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什么叫礼俗社会?；礼俗社会亦称“共同体”，指传统的社会；所谓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是与其他国家相区别的国情；《乡土中国》最重要的是提出，“礼治秩序”及其“差；什么是礼治秩序?《乡土中国》认为:“礼是社会公认；又说:“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礼俗本于生活，但这礼和俗并不是一回事，礼是由统治；《乡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两种不同性质社会所作的有中国特色的概括,通过类比不同的社会结构来理定我国的社会结构.这种对比研究是对经验和实践的总结,通过比较两种社会结构的异同找出社会内在规律,从而较为客观地总结了乡土中国的本质特点,并论证了结构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形成许多有价值的一般概念.
什么叫礼俗社会?
礼俗社会亦称“共同体”，指传统的社会。其特征是：规模小，分工与角色分化较少，家庭为社会核心单元，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人的或具有感情色彩的初级关系，人的行为主要受习俗、传统的约束，社会具有很强的同质性。
所谓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是与其他国家相区别的国情和民性，这是制定国策的前堤和基础，要准确把握国情和民性，需要大量的社会调查和对中国历史的深入了解，这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位地反复探讨和研究。
《乡土中国》最重要的是提出，“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这是对前现代中国农村生存环境和农民生活状态最深刻、简约的提炼。
什么是礼治秩序? 《乡土中国》认为:“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又说:“ 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所以礼俗社会就是以民间传统习俗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即为礼制。概而言之，由习俗提升为礼制，礼制的实施即为礼治。礼俗与礼治是从上层或下层不同方位的表述，这也就是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所说:“ 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依靠代代相传的习惯势力实施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这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依仗国家权力管理民众的法治有所不同，更与现代的法理社会有不同的实质。虽然在实施礼治的实践中常有援法入儒，寓法于礼的情况，但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并以礼义之邦的标榜，来表现中华民族有别于外邦异域的社会理想，此种文化形态也可称为礼俗文化。因此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
礼俗本于生活，但这礼和俗并不是一回事，礼是由统治阶级制定的典章制度，俗是从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对礼和俗进行了整合，并以此进行社会管理即为“礼治”。柳诒徵在《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中认为，以礼俗治国“博言之，即以天然之秩序(即天理)为立国之根本也。”在世界上并不乏有遵循天然秩序生活的民族，但在中国“礼俗之界，至难划分。”这是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覆盖面最广，传承力最顽强的重要原因，五十多年前史学界和社会学界提出礼俗问题，正是源于探究中华文化这一特性的思考，而这一特性又本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乡土社会。
《乡土中国》所谓的“乡土”是指进行小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村，那里居住的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居民，他们依附土地，自耕自食，自织自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跟随太阳的出没，地球的自转，自然安排生产劳动。晴天多出工，雨天就可以少出工或不出工，只要不违农时，
按季节春耕秋收，逢上风调雨顺就有好收成。年复一年地就地生产，就地消费，缓慢的生产节奏，养成松懈而稳定的生活方式。农民在这里按照自发形成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不离乡土，安身立命，人与人之间，非亲即故，彼此都是熟悉的乡亲，费孝通称此为熟人社会。农村的基层组织，依靠代代相沿的习俗进行社会管理，这管理并非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而是有轻重厚薄的分别，这种“差序”，形成既定的“格局”，如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等等，按照人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和等级进行序列管理，即是“礼治秩序”。这是由君臣父子为核心推演的社会关系网，一层驭一层，层层相隶属，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生息，无论是改朝换代或是战争离乱，风雨不惊，即使打散了，很快又复原如初。所以中国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在世界文化史上公认为传承力最强劲的中国文化，正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礼治秩序”，这种社会管理秩序和结构导致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所以说《乡土中国》提出的这个概念，高度概括了广大农民的生存和生活状态，这就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不了解这样的乡土社会，就不了解中国。
