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范雎,游士出身,以辩才和智谋为昭王所用,并在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听其言,观其行,能对战国游士这一类人多一点直观的认识。
一、“秦王之国危于累卵”
范雎(音居),魏人,有辩才,年轻时就投身政治活动。他本打算为魏昭王游说诸侯,对魏国的强盛有所作为,无奈出身贫寒,不能如愿,就先投在魏国中大夫须贾的门下。
一次,他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欣赏他的才干,就赏赐给他10斤金子,以及牛、酒等物。范雎不敢收。这事让须贾知道了,回到魏国后就向魏相魏齐打小报告,说范雎将魏国的机密泄露给了齐王,所以齐王要奖赏他。
魏齐大怒,令人笞击范雎,将他的肋骨打折了、牙齿打落了。范雎看情况不妙,就装死,被人卷在苇席里扔进厕所间。须贾上厕所见了,还向苇席上撒尿。
后来,范雎向看守求情,讲你放了我,将来一定重重地谢你。看守就去向魏齐报告,谎称范雎已死,扔掉算了。魏齐相信了。范雎就在看守的帮助下逃了出去。一个叫郑安平的人,又建议范雎改姓换名躲藏起来。就在这时,秦昭王派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混迹其中,侍候王稽。王稽向郑安平打听魏国有何人才,准备加以收罗。郑安平就推荐范雎。范雎夜见王稽。一接触,王稽就觉得范雎确实与众不同。范雎见与王稽谈得颇投机,也就放开了胆。他对王稽说:“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秦王的国家正处于比鸡蛋相叠还要危险的境地。如果用我,就会转危为安。)这话更令王稽对范雎刮目相看。两人遂相约一起离开魏国。
王稽带着范雎向秦国进发。车到秦国边境湖关(今河南灵宝西),恰巧遇上秦相穰侯东巡至此。范雎早就知道穰侯厌恶其他国家的政客,所以躲在车里不出来,以免遭受穰侯的污辱。穰侯询问王稽是否带了外来客入秦。王稽回答:“不敢。”穰侯又特别关照一句:“外来政客对秦国毫无益处,只有扰乱的份儿。”
穰侯的车驾过去后,范雎对王稽说:“穰侯刚才未检查车内,想必还会回来搜索。”就下车独自行走。果然,行出十余里路,穰侯真的派人追过来搜查车子。范雎凭着自己的机敏,避过这场惊险,与王稽一起回到秦都咸阳。
这一年为公元前268年,秦昭王三十九年。
王稽向秦王汇报范雎的到来,还特意将范雎所说“秦王之国危于累卵”这句话提了一遍。可惜,秦王对此未予以重视,只用很差的食宿接待范雎。
过了一段时间,穰侯要带兵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的纲(今山东东平南)、寿(今山东宁阳北)。范雎闻知,感到进说秦王的机会到了。他上书秦王,要求当面献策。他在信中非常自信地说:“一语无效,请伏斧质。”(如果有一句没有用的话,就用斧子把我劈了。)这话感染了秦昭王,就派车接范雎进宫晤谈。
范雎进了宫中,恰好遇上昭王。范雎装出不认识昭王的样子,对宫中的侍从嚷嚷道:“秦国哪有什么王呀!秦国只有宣太后和穰侯啊!”以此来引起昭王的注意。这话让昭王听见了,他连忙迎上前问候范雎。这一切令在旁的群臣一个个面面相觑。范雎和昭王将如何相待,他们又将谈些什么,对此我们暂且按下不说。这里,先就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的两个问题,即:范雎为何如此痛恨穰侯,又为什么说秦国“危于累卵”,做一些历史的回溯。
二、外戚擅权,“四贵”横行
穰侯名魏冉,为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因被封在叫穰的地方,故称穰侯。他在秦惠文王、秦武王时就做了大臣。武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曾将秦国的势力深入到中原,并在周王室面前耀武扬威。武王看中了象征周天子权位的周鼎,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将其据为己有。所以常常以举鼎为戏。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四年),武王在同大力士孟说举鼎时,不慎折断了胫骨,并竟因此死去。
