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时候从长黄河领域，转向长江流域的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从其源头开始，便有着相互交流与渗透。尽管如此，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很明显。

　　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庄子》里反复讲述的一个故事。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不以为然，给孔子讲了一个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泉水干涸，一群鱼被困于陆地，便用湿气互相嘘吸，用口沫互相湿润。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里，甚至当灭顶之灾来临之际，能够将一丝生的希望留给他人。这样一个境界是仁义关怀到了极致；把一线希望留给别人，太伟大了。这就是儒家精神，就是黄河精神。“相濡以沫”形象地体现了黄河文化的代表孔子、孟子所倡导的“仁义”关怀。

　　但是老子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比“仁义”关怀更好的存在方式，是“相忘于江湖”。在江湖中生存的鱼，不会想到用“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方式关怀其它个体。在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生存状态良好的社会里，人们同样会忘掉“仁义”，因为任何人都生活得很好，无需别人的关心帮助。

　　这就是长江文化的理念。它认为应该追求自然，追求最适合生存的环境，就是法自然。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不是仁义关怀。凡是一个社会很需要人关怀，人与人之间非常强调要仁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生存状态一定出现了问题，肯定是红色警报的状态；如果大家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改善自己的生活，能够生活得一天比一天好，在仁义方面的所谓教育比较淡漠，这个淡漠不是在不好的情况下忘掉，而是在生存状态非常好的情况下把它忘掉，这才是最理想的社会。

　　所以一个是主张相濡以沫，一个是主张相忘江湖，这就是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最大区别。“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的争论，成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核心话题。这场关乎两种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争论，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一锤定音，选择了“相濡以沫”的儒术，使其成为治理天下的主流文化。因为汉武帝的时代，“相忘于江湖”行不通，所以他选择了“相濡以沫”，希望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关爱。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 “相濡以沫”行之有效。

　　在黄河文化居于重心和主导地位的两千年时间里，长江文化依然存在，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老子的思想一直成为人们修身养性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当然这里面也有抗争。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爱情，是一种发乎内心的真情，顺应自然的表达。然而在黄河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这种顺应自然的表达方式必然要遭受压抑。梁、祝悲剧的必然性，就在这里。所以吴越人编演的梁祝悲剧，可以看作是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一次谴责与抗争。

　　历史车轮驶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局面终于来临。新文化运动的涌现，“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重心，开始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

　　“五四”新文化运动承载的是整个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的一次重大历史性转变，是将整个民族文化从“相濡以沫”的观念转向“相忘于江湖”的观念。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将直接规范、制约中华民族以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火烧圆明园、1894年甲午战争，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向中国政府索赔近10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一次又一次提醒着华夏子孙，“相濡以沫”的观念已经过时。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揭示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法则，在人类社会里同样存在。严复译介的达尔文进化论，引起了轰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惊醒了在“相濡以沫”梦中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华夏子孙。只有“法自然”，在开拓中创新，才能真正改善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提高华夏民族的生存能力，实现“相忘于江湖”的理想生活。

　　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推动这次文化重心转移的先驱人物，绝大多数是长江文化圈内的知识精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继新文化运动之后，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前仆后继的政治家，也大多数来自于长江文化圈中。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观念的转变已经落实到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的转变。华夏民族终于在文化重心的转移中开始复兴。

　　中国文化重心转向长江文化，意味着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黄河文化将处于从属地位，但并不意味者黄河文化的消失。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相濡以沫”的文化理念在融通人际情感，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够绵延两千多年，“相濡以沫”这一文化理念功不可没。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文化重心已经发生转移，我们欢呼这一次文化重心的转移，我们对此的认识和实践要从自发进入到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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