改革开放清理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当人们以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社会史论战，发掘它合理的内核，发现这些为振兴中华而兴起的论战和文化思潮都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留下可贵的经验。《乡土中国》虽不是社会史论战中的作品，但它以深入的田野调查，严谨的社会剖析，提出对传统社会的再认识，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这是作者尝试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认识历经37年的风风雨雨，岁月的磨励没有冲淡它的锋芒，反而以强烈的现实性再次引起人们的思索，在1984年重新出版，尔后又一再重版，成为社会学的经典之作。
当代中国正在经受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双重转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历史巨变。新旧生产方式的并存和代谢；社会机制的解体和重构；中外文化的激荡和交融；思想观念转化的反复和阵痛等等，使许多问题的复出带有乡土社会的遗迹。在这样的环境中，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更要重新认识国情，逐步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现代化的道路和步骤。1981年2 月13日《光明日报》编辑部组织《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的讨论，编者按指出:“ 过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老是犯‘左’的错误，多次遭到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自己的国情重视得不够。”再次召唤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国情。这是由否定十年文革而启动的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重新思考，由此进入对国情再认识的领域。
对于国情能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进行正确的判断，是影响国计民生决策的大事。由于对国情认识不足，在生产和消费方面造成的损失已令人触目惊心，例如，历来教科书都宣扬中国地大物博，似乎没有这样的豪言壮语就不足以表现爱国心，因此这种看法素来不被质疑，也不容旁议。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中国是地大物不博，但在当时并不引人注意，直到最近又有人重新提出物不博的问题，这才引起普遍的关注，大报小报加以转载，这是因为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凸显资源匮乏的矛盾，已经威胁到经济建设能不能持续发展的大问题。以水资源来说，逐年减少，地下水下沉，荒漠化严重，山西大同近几年农作物产量平均比往年减少82% (1) 有的地方连饮用水也难以保证，南水北调虽可缓解北方一时之渴，但到了山西、河北这样的缺水大省也要向北京调水9000万立方米，可见这问题的严峻，如果早一些认识国情，厉行节约，从实际出发规划城市的发展，又何至于弄到这一地步! 不从现实的国情出发，用资源的高消耗刺激经济增长，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自然资产损耗最严重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
上述只是自然生态，就社会生态而言，也不一定就为生活其中的人所理解，例如，在礼俗社会中，经营交易的双方主要是靠信用取得彼此的信任，而不是靠契约，这虽然是中国传统的美德，但这道德主要是靠的是自律，契约却是法制性的，没有法制进行约束，那就失去监督的机制，没有监督的信用并不可靠，在一个熟人社会，彼此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进行小额的交易尚能维持的话，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进行跨地区、跨国的贸易，在陌生人的世界中交易，根本无以为继。在宗族社会中，家庭是家长统治下的财产共有制，这种秩序养成个人缺失产权观念，许多民众至今都不知道怎样维权。由于法制观念薄弱，致使中国古代有高额的商业资本，却没有经济法。是自律还是他律，这是礼治与法治对社会管理的根本差别。所以中国要从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化过渡，必需要有相应的法制建设，要厉行法制就必须充分认识“礼治秩序”所造成的习惯势力，对执法可能发生的障碍，以及应变的对策。
沿袭几千年的家族“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所造成的人际之间的远近亲疏，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尊卑贵贱的等级制本该成为过去式，但是官本位的格局所形成的“一级之差，政治、经济、文化。”这民间的顺口溜却反映了“差序格局”仍有遗留。目前在豫南山乡出现的现代媒婆帮，包办婚姻，重又复活了家长对自由恋爱的干挠(2) 。在从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屡屡出现的宗族势力的干扰，家族管理的弊病，以及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心态，无一不与乡土社会有关。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是自然生态还是社会生态，都是国家、民族实实在在的生存状况，对国情、民情的漠视，又怎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对于怎样改造乡土社会，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通过具体的社会调查，提出发展农村手工业的设想，使农民不进城，就在当地实现致富之路，由此逐步向工业化过渡。这与当前在中国实行的使农民进城，促进城市工业化，再带动农村工业化是不同的思路。半个世纪以来城市工业化的发展，确实对农村的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目前严重的三农问题的存在，农业、农村、农民的贫困，说明单纯用城市化推动农
什么叫礼俗社会?