武王无子,武王诸弟纷纷争夺王位。武王的亲生母亲惠文后早死,庶母芈(音密)八子生有3子。身为芈八子弟弟的魏冉,当时居官已久,在朝中权力最大。就将芈八子所生之子立为王,是为昭王。芈八子为宣太后。
昭王即位后,昭王的诸兄弟不服,发动叛乱。魏冉杀了为首作乱的壮和其他诸公子、大臣,巩固了秦昭王的地位。由于这些缘故,另一方面也因为魏冉确有一套手腕,所以自公元前306年秦昭王即位,到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秦国虽几易国相,但实际权力大部分时间都掌握在魏冉和宣太后手中。魏冉先后5次出任丞相,达25年之久,是秦国历史上任丞相时间最长的一个。
昭王即位时,年已20岁,但实际上由他的母亲宣太后代为掌权,魏冉负责执行。这样,一个以宣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便在秦国形成了。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除了宣太后、魏冉,还有被封为华阳君的宣太后的幼弟,和被封为高陵君与泾阳君的宣太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冉与其他三个人,时称“四贵”。
作为昭王前期向东扩展的决策人物,穰侯魏冉颇有一番建树。他起用武将白起,派他率领秦军不断进攻韩、魏、赵以及楚国,多次取得重大胜利。比如,在伊阙之战中,白起指挥秦军打败了韩、魏联军,斩首24万,令山东各国闻风丧胆。以后,魏冉又派白起率军攻入魏国河内地区,取得大小城邑六十余座。再后,魏冉又遣白起南下伐楚,攻破楚国国都郢城(今湖北江陵)。这些军事活动,削弱了山东国家的势力,对秦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随着秦国对外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宣太后这一家族在朝廷上的权势越来越大。他们生活骄奢淫靡,飞扬跋扈,每人各自都有一大片封地,成为全国最大的封君地主。又嫉贤妒能,一反秦国一贯吸纳外来人才的做法,拒斥外来的政客、游士。他们欺下蔽上,不把秦王放在眼里。
政治的黑暗,必然影响到对外的斗争,从而导致一系列军事活动的失利。比如,魏冉后来又被封于陶(今山东定陶),其地在齐国边境附近。为了扩大自己的这一方领地,他竟不顾横越韩、魏两国,让秦军长途跋涉去进攻齐国。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使秦国在战略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这,就引出了范雎“秦王之国危于累卵”的议论。
三、昭王说:“今日得见先生,有幸!”
再说那天范雎进宫正巧碰到秦昭王,他高声叫嚷秦国没有王。这话既道破了当时秦国的症结所在,又触及昭王心头的隐痛。昭王年少登基,无力左右政局,遂使母党势力日益膨胀,一切都把持在太后和魏冉的手中,自己形似傀儡。然而昭王对此并不甘心,他也绝非无能之辈,只是手下缺乏得力的亲信、干将。范雎的出现,令他眼前一亮,隐约感到某种时机的到来。
昭王屏退左右,恭敬地两腿跪在地上,挺着上身,请求范雎说:“先生怎么指教我?”范雎只是说:“是,是。”过了片刻,昭王又请求说:“先生怎么指教我?”昭王如此反复了三遍。最后,范雎讲:“不是臣不说。臣听说从前吕尚遇文王,文王待吕尚厚,吕尚也对文王谈得深,所以文王依靠吕尚的辅佐而征服天下。臣是秦国的一个过客,和王没有什么交情,而臣所要说的事,牵涉到王的骨肉之亲。臣愿效愚忠进谏,却不知王的心思究竟如何,这是王再三问臣,臣却不敢作答的原因。臣不是因害怕而不敢讲,如果臣今天讲了明日就被害,臣并不害怕,因为人免不了一死。如果需要臣死而又能对秦国有所好处,臣是心甘情愿的。然而,臣所害怕的,是臣死以后,天下的人如果都知道臣是为尽忠而身死,以后就没有人再敢对王进言了,也没有人敢入秦了。”
范雎如此一段话语,使昭王不由得心头一热。他说:“今日得见先生,有幸。先生有话尽管讲,事无大小,上至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全部都说出来,以教导寡人,不要怀疑寡人。”
