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867-1868年明治维新后，很短的时间内，日本的现代新闻业形势走过了西方国家“官报——党报”的发展阶段，转向商报时期。 日本明治维新后，政治斗争很快就导致出现尊王派和佐幕派，1868年2月以后，这两派都分别出版了系列代表自身观点的报刊，《太政官日志》（尊王派）和《中外新闻》（佐幕派）。从新闻业务角度看，由柳河春三主办的《中外新闻》，代表了日本党报时期报刊的较高水平。
1869年，明治政府公布了第一条报业的法规《报纸印行条例》，实行出版许可制。佐幕派的报刊被查禁。1871年12月，由横滨富商原善三郎等人出资，在神奈川县令井关盛艮的支持下，《横滨每日新闻》出版，这是日本第一家日报，新闻与广告各占一半篇幅，呈现出一定的商报倾向。
《横滨每日新闻》（1871），还有1872年创办的《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新闻杂志》（报纸）等，都有不同的官方支持背景，可称“民办官助”。
19世纪70-80年代，官方内部出现的矛盾逐渐影响到报刊，出现所谓的“官权派”（立宪改进党）、“民权派”（自由党）、“帝政派”，各种报刊多少都卷入到党派斗争中，成为各个党派的机关报或附庸。1875年6月和1882年4月修订的报纸条例和1875年制定的“诽谤律”，实际上取缔了言论自由。
日本新闻史上的官报时期是官方和报人都处于幼稚阶段的独特现象；而基本处于当权者有效控制下的当宝时期，则仅仅是其传统专制体制的一种自由主义外形。 就在一些报刊热衷于政论的时候，1873年出现了版面小、不刊登争论、以社会和娱乐新闻为主的“小报”，一般把《东京假名书新闻》视为最早的典型报纸。但后来再在竞争中留存并闻名的，则是1874年创刊于东京的《读卖新闻》和1879年创办于大阪的《朝日新闻》。《朝日新闻》1886年确立的“通则”第一条写道：“以公平无私为宗旨，以作世人耳目为本职”。曾经在1876年出版《文明概论略》一书而闻名的福泽谕吉，确立了一种“独立不羁”的板报方针，争取到不同派别的读者。实际上，从这时起，日本所有的报纸都转向了大众，由于不存在高级报纸，所有报纸就内容和水平而言，介于西方的高级报纸与大众报纸之间。
1886年，《邮便报知新闻》的主持人矢野文雄从欧美考察回来，在编辑、经营、发行等方面对报纸实行现代产业化管理。因其成功，是的产业化管理成为日本日报的一种出版传统。
与报业的发展相适应，1887年，日本第一家通讯社东京急报社成立，创办人为六角正太郎。此后，许多通讯社纷纷建立。其中1903年建立的帝国通讯社和1901年建立的日本电报通讯社是主要两大竞争对手。
受美国黄色新闻潮的影响，1892年由黑岩周六创办的《万朝报》，以及1900年出版的《二六新报》成为典型的煽情报纸。它们在东京炒作社会新闻，甚至政治新闻，以大众的名义对官员和经济暴发户进行揭丑，得到读者青睐，发行量大增。而在大阪，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阪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形成激烈的竞争局面，并先后改为股份公司制。报纸运转中形成编辑、经营两个中心。1924年正力松太郎买下《读卖新闻》后，获得了快速发展，1930年，与《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在东京形成三报第一次鼎力竞争的局面。
然而，商业性发展的报刊是不能触及国内政治问题的。这种情形下的日本报业产业化，是一种畸形发展。作为产业，必须找到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和进行适当的炒作，以争取更多的读者。物质上的商业利益加精神上的国家主义，正是驱动日本媒介从明治到大正时代产业化的两个轮子。 从明治时代开始，到大正时代，对新闻的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在精神上做足了准备。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臣民的权力必须服从德国那种“法律限度”。强调的是“日本臣在法律范围之内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
从世界上不允许存在政党报刊，到颁布和修订一系列管理法规，以及惩处一批又一批的媒介和记者，日本当权者有效地先顶了媒介的言论和报道范围。日本的媒介本来就没有与当权者抗争到底的传统，经过几个不大的斗争回合，便基本上被纳入了天皇专制制度的轨道，在鼓吹国家主义方面，不少媒介充当了自觉地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