礼俗社会亦称“共同体”，指传统的社会。其特征是：规模小，分工与角色分化较少，家庭为社会核心单元，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人的或具有感情色彩的初级关系，人的行为主要受习俗、传统的约束，社会具有很强的同质性。
所谓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是与其他国家相区别的国情和民性，这是制定国策的前堤和基础，要准确把握国情和民性，需要大量的社会调查和对中国历史的深入了解，这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位地反复探讨和研究。
《乡土中国》最重要的是提出，“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这是对前现代中国农村生存环境和农民生活状态最深刻、简约的提炼。
什么是礼治秩序? 《乡土中国》认为:“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又说:“ 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所以礼俗社会就是以民间传统习俗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即为礼制。概而言之，由习俗提升为礼制，礼制的实施即为礼治。礼俗与礼治是从上层或下层不同方位的表述，这也就是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所说:“ 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依靠代代相传的习惯势力实施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这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依仗国家权力管理民众的法治有所不同，更与现代的法理社会有不同的实质。虽然在实施礼治的实践中常有援法入儒，寓法于礼的情况，但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并以礼义之邦的标榜，来表现中华民族有别于外邦异域的社会理想，此种文化形态也可称为礼俗文化。因此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
礼俗本于生活，但这礼和俗并不是一回事，礼是由统治阶级制定的典章制度，俗是从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对礼和俗进行了整合，并以此进行社会管理即为“礼治”。柳诒徵在《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中认为，以礼俗治国“博言之，即以天然之秩序(即天理)为立国之根本也。”在世界上并不乏有遵循天然秩序生活的民族，但在中国“礼俗之界，至难划分。”这是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覆盖面最广，传承力最顽强的重要原因，五十多年前史学界和社会学界提出礼俗问题，正是源于探究中华文化这一特性的思考，而这一特性又本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乡土社会。
《乡土中国》所谓的“乡土”是指进行小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村，那里居住的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居民，他们依附土地，自耕自食，自织自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跟随太阳的出没，地球的自转，自然安排生产劳动。晴天多出工，雨天就可以少出工或不出工，只要不违农时，
按季节春耕秋收，逢上风调雨顺就有好收成。年复一年地就地生产，就地消费，缓慢的生产节奏，养成松懈而稳定的生活方式。农民在这里按照自发形成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不离乡土，安身立命，人与人之间，非亲即故，彼此都是熟悉的乡亲，费孝通称此为熟人社会。农村的基层组织，依靠代代相沿的习俗进行社会管理，这管理并非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而是有轻重厚薄的分别，这种“差序”，形成既定的“格局”，如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等等，按照人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和等级进行序列管理，即是“礼治秩序”。这是由君臣父子为核心推演的社会关系网，一层驭一层，层层相隶属，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生息，无论是改朝换代或是战争离乱，风雨不惊，即使打散了，很快又复原如初。所以中国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在世界文化史上公认为传承力最强劲的中国文化，正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礼治秩序”，这种社会管理秩序和结构导致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所以说《乡土中国》提出的这个概念，高度概括了广大农民的生存和生活状态，这就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不了解这样的乡土社会，就不了解中国。
改革开放清理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当人们以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社会史论战，发掘它合理的内核，发现这些为振兴中华而兴起的论战和文化思潮都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留下可贵的经验。《乡土中国》虽不是社会史论战中的作品，但它以深入的田野调查，严谨的社会剖析，提出对传统社会的再认识，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这是作者尝试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认识历经37年的风风雨雨，岁月的磨励没有冲淡它的锋芒，反而以强烈的现实性再次引起人们的思索，在1984年重新出版，尔后又一再重版，成为社会学的经典之作。
