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性情古怪之人必定难以接近，为人谋事也常会受牵绊，而个人的性情是可以自我掌控和完善的。璞玉当细琢，良好l的性情也是需要日积月累历练的。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东方古典文化中，“静”的含义为：万物放下，心无杂念，有豁达光明的心境。
曾国藩一直学习古代先哲的智慧，并能不时地反思自己的得失，以史为鉴，以圣贤为镜，用各种方式雕琢自己的内在。他不仅以此律己，还不忘教育家人。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就有所提及，大意是说：以你现在水平，要每日多读书培养气质内涵，日积月累就会有所长进。这就好比建房子，有好的地基也要有合理的结构，再加上精良的装修，才能成为华室。所以，何必急急忙忙、六神无主呢?内在的修为是需要时间与耐心的呀。
信虽是写给弟弟的，但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灵写照。
“静”是一种真实无妄、虚灵自然、无往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于道义，就是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体现于对生命的体验，就是庄子的逍遥游，既可以表现为波澜壮阔，也可以表现为小桥流水。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这个道理。老子说“上善若水”，指的就是这种无所执着、顺物自然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是一种无边的恬静和无牵无挂的快乐，人似乎已经达到了终极的满足，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会觉得辛苦了。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
所以，超凡的心境不是凭空产生而是需要培养的。
培养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其实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得到。
或者说是否做到不在于环境条件，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我们通常都有这样的体会：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若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也很清楚，他经常主动寻找快乐，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培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的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用诗歌和书法给自己带来快乐。
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他幽默的性情。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牍，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
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对此事，他不怒反乐，说明曾国藩有着良好的性情与气度。由此可见，性情对一个人的重要。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多数人的认可或推崇，主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修养。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自己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而曾国藩能够把自身的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按三部曲来进行，自是他人生处世的高人之处。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
精神是人生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有很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心静自然平和，平和之后改进也能很好地进行，这三者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自东汉以来，儒家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性”，则更是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静坐也就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他的大概意思为：
心静很重要，圣贤们都能做到这一点。王阳明正是因为有这功夫，所以才不动心。若心不能静，即使反省自我也不能彻底，即使找到缘由也不明其理，无从下手，因为心是浮躁的。
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若被私欲困扰住心，精神也就没有安静的日子了，自然也就不会感到快乐。曾国藩是想让自己做到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后的一系列行为都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为一个人在官场中混最不易，很容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拥有良好的心境之后，即使境遇不好也能顺气自恰，更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