范雎连忙向昭王作拜,昭王也向范雎回拜。于是,范雎说:“秦国地势险要,军队强盛,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这是可以成就王业的地方。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这是有利于成就王业的人民。大王您有此二者,霸业可成啊!可是,秦国至今已闭关15年,不敢积极地向东方拓展,这是因为穰侯为秦国谋不忠,大王的计策有所失。”昭王忙讲:“寡人愿意听听计策失在什么地方。”
范雎害怕隔墙有耳,不敢说秦国内的事,就先讲对外的事,以此进一步了解、观察昭王。他说:“穰侯要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纲、寿,这是失计。出兵少了不足损伤齐国,出兵多了则对秦国有害。今天秦和邻国的关系并不亲善,跨越邻国去攻别国,行吗?这在策略构想上是有疏漏的。以前齐湣王南攻楚国,斩军杀将,辟地千里,可到最后连一寸土地也没有得到,难道是不想得地吗?是因为形势不允许呀!后来各国看到齐国很疲惫,君臣又不和,就兴兵伐齐,大破齐国。齐国所以大败,就是因为伐楚而肥了韩、魏,这也就是所谓的借武器给敌人、送粮食给盗贼。王不如远交近攻,那样,得一寸土地就是王的一寸土地,得一尺土地就是王的一尺土地。今天放弃这样的策略去远攻,不是太荒谬了吗?从前中山国方圆500里,赵国紧挨着它,将它吞并了,别的国家也不能对它怎样。韩国、魏国处在各国之中,是天下的枢纽。大王要想称霸诸侯,就一定要征服韩、魏。以便掌握天下的枢纽,并进而威慑楚、赵。如果楚、赵都依附秦国,齐国也必定依附秦国。”
昭王非常赞赏范雎这一“远交近攻”的策略,就欣然采纳,拜范雎为客卿,参与军事谋划。
四、贬逐“四贵”,范雎为相
范雎“远交近攻”的策略付诸实施后,秦国的军事行动就由被动变为主动,并逐步取得一些胜利。范雎也因此进一步受到昭王的信任。随着君臣关系的日益密切,范雎感到向昭王谈论国内事务的时候到了。
一天,范雎对昭王讲:“臣在山东时,只听说齐国有孟尝君,没听说有齐王。也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没听说有秦王。一国的王是一国的头脑,他要定夺国家大事,要有生杀予夺的权威。今天,太后能够擅自行事,穰侯可以出使不报,华阳、泾阳、高陵可以自行决断,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说秦国无王啊。‘四贵’的权势盛国家就危险,大王的权力就可能倾覆,命令也不能从王出。臣听说善于治国者,就要树立威望、握紧权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范雎又引证齐、赵两国权臣废君的教训,说道:“崔杼、淖齿是齐国的臣,齐王为他们所害。李兑是赵国的臣,他困主父于沙丘,百日饿死。现在太后和‘四贵’就好比崔杼、淖齿、李兑。秦国从有等级的官吏到诸大臣,以及大王左右的人,没有不是属于相国穰侯的,王在朝廷实际是孤家寡人。臣实在为王惶恐不安,以后拥有秦国的不会是王您的子孙了。”
昭王听范雎如此一说,万分惊惧,决心铲除祸害。在范雎的帮助下,昭王采取周密部署与果断措施,一举废掉宣太后,同时将穰侯魏冉与高陵、华阳、泾阳君逐出关外。秦王收回了魏冉的穰侯爵号和相印,让他去陶邑休养。当魏冉迁居时,满载珍宝的车辆有1000多乘。在离境出关检验时,有人发现,魏冉的宝器奇珍竟比王室还多。这一年是公元前266年,秦昭王四十一年。
紧接着,昭王拜范雎为相,并封他为应侯(应在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从此,秦国内政和军事大权便为范雎所控制。对内,他对政权机构进行清理整顿,废止了贵族擅政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外,积极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并节节取胜。
五、远交近攻:秦加紧进攻三晋
