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屈原：苏轼与郭沫若有什么差异

苏轼与郭沫若都是四川人，生存年代相差千年，都被后人誉为“文豪级”的一代文坛俊杰。尽管两人的文品与人品各有不同，但也有极为相似之处，两人都非常崇拜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今天是中国传统的端午佳节，这个节日就是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纪念屈原，除了吃粽子，自然想到了苏轼与郭沫若，他们都是屈原的铁杆粉丝，也都写下了纪念屈原的诗文。不妨看看，这两位四川文人心目中的屈原有什么不同？

先说苏轼。苏轼喜爱屈原，是儿时的心灵共鸣，这种共鸣伴随了他的一生。两人的生命履程与仕途经历极为相似，在明争暗斗的险恶政治环境中，他们的睿智与才华反而成了累赘，甚至是一种自我羁绊。于是，他们惨遭迫害，被流放，徒有一腔爱国热情，只能仰天浩叹。

苏轼在他《与谢民师推官书》中，颂赞屈原的《离骚》，“足与日月争光可也”。他以前无古人的高度，推崇屈原的作品，“楚辞前无古，后无今。”在苏轼心目中，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诗人，“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对于屈原的人品与际遇，苏轼给予更多的是同情与理解。他满怀深情抒写了《屈原庙赋》，一咏三叹，“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黾勉于乱世而不能去兮，又或为之臣佐。变丹青于玉莹兮，彼乃谓子为非智”。字里行间，苏轼与屈原隔空对话，生命与灵魂达到了共融，已至无我之境。

苏轼热爱屈原，理解屈原，赞赏屈原，哀伤屈原，既是心灵的共鸣，也是生命的融合。面对阴险狡诈的奸佞，他们独立特行，不畏强暴，坚贞不屈，保持着独有的贤士节操与高尚品格。他对屈原的崇拜，远远超出了文学的本身，既是文学的，又是精神的，更是生命的，而且升华到了精神上的至高境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屈原的精神，也是苏轼的节操。

再说郭沫若。郭沫若喜爱屈原，先期也是源于《楚辞》中那些精美的诗篇，“屈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小时候就爱读他的作品。”屈原一直是郭沫若的精神偶像，他的青年时代正值“五四运动”狂飙猛进，反传统，反封建，摧枯拉朽，他激情喷发写了《湘累》一剧，颂赞屈原的反传统精神。

郭沫若投笔从军以后，特别是到了抗战时期，屈原已经成为他心目中的政治偶像，“屈原不仅是一位热爱人民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为了鼓动全民抗战，郭沫若在重庆仅用10天时间，写成五幕历史剧《屈原》，上演之后引起长久的轰动。

很显然，郭沫若的《屈原》是以文艺作品宣传政治的产物，弘扬正气，鞭打丑恶，是一种政治需要。他借屈原之酒杯，浇国人之块垒，吹抗战之号角。及至后来，郭沫若研究屈原，发表了大量著述，既有学术争鸣，也就政治斗争。在郭沫若的笔下，屈原已经被“政治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