，无法承担任何文化职责，而文化功能不可能完全缺失于一个社会。在宋代，有一部分人一方面参与科举考试以求一官，一方面继承儒家文化以及汉唐以来士人的文化传统，自觉地承担起整个社会的文化职能。
“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毫无疑问，士人承担文化职能的风气，是由范仲淹领导的庆历一代士人开创的。这一代士人，如以“圣贤自期许”的胡瑗在科举中屡战败，却激发了对“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词而遗经业，苟趋禄利”的不满，自觉地承担起振兴儒术、以儒家道德改变世道人心。石介等人开始发掘唐代韩愈的思想，认为“吏部《原道》、《原仁》、《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 ，并以儒学之师的身份向他的学生灌输这种道的观念。此后，经过王安石、程氏、朱熹等几代人的努力，宋代的士人终于建立起一套新的解释社会、维护秩序的文化观念，“重建国家与思想的秩序”。
由于这部分人自觉得承担起文化的职能，因此宋代出现了一种新的“士”的身份，而且影响渐广。这种观点可以通过程颐有关“士”的论述来理解。程颐称：
自古以来，岂有履道之士，孝闻于家，行着于乡，德推于朝廷，节见于事，为其言合圣人之道，其施蹈经典之训，及用之于朝，反致败乱者乎。
程颐以“道学”为标准，将当时有志于政治的“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道之士”，一类是“世俗浅士”：
图治莫如稽古，道必询于有道之士，古必访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浅士，以守道为迂，以稽古为泥，适足惑乱人主之听，近年以来，士风益衰，志趣污下，议论鄙浅，高识远见之士益少，习以成风矣，此风不革，臣以为非兴隆之象。
他认为，当时国家科举取士的标准，只能选拔“世俗浅士”，而将“有道之士”排斥在科举入仕的门途之外：
国家取士，虽以数科，然而贤良方正岁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过博闻强记之士尔，明经之属，唯专念诵，不晓义理，尤无用者也，最贵盛者，唯进士科，以词赋声律为工，词赋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
与此同时，程颐将学术与信仰视为判断士的标准，并认为只有接受“道学”的士才是最有价值、甚至是唯一有价值的士。这种判断“士”的身份的新标准，偏离了以求仕为标准的科举之士。其结果不仅是在求仕道路上出现了“有道之士”与“世俗浅士”两种不同的士，而且也必然会出现与求仕无关的“道德之士”：
所谓道德之士，不必逺引古者，以近时言之，如胡太常瑗、张著作载、邵推官雍之辈，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模楷。
这里本文特别注意到道德之士中有一位“邵推官雍”，这位先生虽然号称“推官”，但他一生并未居官，因此他的“士”的身份，可以被认为是脱离仕途，单凭学术和信仰独立存在的。
宋代“有道之士”们的努力，似乎使学者可以脱离政治系统，成为一种独立的身份。然而中华帝国将文化系统纳入政治系统的格局不会改变，学者身份独立就不可能。首先，自觉承担文化职能的主体，主要还是作为官僚的士人。其次，传播和发展这种文化观念的途径，并不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而是使这种新的儒家文化体系成为科举取士的最主要标准，也即自觉地谋求文化体系的政治地位。而宋代“有道之士”们无非面临着两种命运，要么作为传播伪学的伪党而被政治剿灭，要么作为圣学的传承者而被统治者尊崇。可以令“有道之士”稍感安慰的是，历史最终选择了后一种结果。也就是说，新的士人身份必须重新纳入帝国的政治系统，才能得到国家的承认。
这种新的文化体系必须纳入政治系统才能得到承认和发展，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这个文化体系的创造完善，却又主要是在政治系统外部完成的，这才导致了所谓“世俗浅士”与“有道之士”的对立。这个现象说明，当文化系统被纳入政治系统后，其功能会萎缩，无得承担正常的文化职能。
7. 宋代“士”与家族的关系
包弼德在谈到南宋“士”的转型时，十分强调“士”的身份与家族之间的关系。包氏似乎认为，南宋出现了一些“士人家族”，他们可以用“参加科举”的办法来维持“士人家族”的身份。显然，这是一个事实。但包氏的描述似乎又延伸了这样一种含义：即这些“士人家族”正在转化为地方精英；包氏甚至有这样一种认识的倾向，即认为“士”的身份对个人越来越不重要，越来越成为家族的身份属性：
当科举成为使对地方的支配权合法化的一条途径，教育显然就变得与个人行为无关，这种情形使文化为士之身份属性的性质需要重新界定。
本文认为，虽然包氏认识到南宋的“士人家族”与魏晋或唐代的“士族”有很大的差异，但有意无意中，他还是将“士人家族”理解为地位下降、维持身份难度加大了的一种“士族”。而其实上，“士人家族”与“士族”有更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士族”是由“族”产生了“士”，家族是因，士人是果，士人的身份是依靠家族的门第来维持的，因此可以说，士族是以宗族为主体的士；而在科举制度下恰恰相反，家族的地位是由士人的成功与否来决定的，士人是因，家族是果，因此在士人家族里，士是个人的士，而不是作为整个家族而出现的。随便举一例子：
陈瓘，字莹中，南剑州沙县人，少好读书，不喜为进取学，父母勉以门户事，乃应举，一出中甲科。
强调“士人家族”与“士族”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否定“士人家族”对中华帝国晚期社会的重要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家族，作为政府权力之外的一种社会秩序的力量，在中华帝国内部始终存在。与其说宋代以来“士人家族”越来越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地方精英”，不如说，宋代士人所创造的新文化，与始终存在的作为社会秩序力量的家族的日益结合，使得国家的秩序与社会的秩序日益统一起来。
而当士人可以为其家族谋求利益、在社会秩序中发挥特殊作用时，“士”这种身份其实成为一种社会资源。这样，获得“士”身份的条件、或判断“士”身份的标准没有变化，但“士”可以扮演更多的角色、从新的途径获得社会地位，其人格体系也随之延伸。总而言之，“士”的身份得到了延伸，而且一个新的称谓也将在以后的时代中赋予这种延伸了的“士”的身份，即所谓的“士绅”。
8. 结论
本文认为，帝国时代的士，形成于秦汉时期，其实质是帝国的官僚。魏晋时代宗族势力兴起，一部分有政治与文化优势的家族逐渐控制了中央与地方的政权，他们以文化来排斥一般的宗族势力，以宗族地位来排斥一般的士人，形成了所谓的门阀士族。
士族是士的一种特殊形态，士族不能改变士作为官僚的性质，也不是士的全部。
隋唐帝国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治国人才，士族越来越依赖科举制度进入仕途，士族的官僚性质越来越突出。这个趋势一直保持到了宋代，但是唐宋之际士的转型来有三个别的趋势。
第一，五代时期，越来越多的士人为求富贵进入藩镇的幕府，幕僚是藩主的私人智囊，不承但任何文化的职能。
第二，文化职能的缺乏对于一个社会而不可想象的。宋代有一批学者，自觉得承担起社会的文化职能，创造了一套新的儒家文化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以文化信仰为标准的新的士人身份。但这种新的士人身份必须重新纳入帝国的政治系统，才能得到国家的承认。
第三，当宋代的家庭、家族越来越意识到科举、学术可能给自身带来明显的利益时，培养士人成为宋代家庭和家族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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