在范雎出任秦相以前,昭王即已开始按照范雎的主张,改变魏冉舍近求远攻打齐国的战略。范雎被拜为客卿的当年,秦国就派五大夫绾率兵伐魏,攻取怀(今河南武陟西南)。公元前266年,秦军占据魏的刑丘(今河南温县东)。范雎相秦后,将攻击的矛头又指向韩。
范雎去见昭王,主张先以武力相威胁,迫使韩国就范,如果不成再出兵。韩国虽已趋衰弱,却并不肯将国土拱手相让。于是,自公元前265年开始,秦国连续不断地向韩国发动军事进攻。
向韩发兵的当年,秦军即攻取少曲(今河南孟县境内)、高平(今河南济源西南)。次年,秦将白起攻韩,又拔5城,斩首5万。公元前263年,白起又进兵太行山以南地区。韩国的疆土就这样一块块被秦蚕食掉。
随着对韩扩张的一步步得手,秦国与赵国之间的矛盾就趋于激烈。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爆发了著名的长平大战,秦将白起坑杀40万降卒,惨绝人寰;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赵国的力量。
六、攻伐邯郸:范雎与白起的矛盾
长平一战,秦国威势大震,同时也让白起声名远扬。这引起了范雎的嫉妒。范雎辩士出身,靠游说起家,虽然干练、有谋略,却心胸狭窄,容不得别人与他争锋。白起在魏冉为相时就已功勋卓著,现在长平一战更使他如日中天。范雎惟恐在这个崇尚武功的国度,因白起的功高,使自己身价跌落,从而不能独揽大权。
长平大战后,形势对秦非常有利。白起准备一鼓作气,乘势灭赵攻韩。公元前259年10月,秦军再度攻占上党,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龅率领,攻下韩国的皮牢(今山西翼城东);另一路由司马梗率领,占领了赵国的太原。白起自己则统率主力留在上党,等待昭王发出向邯郸进攻的命令。可是,等了两个月,得到的却是“罢兵”的命令。
原来,昭王听从了范雎的话,认为秦兵在外日久,应让士卒休息,并准允韩、赵割地求和。白起只好奉命,班师回国。乘胜灭赵的计划成了泡影,快到手的战功落了空,白起不免心生怨恨。从此,范雎与白起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赵国、韩国本来说好赔地,可秦兵退后,只有韩国献出了土地,而赵国却变了脸,拒不割地,并且派人去齐国,准备联合抗秦。昭王见赵国违约,还要联络别国一起反秦,就又命令白起率兵伐赵,这回轮到白起说:“不可。”
白起之所以反对伐赵,既有对范雎不满的因素在内,也是出于对形势的分析、考虑。他指出:“赵国自长平之战以后,君臣发愤图强,努力耕作,对外又与燕、魏结亲,与齐、楚连好,处心积虑,备战抗秦。所以,赵国现在是国内实、交外成,秦国不可以攻伐啊。”白起的话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昭王和范雎主意已定,就另派王陵率兵攻赵。
公元前258年,王陵在进攻邯郸时受挫,秦军伤亡不少。昭王又想起了白起,想请他出马。白起称病不出。
然而,前线不断失利,消息传来,令昭王十分焦急,就令范雎亲自去劝说白起。范雎无奈,就装模作样地去请白起就职。白起依然推托有病,不肯出战,并进一步分析形势,指出此次出兵,不可能得胜。他说:“现在赵国军民同心协力,誓死保卫国家。山东各国也都对秦国怀有怨恨,秦若攻赵,它们必然相救。秦国远离自己的国土攻打邯郸,赵国坚守,诸侯外援,秦军必受夹攻。”
范雎早就有意让自己的亲信郑安平替代白起,所以白起的拒绝,正合他意。范雎回到朝廷,向昭王禀报,同时也免不了对白起数落一番。昭王听了,大发雷霆:“不要你白起,我也能灭赵。”于是昭王让王龅代替王陵,并增加军队,继续围攻邯郸。
不幸的是,事态的发展恰如白起所预言的。赵国军民拼死抵抗,秦军久攻不下。同时魏国、楚国的援军又赶来攻击秦军,秦军大批逃亡,处境危险。
昭王不得不再去求助于白起。这次,昭王本人亲抵白起府邸,命令白起带兵伐赵,但白起还是以生病为由予以拒绝。昭王火冒三丈,对白起说:“你虽有病,但还是要为寡人出征。哪怕你是躺在床上指挥。”生性孤傲的白起,心里有气,拒不从命,并继续向昭王陈述不可出兵的理由。他对昭王说:“愿大王接受臣之见,这回就放了赵国,让他们休养生息,同时伺机等待东方国家的变故。这样可以安抚东方国家的恐惧,攻伐、诛灭其中骄横和无道的。用道义的力量来命令诸侯,天下就可以定矣。何必一定要先对赵国开刀呢?”