当代中国正在经受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双重转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历史巨变。新旧生产方式的并存和代谢；社会机制的解体和重构；中外文化的激荡和交融；思想观念转化的反复和阵痛等等，使许多问题的复出带有乡土社会的遗迹。在这样的环境中，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更要重新认识国情，逐步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现代化的道路和步骤。1981年2 月13日《光明日报》编辑部组织《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的讨论，编者按指出:“ 过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老是犯‘左’的错误，多次遭到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自己的国情重视得不够。”再次召唤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国情。这是由否定十年文革而启动的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重新思考，由此进入对国情再认识的领域。
对于国情能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进行正确的判断，是影响国计民生决策的大事。由于对国情认识不足，在生产和消费方面造成的损失已令人触目惊心，例如，历来教科书都宣扬中国地大物博，似乎没有这样的豪言壮语就不足以表现爱国心，因此这种看法素来不被质疑，也不容旁议。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中国是地大物不博，但在当时并不引人注意，直到最近又有人重新提出物不博的问题，这才引起普遍的关注，大报小报加以转载，这是因为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凸显资源匮乏的矛盾，已经威胁到经济建设能不能持续发展的大问题。以水资源来说，逐年减少，地下水下沉，荒漠化严重，山西大同近几年农作物产量平均比往年减少82% (1) 有的地方连饮用水也难以保证，南水北调虽可缓解北方一时之渴，但到了山西、河北这样的缺水大省也要向北京调水9000万立方米，可见这问题的严峻，如果早一些认识国情，厉行节约，从实际出发规划城市的发展，又何至于弄到这一地步! 不从现实的国情出发，用资源的高消耗刺激经济增长，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自然资产损耗最严重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
上述只是自然生态，就社会生态而言，也不一定就为生活其中的人所理解，例如，在礼俗社会中，经营交易的双方主要是靠信用取得彼此的信任，而不是靠契约，这虽然是中国传统的美德，但这道德主要是靠的是自律，契约却是法制性的，没有法制进行约束，那就失去监督的机制，没有监督的信用并不可靠，在一个熟人社会，彼此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进行小额的交易尚能维持的话，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进行跨地区、跨国的贸易，在陌生人的世界中交易，根本无以为继。在宗族社会中，家庭是家长统治下的财产共有制，这种秩序养成个人缺失产权观念，许多民众至今都不知道怎样维权。由于法制观念薄弱，致使中国古代有高额的商业资本，却没有经济法。是自律还是他律，这是礼治与法治对社会管理的根本差别。所以中国要从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化过渡，必需要有相应的法制建设，要厉行法制就必须充分认识“礼治秩序”所造成的习惯势力，对执法可能发生的障碍，以及应变的对策。
沿袭几千年的家族“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所造成的人际之间的远近亲疏，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尊卑贵贱的等级制本该成为过去式，但是官本位的格局所形成的“一级之差，政治、经济、文化。”这民间的顺口溜却反映了“差序格局”仍有遗留。目前在豫南山乡出现的现代媒婆帮，包办婚姻，重又复活了家长对自由恋爱的干挠(2) 。在从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屡屡出现的宗族势力的干扰，家族管理的弊病，以及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心态，无一不与乡土社会有关。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是自然生态还是社会生态，都是国家、民族实实在在的生存状况，对国情、民情的漠视，又怎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对于怎样改造乡土社会，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通过具体的社会调查，提出发展农村手工业的设想，使农民不进城，就在当地实现致富之路，由此逐步向工业化过渡。这与当前在中国实行的使农民进城，促进城市工业化，再带动农村工业化是不同的思路。半个世纪以来城市工业化的发展，确实对农村的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目前严重的三农问题的存在，农业、农村、农民的贫困，说明单纯用城市化推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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