昭王根本听不进去,谈话彻底崩裂。昭王当即削去封予白起的武安君爵位,并将他逐出咸阳,迁至阴密(今甘肃灵台县西)。由于有病,白起没有马上动身。
3个月后,秦军在前线失败的消息传来,昭王又迁怒于白起,令他立即起行,不得滞留咸阳。白起只得起程。
这时,范雎又在昭王面前煽动对白起的不满情绪,说白起心中不服,“其意怏快”,恐怕日后有变。昭王听范雎这么一说,也感到留着这位能攻善战又生性刻薄的人,很可能是一个祸根,就立即派出使者追赶白起。在距咸阳以西10公里一个叫杜邮的地方,使者拦住了白起。使者按照昭王的吩咐,令白起自杀。白起引剑自刭而死。
七、“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
在《史记》中为范雎作传的司马迁,曾详细地记述了范雎与须贾、魏齐之间因私人怨恨而引出的一段故事。俗话说得好,“于细微处见精神”,《史记》中的这些貌似平常琐碎的事情,其实为人们深入了解范雎的为人以及为政,提供了绝好的资料。
范雎早年投在须贾的门下,却不幸受其污辱,幸亏得到王稽和郑安平的帮助,才得以逃到秦国。这事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对此,范雎一直耿耿于怀。后来范雎为相后,恰巧有一次须贾被派到秦国求和。范雎闻知,就特意微服出行,并装模作样地在路上“巧遇”须贾。
须贾只知道秦相叫张禄——这是当年范雎接受郑安平建议而更换的姓名,入秦后一直沿用——却浑然不晓张禄就是范雎。须贾路遇范雎,两人难免一番寒叙。言谈中范雎故意作出不得意状,弄得须贾颇哀怜他。须贾此次身负重任,出使秦国,正需要人帮助,也就想与范雎拉拉关系,帮着走走门路。于是便留范雎吃饭,还送给他一件袍子。席间,须贾提起他那4匹马拉的大车坏了,不能去见秦相。范雎赶紧表示,愿为须贾去借,并陪同前往,代为通报。
范雎为须贾驾着马车来到相府门口,对须贾说:“你等着我,我为君先入内通报。”然后就独自一个人进去了。须贾在门口等啊等,却不见范雎出来,就问看门的:“范叔怎么还不出来?”看门的回答:“没有范叔这个人。”须贾说:“就是刚才给我驾车的那位。”看门的一本正经地对须贾讲:“那可是我们的秦相张君。”
须贾大惊,随即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被已经飞黄腾达的范雎故意耍弄了。须贾赤膊跪行,要向范雎谢罪。
于是,范雎摆起架势,召见须贾。须贾连连叩头,声言自己该死。范雎当众历数须贾的3条罪状:1.当年从齐国归来,你向魏齐诬告我暗通齐国;2.魏齐令人打我,又将我扔在厕所间,你不制止;3.你还向我身上撒尿。接着,范雎又说,考虑到今日你对我尚有故人之意,还以袍子相赠,所以也就把你释放算了。但是,你要传话给魏王,迅即拿着魏齐的头来,不然的话,马上踏平大梁(魏国都城,今河南开封市)。
须贾回到魏国,并带回范雎的口信。魏齐知道后,慌忙逃到赵国,藏匿在平原君的家里。这事后来传到了昭王的耳朵里,昭王深谙范雎的脾气、性格,知道他必定要找魏齐报仇的,就写信给平原君,要与平原君结“布衣之友”,并作“十日之饮”。
平原君怕秦,就入秦见昭王。昭王逼迫平原君交出魏齐,却遭到拒绝。昭王就将平原君软禁,并致信赵王,进行恐吓。最后,魏齐知道自己因得罪范雎而与秦国交恶,终将一死,就自刭而绝。赵王马上让人提着魏齐的首级,送到秦国,这才暂时免去一场劫难。
范雎在“以怨报怨”的同时,也不忘“以德报德”。对于救过他命的王稽、郑安平,范雎都予以提拔重用。还有那些曾在范雎倒霉的时候给予过帮助的,范雎也竭力加以报答。司马迁对此概括为:“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睚眦,音牙自,指发怒时瞪眼睛。借指极小的仇恨。)
八、辩士与政客:范雎的长与短
昭王长期以来一直信任和重用范雎。白起之死,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昭王偏向范雎: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范雎争宠又获得了一次胜利。昭王曾将范雎尊为“叔父”,把他得到范雎比作周文王得到吕尚、齐桓公得到管仲。范雎相秦也确有显著功绩,并为日后秦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除了表现于倡议驱逐“四贵”,结束外戚专权,加强中央集权和明确地树立“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还体现在其他一些正确的治国政策上。比如在他当权期间,秦廷加强了对巴蜀地区的联系和控制。
自秦惠王降服巴蜀以后,蜀守张若及其继任者李冰,迁移民、筑城市、修水利、治农业,使得当地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社会面貌发生很大的改观。但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于是,范雎决定在由秦入蜀的群山峻岭中开凿栈道。千里栈道的开通,便利了秦、蜀间的往来交通,也使秦国的用兵更加灵活,可以由蜀地出击东方国家。此后,秦国不断地恫吓楚国,扬言由蜀地而下,秦军不消几日就可踏平楚国。
在范雎为相期间,当时的大学者、著名思想家荀况曾入秦考察。范雎以礼相待,并询问荀况到秦国后有何观感。荀况说了这样一段话:“秦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既有关隘要塞的险峻,又有山林川谷的富饶。这里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尚浮华。他们对官府都很害怕,服服帖帖地听从官吏的摆布,遵守法令。而衙门里的官吏,则奉公守法,认真为朝廷办事,不偷懒,不营私舞弊。贵国的士大夫也都守法奉公,出家门进官府,出官府就回家。不结党营私,识大体,顾大局。再看朝廷,处理政务简捷明快,不为烦琐细务纠纷扯皮,真像古代恬然无治的样子。”末了,荀子感慨地说:“怪不得秦国自孝公、惠文王、武王以至昭公,不断取得胜利。这不是侥幸,是必然的结果啊!”这些话,当然也包括了对范雎治国有方的一种肯定。
但是,范雎相秦也有不当之处。这主要是他心胸狭窄,又过分看重个人的恩怨。范雎与白起的矛盾,就是一个例证。还有,“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为人处世的原则与作风,使他全无政治家的风度,变成了一个市侩式的报复泄愤者,而且在用人方面也产生问题。像他为感恩而委以重任的郑安平、王稽,后来都给秦国造成损害。郑安平在邯郸之役中被赵国、魏国、楚国的军队内外夹击打得大败,后又被围,突围不出,就带着2万秦军投降了。王稽在任河东太守时,与东方诸国暗地沟通,结果被诛杀。按照秦国的法律,任人不善者,要受到同样的处罚。所以,范雎也险些因王稽通敌而被诛。
太史公司马迁不愧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他以生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范雎与须贾、魏齐、郑安平、王稽之间的恩怨、曲折,并借此告诉人们:先秦的游士,如范雎之辈,奔走于各国,虽不同程度地存有利国利民的志向,但主要还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们中的一些人,以辩才取得荣宠,也能提出一些有益的主张,推行一些有益的措施,但称不上是有远见、有气度的政治家,只能是一些政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